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家庭中的矛盾
多产的戏剧家仲马，自己的私生活就充满了戏剧性。戏剧性的关系不仅存在于他和他的诸多情人之间，而且存在于他和他的第一个情人卡特琳娜·拉贝所生的儿子小仲马之间。写到这里，用大仲马和小仲马的称呼来区别这父子俩，是势在必行了。
自从仲马将军夫人迁居巴黎，大仲马虽与老母亲同住，但还是经常去看望卡特琳娜和儿子。小仲马后来在回忆录里描述过父亲同母亲当时生活的许多生动的插曲，其中有这样一则：一天晚上，父亲正在一盏小灯下写作，母亲紧挨在父亲桌旁。小仲马忽然一觉醒来，又是哭，又是喊，母亲把他抱在怀里，哄他重新入睡，可小仲马继续哭嚎。一直在工作的父亲被他吵得实在不耐烦了，一把抓起他扔到床上；母亲为此同父亲大闹了一场。第二天，父亲一清早就悄然离去。不过中午带来了一个西瓜，请求母亲宽恕。……
其实，大仲马非常爱自己的儿子。每次去卡特琳娜那里，他总要给儿子带一大包好东西，有鱼、肉、烤鸡、蜜饯、香瓜……还有各式各样的玩具。小仲马最喜欢听爸爸讲故事啦。爸爸讲的一切都那么津津有味，而且当他讲捕猎野猪的时候，还会模仿野猪的各种叫声。难怪小仲马那么殷切地盼望爸爸的来临。每当他看到妈妈比平日注意打扮，穿起平时舍不得穿的衣服，他便知道今天爸爸准来，早早地到楼梯口去等待。
卡特琳娜虽然怨恨大仲马，可心底里还是爱他，甚至崇拜他。她的这种感情也不可避免地在言谈话语中传染给小仲马。
“你长大了要做个有出息的人，像你爸爸那样，当个大作家。”她常这样教育儿子。
“你爸爸是个大人物。他今天八成是去出席什么亲王大人的宴会，来不了啦。”如果大仲马在约定的日子没有来，她就这样向儿子解释。
在小仲马的心目中，爸爸的形象自然也就高大无比。每当他在路上看到卖艺的在表演功夫，他就自豪地说：“我爸爸也会！”
小仲马也经常见妈妈对爸爸发牢骚。比方说，有一次，妈妈对爸爸说：“你尽给孩子买些不当紧的玩艺儿，就没想到我也该穿件像样的衣服！”又有一次，妈妈埋怨爸爸说：“我们母子的事，你始终瞒着你母亲，这总不是个办法！”可是小仲马不知道父母之间究竟有什么问题，更不明白私生子是怎么回事。
1831年3月7日，当大仲马在贝尔·克莱勃萨默尔的要求下，承认他们的非婚生女儿的时候，他不由得想起已经7岁的小仲马。他对自己竟然至今没有承认这个私生子，深为内疚。这时已经与他公开同居的贝尔·克莱勃萨默尔，也支持他承认小仲马，以为夺来小仲马，会使大仲马把拉贝完全忘却。于是大仲马在3月17日给一位公证人写了如下的承认信：
亚历山大·仲马致公证人
若望·巴蒂斯特·英洛
先生：
我愿通过送上供您研究的这份文件，承认1824年7月27日在意大利人广场区区政府登记的一个男孩，登记名为亚历山大，母为拉贝夫人，父亲不详。
我愿承认这个孩子，而不让其母得知此事。我认为这是可能的。
我的姓名是：亚历山大·仲马·达维·德·拉帕耶特，住大学街25号。
务请以最快速度办妥此事。我深怕我心爱的这个孩子被别人夺走。……
从这时起，大仲马和卡特琳娜·拉贝，或者不如说贝尔·克莱勃萨默尔和卡特琳娜·拉贝，展开了争夺小仲马的艰难斗争。按照法国的法律，如果拉贝在给孩子报户口时写的是“玛丽·卡特琳娜·拉贝承认的私生子”，她本来可以稳操胜券。但是，这个没有文化、缺少法律常识的缝衣女工，当年却偏偏不懂得要填“承认”这个词。这样，1831年3月17日的承认书就使大仲马居于有利地位，法院把小仲马判给了父亲。尽管拉贝在4月21日也办了承认小仲马的法律手续，但为时已晚。为了保住儿子，卡特琳娜带着儿子东躲西藏；法警还是带走了小仲马，把他交给了父亲。
