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柴可夫斯基死因的争论
1893年11月6日（俄历10月25日），柴可夫斯基逝世后，在他的祖国很早就有传闻说他并非死于霍乱，而是死于自杀。后来在西方国家又有人公开提出了柴可夫斯基是自杀而死的说法。现在，关于柴可夫斯基死因的疑团也已传入我国。俄作家勃·斯·尼基金所著《柴可夫斯基传及补遗》一书对柴可夫斯基确是死于霍乱并非自杀而死的观点做了较详细的阐述。笔者认为值得将其介绍给读者。现将该出第3、4、14章的部分内容综述于后。
10月25日，彼得堡只有少数报纸（《彼得堡日报》、《彼得堡快报》）登载了关于柴可夫斯基逝世的消息，但噩耗迅速传遍全城。
柴可夫斯基死得很突然，彼得堡谁都不愿相信他在霍乱流行高峰已经过去以后还被霍乱病魔吞噬。确实也让人难以置信，因为在他去世的那天，全彼得堡一共有68个霍乱病患者，只死了8人，而死于私人住宅的只有柴可夫斯基一人。
于是出现了传闻，说柴可夫斯基不是死于霍乱，而是服毒自杀。有些人不相信像柴可夫斯基那样生活在优越条件下的人也会传染上霍乱，而有些反常现象也促使这种传闻进一步扩散。
人们感到奇怪的是，既然病人死于霍乱，在进行遗体告别时，却可以让人自由出入，不采取任何预防传染的措施。有的人甚至还与死者的面部亲吻。10月26日的《彼得堡日报》和10月27日的《交易新闻》都登载更奇怪的解释：“由于彼得·伊里奇不是死于霍乱（霍乱的流行星期五已停止），而是由于血液感染，所以不传染，他的灵柩还将继续开放一段时间。”10月26日的《祖国之子报》也有类似的报道，说不存在传染问题，请公众相信“只要有可能，灵柩将继续开放”。
所有这一切都造成了一个大疑团，究竟柴可夫斯基的死因是什么呢？
10月27日，《新时代》报上登载了一条消息：“鉴于报刊所载彼·依·柴可夫斯基的病情和死因的不同说法，我们采访了负责救治柴可夫斯基疾病的列·勃·别尔金森医生。”在此文中列夫·别尔金森叙述了他所看到柴可夫斯基生病的全过程。按照他的叙述，病人死于星期日（24日）凌晨而不是星期一（而事实上是25日）。11月1日《新时代》报刊载了莫杰斯特澄清舆论的文章，根据他的叙述，柴可夫斯基是在21日午饭喝了那杯致命的生水。这样就与列夫·别尔金森医生的说法有出入，按照医生的说法，柴可夫斯基从21日晨就已感到身体不适，直到晚上病情继续恶化，确诊为霍乱。10月25日《新时代》报上登载了一篇关于柴可夫斯基患病和死亡的报告，这个材料是柴可夫斯基的亲人们提供的。根据这个报告可知，柴可夫斯基是在20日晚和同伴们一块去戏院看戏后在一家饭店吃饭时喝了生水，当晚他由于身体不适没有睡好。21日星期四清晨仍觉得身体不舒服，喝了一杯矿泉水，矿泉水引起肠道碱性反应，加速了霍乱杆菌的繁殖，导致当晚霍乱的恶性发作，经三天抢救，医治无效，于25日凌晨去世。10月27日《交易新闻》报上的说法，柴可夫斯基20日从饭店回家后“吩咐在他床头放一杯水，他喝光了这杯水”。其他报纸也另有说法，《彼得堡日报》和《祖国之子报》还就转载材料问题发生争论。
总的说来，可以认为柴可夫斯基得霍乱确实与喝了生水有关系。但为什么莫杰斯特没有提及20日晚在支列依涅拉饭店柴可夫斯基喝生水的情节呢？如果按照莫杰斯特的说法，柴可夫斯基是21日午饭时喝的生水，这又不合逻辑，无论如何病情不会在当天那么短的时间内达到不堪救治的程度。
