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静静地站在甲板上，眺望着水天一色的远方。光波荡荡，巨浪悠悠。
想起已经到手的律师文凭，想起马上就能与家人团聚，甘地只感到兴奋不已。
船快驶进孟买港口时，突然风起云涌，海浪凶猛，浪花高飞。长列的波涛一个接一个在船后穷追不舍，咆哮着向行船扑奔而来，像是要吞噬这一艘客轮。
狂吼的风暴既没有吞掉这艘船，也没有扰乱甘地的心境。海上的风暴不可能预示着他学成回国之后的创业顺与不顺，他现在无意作这样的联想。现在他最关心的是尽快见到母亲，请她验收儿子在英国留学所作的答卷。
一声长笛。船到了。哥哥的头巾在码头的人群中晃动。
哥哥告诉他，母亲已经告别人间。这个噩耗形同晴空一声霹雳，使甘地的喜悦心情一扫而光。他悲恸欲绝。他日夜想念的母亲，万分崇拜的母亲，永远地离开了他的孩子，一切美好的想像都已经成为过去。他在英国的时候，母亲已去世。只是哥哥怕影响玄远之地的弟弟，才把这个消息瞒了下来。甘地按照印度教徒的规矩守了斋戒。
梅赫达医师与甘地一同回国，他坚持要甘地到他那里小住几天。后来这两个家庭结成了永恒的友谊。梅赫达向甘地介绍了当地很多朋友。特别是诗人赖昌德，使甘地推崇不已。从诗人身上他看到了人间追求至善至美的人格力量。他认为赖昌德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大师。无限地追求至善是人类的权利，大师的桂冠正是这种权利的报酬，其余的都操纵在上帝手里。他后来回忆说，在现代人物中，只有几位文人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并使他倾倒，其中之一是这位诗人赖昌德，另两位是作家托尔斯泰和诗人泰戈尔。
甘地在哥哥的安排下，正忙于准备开业的园地。哥哥为人宽宏大量，且交游很广。他对弟弟寄予莫大希望，总希望留学归国的弟弟在政坛取得成功，飞黄腾达，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情来。
可是正在这个时候，因出国提出的种姓问题又重新掀起轩然大波。种姓内分成明显的两大派，一派主张立即恢复甘地被开除了的种姓身份；另一派则认为甘地出国是无可挽回的事实，无论如何不能做这样的让步。为了这事，哥哥操碎了心。甘地回到拉奇科特，就由哥哥安排到圣河里洗了澡，大摆了种姓宴席，讨好当地的长老们。虽然这时家庭费用拮据，但是哥哥认为这关系到弟弟的前途命运，不可怠慢。甘地考虑到哥哥的苦心，出于对哥哥的尊敬和孝悌，虽然心里并不很情愿，表面上也只得忍辱含垢，照哥哥的意思来做。由于哥哥极力讨好两派，又在中间作了大量有效的赎罪工作，这场风波才算平息，甘地被重新接纳种姓之内。谁都知道，如果永远被种姓拒之门外，就意味着永远没有社会地位，什么前途未来无从谈起。而且按照种姓的规矩，被种姓遗弃，朋友亲戚，甚至包括岳父母、姐姐姐夫都不能予以招待，连在亲戚家里喝一杯茶都不允许。否则，就会株连这些亲朋。
在没有恢复种姓之前，甘地的行为特别谨慎。尽管一些亲戚都愿意冒着破禁的危险来接待他，他一概都婉言谢绝。就是那些不同意他恢复种姓的偏执的人中，也有一些对他非常客气的，而且宁可在事业上帮他一些忙，在种姓的问题上却不肯作出任何承诺。甘地不抱怨任何人，也力求避免伤害任何人的感情。如果甘地当时稍有不慎，就可能带来一场更大的冲突，使自己陷入被动。恢复种姓之后，甘地回忆说，后来的结果都是由于自己的不抵抗而获得的。
年轻人满脑子异想天开的幻想，恨不得一下子就能体现出自我价值。他有时感到妻子多余，弄得夫妻关系经常有些紧张，无聊地把妻子“逼”回娘家；后来又想到对自己刚刚四岁的儿子和那几个侄儿的教育进行改革，应该以教他们体育为主业，以增强他们的体质；再后来又想对家里的喝茶喝咖啡进行改革，提倡吃麦片粥以代替茶和咖啡。
直到家庭经济发生严重困难，甘地才从想入非非之中回到现实，决心去吃法律饭，操起律师的行当。