小仲马爱自己的父母，对辛辛苦苦把自己拉扯大的母亲感情更深。离开母亲，在他来说是难以忍受的痛苦事情。到了新的家里，他与父亲尚还可以相处，但跟那位占据了他母亲地位的犹太女人就无论如何也合不来。贝尔·克莱勃萨默尔写给外出的大仲马的一封告状信，很能说明这尴尬的局面：
我的朋友，我必须详细地跟你谈谈你儿子的情况，……除了你，他把所有的人都不放在眼里，谁也对付不了他。我甚至连让他梳头都办不到，不论是央求他也好，威胁他也好。他既不愿看书，也不愿写字，我不得不经常训斥他。而最糟糕的是，曾经答应他每逢星期日和星期四可以去看他母亲。……他现在只有一个念头：他母亲，别人他全然不放在心上，……我的朋友，我认为必须警惕这种情况，拿定一个主意。……
大仲马眼看着儿子和贝尔的关系一天天恶化，无可奈何，便把小仲马送进寄宿学校读书。
寄宿学校的生活，给小仲马留下的尽是痛苦的回忆。到了晚年，他还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受尽了冷嘲热讽，受侮辱更是家常便饭，不卷进一次甚至几次打斗的太平日子，连一天也没有，而在打斗中输的总是我，身上伤痕累累，真使我痛不欲生。所以我总是发育不良，体弱多病，对游戏与学业都没有兴趣。不过我尽量忍受，从不在父母面前诉苦，因为母亲一听到我诉苦就好像我在责备她似的，而父亲听了一定会认为我软弱无能。我只有这样安慰自己：只要我不死，对方终将败在我的手里。”
小仲马是私生子，这也许是他受歧视的首要原因。当老师在历史课上提到查理第十的私生子昂古莱姆公爵或奥尔良公爵的私生子狄诺万，同学们都毫不顾忌地把视线投向他的身上，简直让他无地自容。而有个叫安德烈的同学尤其恶劣，经常寻衅地问他：“你父亲是谁呀？”每一次小仲马都怒不可遏地扑上去同他格斗，可是安德烈个头比他大，同学们又都站在强者一边，所以小仲马每一次都被打得鼻青眼肿。
小仲马不满7岁就被迫离开生身之母，是很悲惨的。然而，更悲惨的是，他还没有同贝尔·克莱勃萨默尔解除敌对状态，又得去适应另一个“家庭”——就在这一年，大仲马有了新的情人。
为了排演自己的新戏《泰莱萨》，大仲马需要找一位女演员来扮演一个年轻姑娘。热心的波卡日向他推荐通常在蒙马特尔、伯利维尔等郊区小剧场演戏的伊达·费里埃。大仲马从未听说过此人。但波卡日说她
“很迷人”，深合大仲马的心意。身材矮小的伊达，除了美丽的眼睛、白皙的皮肤和浓厚的金发，迷人的地方并不多。但是她在《泰莱萨》中扮演的角色，戏不长，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观众的喝彩声中，她激动地投向大仲马的怀抱，感谢他“保证了她的未来”。为表庆贺，大仲马带她去吃夜宵，并且当晚就让她取代了正在外地演出的贝尔·克莱勃萨默尔。
贝尔演出归来，免不了又是一通大闹。然而，暴风雨过后总是平静，随后的一年，大仲马仍和贝尔住在一起。在他的安抚下，贝尔和伊达尚能“和平共处”。不过，到了1833年，伊达就占了上风，让大仲马断绝了同贝尔的关系，搬到布勒街与她同住，俨然当起主妇来。1836年，仲马将军夫人中风死去以后，伊达更成了太上皇。她讲求奢华，使大仲马不胜负担；她嫉妒成性，严密检查寄给大仲马的信件，并且每天都要同他吵闹两三场，使大仲马无法安心写作。大仲马待她不薄，专为她写剧本，虽然她迅速发胖的身体每每令满台大煞风景。大仲马还每次旅行都把她带在身边。