在1893年10月的那些日子里，关于柴可夫斯基病情的报道确实有一些不清楚和互相矛盾的说法。在彼得堡舆论界所生成的各种传闻和从而造成的疑团跨过时空，扩散到国界以外，甚至延续到柴可夫斯基死后十几年、几十年，甚至一百年以后。
1962年，柴可夫斯基的外甥尤利·里沃维奇·达维多夫发表了他所写的柴可夫斯基回忆录。按照他的说法，柴可夫斯基是在10月20日，即在他病情恶化的一昼夜前喝了生水。他还写道：“在一些报纸的报道中，而更主要的是由于一些人的道听途说，产生了对柴可夫斯基死因的怀疑。他们制造柴可夫斯基是服毒自杀而死的胡言。在列夫·别里纳尔多维奇·别尔金森的学生当中也有认为导致柴可夫斯基身亡的不是霍乱，而是服毒的传说。他们还说列夫·别里纳尔多维奇本人也曾说过这样的话：“我有充分的根据可以证明，导致柴可夫斯基进入坟墓的病是真正的霍乱和由此而发生的肾衰竭所引起的尿毒症，尿毒症造成了机体的损坏，尿毒症就是血尿中毒，传闻是否由此而起呢？”
然而，达维多夫的话并没有将风波平息，柴可夫斯基的死因之谜仍然吸引着不少人的注意。
70年代以后关于柴可夫斯基的死因，出现了新的神话。
1978年版的布列颠百科全书在写到关于柴可夫斯基的内容时非常谨慎小心，但带有明显的暗示：“不知在喝生水前后他是否的确染上了这种病，但很快有传闻说他是因最后一部题名为《悲怆》的交响曲演出失败而自杀。不知是否还有其他更充分的理由瞬间引起人们对作曲家的秘密去世发生怀疑。”
1980年出版的格罗乌娃所著英文二十卷《音乐与音乐家词典》肯定地说：“无庸置疑，柴可夫斯基死于自杀，但自杀原因不能确定……喝生水后患霍乱而死的说法完成是臆造的。”
对柴可夫斯基死于自杀这一说法的主要论证者是阿·阿·奥尔洛娃，此人1938年曾在克林柴可夫斯基纪念馆工作过，后侨居美国。她提出这一说法的依据并非档案材料，而是各种人士的口头叙述。奥尔洛娃在英文杂志《音乐与文学》1981年4月一期的一篇文章《柴可夫斯基，最后一章》中全面提出了这一说法。在这篇文章中奥尔洛娃说她有确凿证据证明柴可夫斯基的自杀。她所指的证据是：乌·勃·别尔金森医生曾对奥尔洛娃的丈夫说过柴可夫斯基服毒一事。对此有所暗示的还有尤·阿·赞杰尔，即参与救治柴可夫斯基的医生阿·里·赞杰尔的儿子。著名的音乐理论家阿·乌·奥索夫斯基也讲过关于柴可夫斯基自杀的事，奥尔洛娃本人当面听过此人的讲述。按照奥尔洛娃的说法，曾一直对柴可夫斯基自杀说予以驳斥的他的外甥尤·里·达维多夫后来在自己写的回忆录中也谈到柴可夫斯基自杀而死。但是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奥尔洛娃所提及的这些证人现在已无一人在世。这些人关于柴可夫斯基死于自杀的说法也无任何文字材料可考。相反，尤·里·达维多夫和乌·勃·别尔金森医生对自杀传闻的有力批驳是刊登在正式的出版物上的。
奥尔洛娃所说的另外依据是，当年在宣布柴可夫斯基的病情时，医生们的说法和莫杰斯特的说法有分歧。她还指出，在柴可夫斯基患病期间和死后没有采取合乎规范的卫生预防措施。
以上就是奥尔洛娃提供的关于柴可夫斯基死于自杀的全部证据。
