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沃尔夫冈·歌德大学是一所坐落在莱茵河畔的著名学府，当时任教的法学老师都是名噪一时的政治家。
早在1945年之前，人们对“法学”这个概念并没有多大印象，但是，自从1945～1946年期间，美国法院在纽伦堡司法大楼对前国社党头目，高级军官和部长等主要战争罪犯作出判决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很多人开始谈论法律、关心法律，并且对律师这个职业另眼相看，赫尔穆特·科尔就是其中的一个。
1950年下半年，科尔来到法兰克福大学学习国民经济学、法学和心理学。那时，正是秋天，白嘴鸦、欧椋鸟、穗鸟和花脊鸟在婉转地嘤鸣，一朵朵的忍冬花和山柳菊灿烂地开着，把法兰克福打扮得婀娜多姿。就在这样的季节里，科尔和他的同学们——那些来自东部的难民，那些从硝烟中死里逃生的前军官和士兵，还有那些因战争而延误学业的青年，开始了大学生涯。
但是，仅仅一年，科尔就转学到海德堡的鲁普雷希特—查理大学。因为，他再也忍受不了每天早出晚归，披星戴月，把时间和金钱白白地消耗在路德维希港至法兰克福的往返之中了。
鲁普雷希特—查理大学距路德维希港只有30公里，是鲁普雷希特一世1386年创办的第二所大学。当时全校共有5000名学生。在这里，科尔遇到了他昔日的一些同窗好友，难以名状的乡情，如莱茵河的波涛在心中激荡。
1951年冬季开始时，科尔在海德堡大学开始攻读法律和哲学，并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历史、国家法、政治经济学和公法。他知道，如果想顺利地实现自己的夙愿——成为一名职业政治家，就必须用更多的知识充实自己。
他并不希罕那张大学文凭，但他却需要一种超群绝伦的才能、一种匠心独运的创见、一种高瞻远瞩的谋略。大学学习是他职业政治家的立足点，如果要想成为独领风骚的一代奇才，他不可能远离知识和真理。直到1988年，在科尔担任联邦总理的6年之后，还无限感慨地说：“如果有人……脚下还没有立足之地……就马上从政，我认为是犯了严重的错误。”
在这种心理的促动下，科尔不知疲倦地学习。进入海德堡大学之后，拮据的经济依旧围绕着科尔，他不是富家子弟，他的父亲只是个中产阶级，除了他之外，他的家人还需要父亲的供养。因此，虽然他也能像那些有钱人一样接受着高等教育，却不能穿着名贵的衣服，开着高级跑车，他必须干活，像任何一个需要生活而没有钱的穷人一样。为了维持生活和学业，他开着一辆再也不能小的摩托车，来到巴登苯胺及苏打公司当起磨石工。那是一段怎样艰辛的日子啊，一位雄心勃勃的小伙子为了摄取更多的知识、为了生活和他所酷爱的政治，他不得不在同一天中同时接受三种不同的工作。
在学校，他是一个好学不倦的学生；在工厂，他穿着工作服同工人们一同挥洒着汗水；在政坛上，他却是一位被青年效仿、膜拜的帅才。
尽管如此，1.93米的“黑巨人”骑上特别矮小的两轮机动车的滑稽形象实在令大学生们忍俊不禁，哑然失笑。每当这时，这个钢铁汉子不免产生一种隐隐的酸涩。1951～1955年，科尔一直干着磨石工的工作，后来他又辗转到了一家木工厂，拿起了计件工资。
在那个时代，人们绝对无法把那个曾经干过低贱活的科尔同德意志联邦总理联系起来。事实上，1986年3月14日法国《快报》所描绘的“作为使经济重新复苏的总理，赫尔穆特·科尔也是德国独特的最高人物”，同1951年在巴登苯胺及苏打公司当磨石工的科尔，的的确确是同一个人。
在海德堡，科尔选修了政治学，并聆听了阿诺尔德、贝格施特雷瑟和著名记者多尔夫·施特恩贝格尔所讲的政治课。当时，政治学还处于萌芽状态，许多人都不能正确认识它，有的人甚至把它贬为“缺乏科学性”，但是，科尔却独具慧眼认准了它。
科尔非常喜欢多尔夫·施特恩贝格尔教授，因为这位老师敢随心所欲地将这门有争议的新学科传授给他的学生，而不像别的教授那样采取一种保留态度。
科尔的才华很快得到施特恩贝格尔的赏识，1956年他被选拔为“红色协会”的成员，“红色协会”是科尔对该小组的美称，实际上是由施特恩贝格尔选拔的优秀的大学生和博士生组成的研究性的小组。