在朋友们的劝导下，他决定先到孟买谋求发展。因为那里的高等法院可以给他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和熟悉印度法律的可能。到了孟买，甘地开始挂牌营业，正式办起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从这个时候起，甘地才有了当家的体验。甘地请了一个农民当厨子。可是这位农民不仅不会做饭菜，而且一天到晚弄得屋里脏兮兮的。甘地有一天对他说：“你不会做饭还情有可原，但是你总应该懂得日常的礼拜吧。”那位厨子却说：“耕犁就是我们的礼拜，铲子就是我们日常的仪式。我就是这么一个婆罗门。我是靠你的慈善过活的，不然，我早就去种地了。”于是甘地勉为其难地成了这厨子的老师，告诉他如何烧菜煮饭。不同种姓的人是不应当在一起吃饭的，但是甘地从来不在乎这样的禁忌，依然与这位厨子无拘无束地一起生活。
无人登门，甘地只得整天坐在自己冷清的办公室里研究印度的法律。他的哥哥则到处为他招揽生意。一些朋友经常向他讲一些其他律师和辩护士的精彩表现，为他树立楷模。在甘地看来，这些精彩的故事听起来激动人心，但是想起来，反而使自己感到泄气。他不敢与任何人攀附。
他的门口挂着律师的招牌，却又老是担心有案子找上门来。他总感到，如果真有案子上门，他实在没有勇气受理。他严重缺乏其他律师所具有的踌躇满志、喜欢挑战的精神状态。
就在这个时候，恰恰案子来了。
这个叫马密白的案子，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只能称得上小案子。但是虽然是小案子，有人告诉他，作为律师的他得先交一份佣金给中间人。甘地坚决拒交。中间人解释说，在这里，大名鼎鼎的律师们都照样要交佣金的。
甘地偏不信这一套，别人是别人，我甘地是甘地。结果，未付佣金，他仍然接受了这个案子。因为是第一次接受案子，他收了人家30卢比的费用。这个案子充其量仅只一天的功夫就可以了结。为了迎接对簿公案，甘地做了充分的准备。
法庭上。法官高高在上。
甘地要为被告辩护，得先向原告的见证人提出诘问。谁知他一站起身来，就浑身发抖，感到头在转，天在转，地在转，整个法庭几乎全在旋转，事先想好的问题，一下子全部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先天性的胆怯心理使他惊慌失措，他望着见证人，急得满头大汗。
他干脆坐了下来，告诉代理人他无能受理这个案子了，请他去找有名的巴德尔，并把所收费用如数退还。巴德尔先生果然来了，收费51卢比，易如反掌地就了结了这件案子。甘地狼狈地从公堂里退了出来。满脸羞得通红，他还从来没有感到今天这样难受。他暗暗表示，再也不接受这些鬼案子了，除非上帝助我，又有了足够的勇气。从那天起一直到他去南非，甘地的确一直未再涉足法庭。
初出茅庐，出师不利，不仅仅只是他愿不愿再上法庭，其实就是自己愿意再试，人家也不会再去请他。在孟买闯天下的律师梦看来就破在这件小案子上了。谁还会找这样无能的人打官司呢？不可能。但是事情就是那么难以捉摸。没过几天，果然还真有人找他。原来，有一位贫苦的穆斯林，他在波尔班达的土地被没收了，请甘地为他撰写一个“状子”。
甘地只是嘴上功夫不行，但是笔头子还是较硬的，他有良好的文化素养和法律功底，写个“状子”当然不在话下。他答应了。“状子”一写出，结果出手不凡，得到同行们的高度赞扬。听到赞扬声，甘地似乎又重新建立了点自信，不过只是能写写“状子”的信心，仅此而已。
甘地曾想到，免费为人写“状子”，重塑威信刺激业务兴旺。但是那实际上不可能。他要养家糊口。靠收一点“状子”费，极为微薄，根本不能日敷其用。想来想去，觉得只有重新找一份工作，放弃律师职业。
他首先想到的是教师的职业。他总感到自己的英文程度相当不错，当个中学英语教师应该说绰绰有余。正在这时，他从报上看到这样一则广告：
征聘英语教师，每日授课一小时，月薪75卢比。
甘地不假思索，立即赶去应征。
“我们需要大学毕业生！”中学校长说。
“可是我在伦敦大学参加专科考试并且及了格的，拉丁语是我第二外国语。”甘地解释道。
校长摇着头，还是坚持只要大学毕业生。运气不佳，甘地无奈，根据哥哥的建议，只得离开孟买，返回到拉奇科特。六个月的孟买生活，一事无成，就这样草草收场了。孟买留给他的是酸楚的失望。
甘地得益于哥哥的帮助，在拉奇科特又建立了自己的事务所。其业务主要是给人写写呈文状子，平均每月可以争到300卢比的收入。在孟买他坚持不给中间人回扣。但是今天不行。哥哥坚持要给办案子的辩护士一定回扣。
哥哥是这样解释的：“你要晓得，我是和另一个辩护士合伙的。我总是愿意把我们所受理的、你又能够对付的案件都分给你去办，如果你不拿回扣给我们的伙伴，你一定会使我为难。你和我有一个联合事务所，你的收入就是我们共同的收入，我自然也有一份。但是我们的伙伴呢？如果他把同一个案子交给另一个律师去办，他一定也从那个律师那里得到一笔回扣。”甘地被哥哥说服了。