1966年列宁格勒的俄罗斯博物馆古币收藏保管员阿·瓦依托夫对奥尔洛娃讲过一个奇怪的故事。瓦依托夫是柴可夫斯基曾在那学习过的那所法律学校的毕业生。他收集过许多关于法律学校和法律学校毕业生的历史材料，其中也有关于柴可夫斯基的材料。而瓦依托夫对奥尔洛娃讲的内容是从柴可夫斯基的法律学校的一个同学尼·伯·雅考比的遗孀那里得来的。据说事情是这样：1893年10月与沙皇家族很亲密的斯杰伯克——费尔莫尔伯爵由于发现柴可夫斯基对他的侄子很殷勤而感到不安，他决定将柴可夫斯基的行为上告沙皇。告状信是雅考比转交的，据瓦依托夫说，雅考比当时是参政院的总检察长。柴可夫斯基面临被揭露，而由此受到严重的处罚——剥夺一切政治权利并流放西伯利亚。这件事对法律学校也是极不光彩的，而法律学校的荣誉是神圣的。为了避免声张，雅考比邀请了在彼得堡能找到所有的法律学校过去和柴可夫斯基同班的同学，进行了公意审判，这个审判做出让柴可夫斯基自杀的决议。
显然，瓦依托夫的叙述成为奥尔洛娃文章中最引起注意的内容。在她的这篇《最后一章》出现之前，奥尔洛娃曾在海外周刊《新美国人》中就已提出过自己的观点。此后，一份在美国广为普及的《高保真》杂志1981年2月那一期中乔叶尔·斯皮海尔曼支持了奥尔洛娃的观点，他在自己的文章中扼要转述了奥尔洛娃关于柴可夫斯基自杀而死的说法。就是在这份杂志的1981年8月的一期中，尼娜·别尔别洛娃和她的合作者斯·卡尔明斯基、莫·布拉乌恩联名撰文对斯皮海尔曼所转述的奥尔洛娃的观点进行了有力批驳。这三位作者认为，奥尔洛娃的说法缺乏法律、历史、医学、心理方面的依据。他们提供的情况是：在当时的俄国，不少有社会地位的人，也有像柴可夫斯基那样的异常。他们中也有人卷入类似柴可夫斯基对斯杰伯克—费尔莫尔伯爵的侄子“殷勤”之类的一些不光彩的事。假如真有此事的话，那也构不成犯罪。他们之中的任何人都没有被处罚，也没有当众受辱。柴可夫斯基是了解这一点的，即使他怕声张，也不会达到要自杀的程度。
尼娜·别尔别洛娃还指出，与柴可夫斯基密切来往的亲友以及在他最后的日子和他有接触的人像阿·格拉祖诺夫、阿纳托里·伊里奇的遗孀和文艺理论家乌拉基米尔·阿尔杜金斯基—多尔戈鲁柯夫，他们都不怀疑柴可夫斯基死于霍乱，别尔别洛娃曾亲自和这些人谈过话。
尽管别尔别洛娃和她的合作作者写了批驳文章，奥尔洛娃的说法却继续存在。无独有偶，英国音乐理论家戴维德·布拉乌恩，柴可夫斯基四卷传记的著者该不可能不知道奥尔洛娃的论敌的论证，但他却依然接受奥尔洛娃的观点。他也引用了格罗乌娃的音乐词典里所说：“无庸置疑，柴可夫斯基死于自杀。”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旧的传闻未消，新的各种说法又接二连三出现呢？
原因是很多的。最直接的原因是，没有法律的依据可以驳斥柴可夫斯基死于自杀的说法。而根据合理的想法推出的理由又不可能被那些伺机窥探秘密的人们所接受，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哗众取宠、从中渔利。柴可夫斯基的突然去世以及关于他病情的不同报道，再加上《悲怆交响曲》的演出都为传闻的散播提供了土壤。从奥尔洛娃的说法到格罗乌娃的有权威性音乐词典中关于柴可夫斯基自杀的定论，可以说明，只简单地说“事实不是这样”，是不行的。
1986年10月，西方展开的讨论在柴可夫斯基的祖国得到了响应。首先就此问题发表文章的作者，非常凑巧，名为欧·柴可夫斯卡娅，她经常就现代生活重大问题在报界发表文章，她以笔锋犀利著称。她的《黑桃皇后》一文刊登在《新世界》杂志1986年第10期。她的文章以尼古拉·奥列斯托维奇·布利诺夫所提供的材料为依据。她生前为批驳关于柴可夫斯基自杀的谬说，进行了大量认真的研究工作，收集了许多宝贵材料。欧·柴可夫斯卡娅的文章虽然没有被广泛接受，但在驳斥谬论方面已作出了第一步。