贝尔·克莱勃萨默尔当初对待卡特琳娜的手段，现在轮到伊达用来对付贝尔了。她以大仲马和贝尔的非婚生女儿的母亲自居，拒绝贝尔同自己的女儿见面。不知为什么，她对那私生女还好，对小仲马这个私生子却很坏。而小仲马对她的敌意，也不比对贝尔的少。因此小仲马很少进父亲的家门。他平常在寄宿学校，假日大都回到住在帕西的母亲身边。大仲马尽管十分疼爱儿子，却享受不到天伦之乐，他只能经常给小仲马写些充满父爱的信，以尽自己的天职。从下面这封信的片断，可以看出他对儿子的学习是何等的关切：
……拉丁诗法并不太重要。……要下功夫学好希腊文，以便能够阅读荷马、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的原著，并进而能够在三个月内学会现代希腊语。还要练好德语的发音；然后，再学英语和意大利语。到那时，当你学会了这一切，咱们再来决定你究竟适合从事什么职业。
对了，别放松了绘画。
……
同时，大仲马也没有放弃使小仲马和伊达和解的幻想。他在给小仲马的另一封信中诱导说：“现在，只要你愿意，这种状况随时都可以结束：写一封信给伊达夫人，请求她像对待你妹妹那样对待你，你将永远永远受到欢迎；这种关系若能继续下去，对你是再幸运不过的了，因为我同她6年都没有孩子，我相信也不会再有孩子，你将依然是我惟一的儿子，而且是长子。”
大仲马未能平息小仲马的怨恨。1840年2月，大仲马与伊达结婚，更使小仲马悲愤填膺。小仲马正在母亲家里度假，梅拉尼前来向卡特琳娜报告大仲马与伊达即将结婚的消息。在两个同病相怜人的鼓动下，16岁的小仲马振笔疾书，向大仲马表示抗议。这封信不但伤害了他们父子的感情，也使小仲马与伊达的关系更加不可收拾。
据说作为大仲马一方的证婚人出席大仲马和伊达的结婚证书签字仪式的大作家、贵族院议员夏多布里昂子爵，一边望着伊达，一边喃喃道：
“你瞧吧，我的运气是不会改变的。我所祝福的一切，都要垮台！”这句话果然应验了。1844年，当伊达在意大利休养期间与某意大利亲王姘居之事传开以后，大仲马终于同伊达协议分居，他宽容大度地送伊达前往意大利去找她的亲王，自己则为重新获得自由而庆幸。
2. 茶花女的问世
自从伊达出走，仲马父子的关系变得亲热多了。小仲马由于从小受端庄、文静的母亲的熏陶，再加上偌小年纪就领受了屈辱和苦难，养成他严肃的气质、深沉的性格，与感情奔放、甚至犹带几分稚气的大仲马形成鲜明的对照，以致小仲马胆敢宣称：“我父亲是我很小时候生的一个大孩子。”这个家庭的气氛是可想而知的。无怪乎一位客人打趣道：
“到了这个家里，我称父亲为‘你’，却要称儿子为‘您’。什么时候才能恢复正规呵！”
这样一家人是很难恢复正规的。大仲马对小仲马说过：“等你有了儿子，像我爱你一样地爱他吧，不过，可别像我教育你一样地教育他。”大仲马确实疼爱小仲马，但他对小仲马的教育也确实不得法。以往，大仲马同贝尔和伊达生活时，小仲马同他们虽然不和，耳濡目染，也受到一些不良的影响。更何况浪荡的父亲还公然鼓励他：“我的儿子，一个有幸姓仲马的人，应该过最豪华的生活，在巴黎咖啡馆吃饭，不拒绝任何享乐。”而今，大仲马对小仲马更是娇惯到极点，只有放纵，没有管教。久而久之，小仲马终于陷入荒唐生活中去，从18岁起，就与妓女或者有夫之妇厮混。他看到父亲钱来得快也挥霍得快，有时穷得连100个法郎的零钱也找不到，便考虑为自己创造一个稳固的前程。他颇有才气。大仲马对他将来操作家的职业也颇有信心，常予以启发和指教。但小仲马沉溺于酒色，也只能写点庸俗无聊之作。直到他认识了名妓玛丽·杜普莱西，为她的悲剧所震动，才产生出真正的杰作——《茶花女》。