事务所就这样运转起来，还算可以维持家庭生活。
天有不测风云。事务所还刚刚开始启动起来，谈不上有什么更多的起色，甘地却又遭到了一次意想不到的打击。这件事由甘地的哥哥引起。哥哥被仇人指控，在担任波尔班达王公秘书和顾问的时候，犯有渎职和滥用职权的错误。这件事被告到了政治监督官那里。这位政治监督官也一向对哥哥有成见，而恰恰甘地在英国就相当熟悉他，并且结下几分交情。哥哥要甘地去说情，甘地起先不愿去。一方面他与这位政治监督官交情的基础并不十分牢固，另一方面甘地不愿利用交情去说情，再说，如果兄长的确在过去的工作中犯有过失，说情也没有用。但是哥哥不同意甘地的观点，他认为甘地作为弟弟，又认识这位官员，利用这个关系为兄长说句公道话，并不是要他开脱错误，而是请他不盲目怂恿那些好诬陷的小人，这是弟弟的责任。况且现在世风如此。你不走动，他说你有错误没有也有，他说你错误大小也大了，他说你坏好人也坏了。甘地说不过哥哥，推辞不了，只得硬着头皮去见那位政治监督官员。
两人一见面，这位政治监督官员先是装模作样打打招呼，仿佛的确有过一些交情，但是他马上先发制人问道：“我想你决不是到这里来滥用这个交情吧？”那眉宇间飞扬着非常鄙视的神色。
甘地只得说明来意。受哥哥之托，只不过来说明一些情况。
这位长官一听冷笑一阵，不阴不阳地说：“你哥哥是一个阴谋家，我不愿意从你这里听到什么。我没有时间，如果你的哥哥有什么意见，让他遵循正当的途径提出来。”说着他站了起来：“你现在该走了。”
“但是请您听我说完。”甘地央求道。
政治监督官不由分说，马上叫来听差，令他送甘地出去。听差得到主人的指示，毫不留情地就把甘地推出外门。
甘地的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回到家里，他马上就写了一个条子送去：
“你侮辱了我。你通过你的听差侵犯了我。如果你不赔罪，我就要告你。” 谁知这位政治监督官也不好对付。他也马上叫随从送来一个条子。甘地展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这样的话：“你对我不敬。我叫你走，你却不走。
我没有办法，只好命令我的听差送你出去。但是他要你离开我的办公室，你还是不肯走。所以不得不施加一点力气送你出去。你要告，悉听尊便。”
甘地非常委屈地把这一切告诉哥哥。哥哥难过一阵，也无对付的良策。
许多同行朋友知道这件事后，都感到无能为力，帮不上什么忙。正在这时，有位大律师从孟买到拉奇科特办理一件案子。甘地想方设法把此事的文件材料送给他看，想得到他的指点与政治监督官争个输赢。没想到，送信的只向甘地转告了这么一句话：“告诉甘地吧，这是许多辩护士和律师司空见惯的事。他才从英国回来，血气方刚。他还不了解英国官员。如果他打算挣一点钱，在这里平安过日子，让他把那封信撕了，忍受这个耻辱吧。他要控告这位老爷，不会有什么好处，相反，他倒会毁了自己。告诉他，他还不懂世故呢。”
甘地后来回忆：这个忠告对于他就像毒药一样苦，但是不得不吞下去。
这时的波尔班达早已受英国人管辖。英国人是这里的最高统治者，他们的话就是法律，他们在这里骄横跋扈，为非作恶，已经习以为常。就连过去认得的英国人，一旦成了自己的统治者，也会一下子撕破伪装，以一副统治者恶劣的嘴脸对待被统治者。自己的国土如今成了人家随意践踏的场所。
甘地意识到，在自己的祖国继续执业的权利都没有保障了。
他越想越气愤。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官场黑暗，天下乌鸦。就连身为印度人的行政长官，也都不知天高地厚了，经常狗仗人势，气势汹汹地对待着自己的同胞。何况那些目空一切的英国人。自己是一名律师，但是却没有能力用自己的才能来维护法律的尊严、印度同胞的尊严，实在令人揪心。
正在这时，天赐良机，他接到一桩来自南非的案子。原来波尔班达一家商行在南非做生意，正在当地法院打官司，牵涉到4万英镑的得失。这件案子已经拖了很长时间，现在已请了最好的辩护士和律师，同时请了甘地前往协作。条件是商行负担来回旅费，坐头等舱的轮船。时间要超过一年，付给105英镑的报酬。
甘地欣然接受了这一邀请。他指望在新的挑战面前锻炼自己，展现自己的雄心壮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