1988年春，在美国杂志《19世纪音乐》第3期刊载了阿·尼·帕兹南斯基的一篇题为《柴可夫斯基的自杀是谣言还是事实》的长篇文章。此文援引大量历史、传记材料，对柴可夫斯基患病和去世过程做了详尽的叙述，彻底驳倒了关于柴可夫斯基自杀而死的谬论。帕兹南斯基对尼·别尔别洛娃的论证给予肯定：柴可夫斯基不曾受到惩处的威胁，甚至像乌拉吉米尔·米歇尔斯基公爵（此人恰好也是法律学校毕业生）这样的社会活动家，曾不止一次由于异常的情感纠葛而出丑，不但没有受到惩处，在风波过后，还当上了亚历山大三世的参事。帕兹南斯基列举许多实例说明，像柴可夫斯基这样一向彬彬有礼，谨慎从事，又与亚历山大三世有很好的私人关系的人，根本谈不上有受任何处罚的可能，更谈不上公意审判和自杀。
帕兹南斯基的文章对传染病、霍乱病案以及柴可夫斯基的病情和死亡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研究，有理有据地对奥尔洛娃提出的关于柴可夫斯基服毒自杀而死的谬论，进行了有力的批驳。这篇文章是很有说服力的，而奥尔洛娃和她的拥护者们是否放弃自己的原有立场还是问题。
为了彻底驳倒奥尔洛娃的谬论，帕兹南斯基就柴可夫斯基是否存在自杀动机作了认真分析。帕兹南斯基指出，柴可夫斯基在整个一生中，除了那一小段婚姻生活外，从来没有由于自己的异常而感受某种特别的痛苦或良心的谴责，可以说他不必为任何事担心，生活得很满足。对这一点应该理解为，柴可夫斯基没有感到过完全绝望，也没有怕把什么声张出去的担心，就是说，没有足以促使他走向生命绝路的因素。对于帕兹南斯基的这个令人遗憾的差错可以作这样的解释：在这方面，柴可夫斯基没有直接说过什么，也许他会在日记里承认和坦白些什么，而这些日记已被销毁了。但是有一张1887年3月他写过的字条保留了下来：“为了成为正常的人，我该怎样做？”此外，有时他也流露出由于不能克服自己天性上的毛病而感到烦恼。最后，他的音乐可以对生活提供很好的见证。当然，在传记研究中，使用无言的音乐是会让人感到靠不住，但完全有理由认为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响曲》、《曼弗雷德交响曲》，《第五交响曲》、《第六交响曲》是带有传记性的。这不仅因为作品本身的主观性，也因为作者自己留下了对这些作品的文字说明。这四部交响曲是他生活的四部曲，每部作品反映了他创作时的内心感受。听了这几部音乐和了解了作者自己的创作意图之后，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柴可夫斯基心理状态的图画。命运的主题始终是这幅图画的中心，悬在他头顶上的达摩克利剑每一分钟都有落在他头上的可能。
1877年，《第四交响曲》开始于婚姻引起的危机以前，危机过后，这部交响曲完成。交响曲一开始就奏响命运的主题，这个主题响彻在整交响曲中，直到末乐章在节日气氛中命运主题发展到高潮。第一乐章表现了主人公（柴可夫斯基本人）内心的极度痛苦和绝望，经过一番斗争和较量之后，到了末乐章，柴可夫斯基的结论是：生活下去毕竟还是可以的。
1885年，《曼弗雷德交响曲》没有了命运主题，代之以两个彼此紧密相联的曼弗雷德主题—曼弗雷德的形象和他的痛苦。在《曼弗雷德交响曲》中，主人公已不限于“还可以生活”，他开始和自己的命运抗争，他自己寻找的死亡在威胁着他，然而这个内容是拜伦剧本的要求。在他临死时，他没有向恶势力投降，《曼弗雷德交响曲》以乐观的大调结束。虽然主人公走上可怕的审判台，但他昂首挺胸，结尾的悲剧音乐像是对生命的呼唤。