进入“红色协会”之后，具有政治天赋的科尔如鱼得水，锋芒初露，他独特的见解常常受到施特恩贝格尔的称赞。爱才的教授先生出于体恤之心，将这位生活困难的高才生安排到了本校的阿尔弗雷德·韦伯研究所当学术助理，月薪150马克。此外，还为科尔联系了德国科学基金会的奖学金。这样，使得赫尔穆特·科尔越发显得鹤立鸡群了。
科尔的理想是成为一名职业政治家。因此，在海德堡学习期间，他有的放矢地选修那些对从政有益的课目，并开始关心裁军、缓和政策和德国史。关于这一点，科尔的博士导师瓦尔特·彼得·富克斯在1990年3月9日回忆说：“根据科尔的经历，我知道他读完博士学位后会进入政界，对此，他也毫不隐瞒。至于他在这方面会有什么作为，我俩从未谈起过……”
富克斯的推断是不无道理的。从1954年开始，科尔就担任了莱茵兰—法尔茨州青年联盟副主席的职务；1955年又被任命为基民盟莱茵兰—法尔茨州执委会委员。
得天独厚的政治地位并没有滋长科尔的虚荣心和满足感。1956年，他开始攻读博士学位并恳请51岁的历史学家富克斯做他的博士导师。他知道，博士学位对于一个未来的职业政治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在富克斯接纳他为博士生之后，科尔开始着手博士论文的撰写，他的论文题目是《1945年后法尔茨的政治发展和政党重建》。在当时还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对此论文的撰写更是无人问津，可是科尔却偏偏独树一帜，并因此同历史结缘。为了能找到有关的资料，从1957～1958年2月，科尔翻阅了大量的年鉴，并深入诺伊施塔特社民党区总部、基民盟区办事处、区政府查阅卷宗、记录和口头报告。
从当时来讲，科尔的这些努力完全是为了撰写论文的需要，但是从中获得的收益远远不是当时的科尔所想象的。两年之后，他凭借着这方面的根基在政坛上独当一面，成为州议会中一颗耀眼的新星。那时的记者竟公开地把这位年青人同著名的社民党主席赫伯特·魏纳相提并论。
这时的科尔不但学会了全面地对待问题，而且知道如何从历史的角度思考问题。他说，“我们不能回避我们的历史”，历史事件是实实在在的。我们不可能对原来发生的事情熟视无睹。我们应该原原本本地接受它，研究它，从中探索自己的行动准则，防止重蹈覆辙。
广博的知识使科尔变得含蓄而有深度。在学术讨论会上，他不会草率地发表论断，而是微笑地坐在椅子上，虽然，他明白自己可以引经据典驳倒对方。
紧张的学习和艰辛的工作并没有使科尔的政治活动受到冷淡和冲击。在1957年联邦议院的竞选中，为了尽职尽责完成好领导选区的竞选工作，他随着张贴宣传画的小组东奔西走，常常工作到深夜。
1958年初，杜鹃鸟发出第一声啼叫的时候，科尔的博士论文终于完成了。当长达160页的论文交到史学家富克斯的手中时，这位史学家连声叫好，称它是“大胆之作”！
洋洋万言中，科尔以精辟的语言，从盟国对德政策中德国的奥得—尼斯河边界谈到莱茵区问题；又从1945～1947年成立莱法州法尔茨的国家法地位谈到了解散中因—萨省问题。
在论文的最后，科尔这样写道：“在法尔茨居住着一群生性快乐、思想开放的人，他们对社会的共同生活和美好的时代充满热忱，对教条的思想深怀反感……除豁达大度外，他们还具有时常表现得过于强烈的、令人难堪的自尊心。”
1958年7月28日，科尔顺利地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
有人说，赫尔穆特·科尔仕途平坦，毫不费力地平步青云。这种评价对科尔来说是极不公正的，这一点至少从他在海德堡的学习和工作上就体现出来了。
从1946年加入基民盟发展到1982年10月1日的联邦总理，在36年的宦海生涯中，如果没有狂风骤雨的冲击，他绝对不会成长为一位成熟的坚强的总理。世界上没有什么可以唾手可得，更没有傻子会将一个国家的命运交到一个庸人的手里。
这一切，正如泰戈尔所说的：“像一支和顽强的崖口进行搏斗的狂奔的激流，你应该不顾一切纵身跳进你那陌生的、不可知的命运，然后，英勇地把它完全征服，不管有多少困难向你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