大仲马与玛丽·杜普莱西只有一面之缘，却对她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那是1845年的一天傍晚，大仲马吃过晚饭，去法兰西喜剧院看正在上演的他的四幕喜剧《圣西尔的小姐们》。经过剧场走廊的时候，楼下包厢的一扇门开了，他觉得有人拉住了他的礼服下摆，回头一看，原来是小仲马。
“啊！是你！晚上好，亲爱的。”大仲马说。“到这里来，我的爸爸先生。”
“你不是一个人吗？”
“不仅是这个原因。你闭上眼，从开开的门缝里把头伸进去，别怕，不会有什么不愉快的事。”
大仲马闭上眼睛，刚刚把头伸进去，只觉得有两片颤抖的、狂热的嘴唇用力亲了一下他的嘴唇。他睁开眼睛。一个年龄在20到22岁之间的奇美的年轻女子同小仲马头挨头站在他面前，就是她刚才给了他这亲热的表示。大仲马认出来了，他在舞台两侧的包厢里见到过这女子。她就是玛丽·杜普莱西——有名的“茶花女”。
“是你呀，我的美丽的姑娘。”大仲马说。
“是呀。我倒要问您，您为什么对我那样狠心？我已经两次约您去歌剧院跳舞……”
“我以为你的信是给亚历山大的呢？”
“是呀，是写给亚历山大·仲马的。”
“我是说，亚历山大·小仲马。”
“亚历山大是小仲马，可您也不是大仲马呀。您永远也不会是大仲马的。”
“谢谢你的好意，亲爱的姑娘。”
“那么，我们一道去看望您，好吗，先生？”玛丽·杜普莱西说时动人地微微一笑，长长的黑睫毛把眼睛全给蒙住了。
“你尽管来好了，小姐。”大仲马像对一位公爵夫人似的，向她施了一礼。
这是大仲马惟一一次同玛丽·杜普莱西亲吻，也是大仲马最后一次见到她。此后，他便期待着亚历山大同那美丽的姑娘的到来。过了几天，却只见亚历山大一个人来了。
“怎么？”大仲马问道，“你为什么不带她一块儿来？”
“她的狂热劲儿过去了，她本想进剧院当演员的。可是当演员的那份苦她哪里受得了……她不来还有一个原因：她生病了。”
“可怜的姑娘！”
“她是可怜。她从事这个职业实在太屈才了。”
“我想，你该不是出于爱情才爱她的吧？”
“不，我是出于怜悯才爱她的。”
此后，仲马父子许久没再谈到玛丽·杜普莱西。1847年2月初，大仲马得知玛丽·杜普莱西的死讯，不禁愕然。但在狂欢节的高潮中，很快就不再去想它。1848年，小仲马根据玛丽的悲剧创作的小说《茶花女》受到热烈欢迎，打算紧接着改编成话剧。大仲马认为“《茶花女》不是一个戏剧题材”。可是，剧本写成后，大仲马读完竟变成泪人儿。1852年2月，话剧《茶花女》首场演出获得巨大的成功，小仲马当即打电报给正流亡在布鲁塞尔的大仲马报喜道：“巨大、巨大的成功！就像我看到你的一部作品初次上演时获得的成功一样！”而大仲马则回答道：“我最好的作品就是你，我亲爱的孩子！”
根据真人真事写成的小说《茶花女》，大仲马起初竟认为“不是一个戏剧题材”，这并非偶然。原因就在于仲马父子的创作方法不同。1859年，大仲马曾形象地阐述道：“我从我的梦想中汲取题材；我的儿子从现实中汲取题材。我闭着眼睛写作；他睁着眼睛写作。我绘画；他照相。”父与子，从性情到创作，都迥然有别，相映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