1888年春天的夜晚，托尔斯泰莫斯科住宅里来了几个客人。其中有画家列宾，有演员安德烈耶夫-布尔拉克，有音乐学院的一个学生，有托尔斯泰的儿子安德留沙和米沙的老师，有小提琴手拉索托。大家要求托尔斯泰的大儿子谢尔盖跟拉索托演奏几支曲子。
两个青年演奏了贝多芬的一首献给克莱采的奏鸣曲，大概演奏里充满了激情。托尔斯泰特别喜欢的这首奏鸣曲的第一部分给了大家强烈的印象。他们谈起来，说最好由托尔斯泰写一篇以克莱采奏鸣曲为题材的小说，由列宾作插图，让安德烈耶夫-布尔拉克演出。这个想法当时没有实现：不久，安德烈耶夫-布尔拉克去世了。但托尔斯泰却在继续构思。
很难说，创作《克莱采奏鸣曲》的念头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在这个晚上受到音乐的感染之后呢，还是在更早些时候——1870年代。那时他写好了《杀妻凶手》的草稿之后就撂下了。托尔斯泰夫人1890年12月28日的日记里说，这篇小说的故事情节是安德烈耶夫-布尔拉克提供给他的。安德烈耶夫-布尔拉克把有一次坐火车听一位先生讲的妻子背叛丈夫的故事讲给了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就把这个故事当作了《克莱采奏鸣曲》的情节。
1889年4月3日，托尔斯泰在斯帕斯克村乌鲁索夫家作客时，早晨起床后想写点新东西，把已开始写的所有小说的开头部分重读了一遍，最后决定写《克莱采奏鸣曲》。4月5日，他在日记里写道：“《克莱采奏鸣曲》写了很多，而且写得不坏。”
托尔斯泰写《克莱采奏鸣曲》里主人公同妻子的关系时，把他和夫人共同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写进去了，把夫人身上的一些特点安到女主人公身上。这自然引起了夫人的不满。
托尔斯泰对夫人的态度大体上像他在一篇日记里写的那样：“爱情是没有的，只有肉体上的性交需要和理性上的对生活伴侣的需要”。
1890年2月25日，刊登这篇小说的《托尔斯泰全集》第十三卷被查禁了。托尔斯泰夫人写信给内务大臣要求取消禁令，未能成功。最后她到彼得堡去当面请求皇上批准小说出版，结果获得批准。这已是1891年4月的事了。
性的问题在整个这时期是托尔斯泰经常考虑的问题。他自己是过来人，一生都在跟性欲的引诱作斗争，深知这种引诱会导致人犯罪，甚至完全堕落。他一写完《克莱采奏鸣曲》，1889年11月10日，午后开始写《弗里德里克斯的故事》（这是《恶魔》最初的标题）。在两个星期里写出了这篇中篇小说的草稿。在这篇小说里，他描写了一个人对一个农妇的野兽般的情欲以及他同这情欲所做的斗争。情节是小说的主角的姐姐讲的，实有其事。这事就发生在她弟弟身上。但是里面也有托尔斯泰自己当年狂恋农妇巴济金娜的影子。草稿写成之后，托尔斯泰就几乎再没碰它，直到20年后才写了新的一稿，定稿时才把标题改为《恶魔》。
这篇小说，托尔斯泰一直瞒着夫人，没让她看到，怕她嫉妒。
在这段时间里，即1889—1890年间，托尔斯泰重新回到小说《谢尔盖神父》上来。这篇小说的大纲托尔斯泰早在1890年2月3日给切尔特科夫的信里已写出来了。小说写的是一个以圣洁的生活而著称的僧人被女人引诱而堕落的故事。关于《谢尔盖神父》，他在日记里有这样一些记载：
1890年7月14日：“想重新开始写《谢尔盖神父》。”
8月3日：“思路清晰。”
8月18日：“这个故事越来越深地吸引着我。”
《谢尔盖神父》是1898年才写成的。写了这么长的时间，表明这个主题托尔斯泰很感兴趣，然而又很难用艺术手法体现出来。思想家的托尔斯泰和艺术家的托尔斯泰的活动中两种极端矛盾的倾向交叉到一起。
一方面，他觉得修道院的修行可以解决世俗生活的各种矛盾；另一方面，他又认为隐修生活是违反人的天性的，使他特别愤慨的是，僧侣们是靠别人的劳动生活的。他笔下的修道院并没有摆脱世俗的诱惑，不过使这种诱惑带上了极端变态的形式。
托尔斯泰这时考虑写的作品不少。他开始写科尼讲给他的那个故事。他把这个故事叫做《科尼的故事》，后来改为《复活》。他写了一阵就放下了。
1886年秋，托尔斯泰想写一部喜剧，拟了两个提纲。但没有写完就放下了。直到1889年3月底才重新开始写。大女儿塔尼亚和大儿子谢尔盖从国外回来，塔尼娅发起要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演剧，请父亲允许演他的喜剧。于是托尔斯泰便把喜剧拿出来修改，用三天时间修改完了。
这就是《教育的果实》。演员和导演都由自家人和亲朋好友担任。在排练过程中，托尔斯泰常从演员手中把剧本拿到书房去修改。舞台搭在客厅里，从图拉来了许多观众。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有些地方使观众笑得直不起腰来。1890年，图拉地区法院院长达维多夫在图拉市演出这个喜剧为教养所募捐。4月19日，在皇村上演为城市贫民募捐，皇帝皇后也出席观看了，可是皇上却认为此剧不宜在舞台演出。检查机关便根据这道圣旨只允许业余演出。直到1894年才允许这部喜剧在俄国所有剧院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