1888年，《第五交响曲》命运主题贯串四个乐章，但它已不带有像《第四交响曲》和《曼弗雷德交响曲》里那样的战斗性。第一乐章中命运主题平静、忧郁。在第二乐章中在美丽抒情场面中命运主题破坏了宁和平静的气氛。第三乐章的最后出现命运主题，以华尔兹结束乐曲，命运主题虽然显得激动，但很胆怯，好像预感到失败。末乐章中大提琴和低音提琴的厚重强大的呼唤使人预感到胜利。交响曲庄严隆重的结尾显示完全有把握战胜命运。
1888年是胜利的一年，开始了柴可夫斯基生命的第四阶段。这时候柴可夫斯基已取得了事业上的极大成功，在世界上已享有盛誉。但是在日趋繁忙紧张的生活中，他同时也陷入一种苦恼和困惑。他怀念那些在孤寂的乡间度过的宁静安适的日子。
《第六交响曲》所呈现的与生活告别的画面耐人寻味，尤其是在它的首次演出后柴可夫斯基突然去世，人们在感到意外的同时，也许会有更多的想法。有些人正是利用这个机会，花样翻新地制造柴可夫斯基服毒自杀的神话，以吸引视听，达到他们纯商业的目的。也有一些人听信这些谣传而对真实的事实却抱怀疑态度。柴可夫斯基病危时，明明有四位医生参加救治工作，他们却说其中有两位与柴可夫斯基一家很亲近，而另两位是前两位医生的忠实助手，为了保护柴可夫斯基家族的利益，他们会串通一气做假。他们还说别尔金森医生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也不会承认自己所做的病情报告有假。当说到很难弄到那种服后呈现霍乱病症状的毒药时，他们又搬出霍乱病专家的种种说法来证明柴可夫斯基是故意使自己染上霍乱或是服用了毒药。
在柴可夫斯基的病因、死因问题上，的确拿不出确凿的证明来说明事实真相，但生活中事物是有合理的逻辑可循的。
《第六交响曲》似乎起了助长谣传泛滥的作用。但很少有人想到，《第六交响曲》是柴可夫斯基1893年2月到3月间即在恶性事件发生半年前写的，而《第六交响曲》的创意则是在更早的1891年5月。柴可夫斯基原来准备要写的《生活交响曲》的绝大部分构思都反映在他后来写的《第六交响曲》中：“末乐章，死——毁灭的结果”，“第四乐章以死结束”。如果按照某些人的说法，把《第六交响曲》看作事先想好的与生命告别，那就是说，早在实施这一计划的两年前就预谋好了，这实在是过于大胆的设想，那么与此相联系的所谓“公意法庭的审判”也就不攻自破了。
卡什金在回忆和柴可夫斯基的最后一次谈话时说：“我还要提起一点，依我看，认为《第六交响曲》与作者的死有什么联系，想在其中找到死的预感或是给活着的人留下什么遗嘱，这是没有根据的。我和柴可夫斯基最后的见面，没有给我留下这种印象。”卡什金还回忆说，柴可夫斯基在去彼得堡指挥自己的最后一个音乐会之前对他的《第六交响曲》的末乐章曾表示过怀疑，他说，他觉得最后一个乐章还有问题，可能在彼得堡演出后，要把这部分去掉，换新的。
如果柴可夫斯基在《第六交响曲》演出的两年前就已想好交响曲以“死”结尾，那就不会有他对卡什金说的那些对末乐章表示怀疑的话。由此看来，把《第六交响曲》与柴可夫斯基的死相联系的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
奥尔洛娃提出的关于柴可夫斯基自杀而死的说法的拥护者们现在又会回到关于柴可夫斯基的病情和死亡报告，以及死后的卫生预防措施的问题上来。在柴可夫斯基病逝的当时，关于他的病情和去世的报道，医生的说法和莫杰斯特的说法在细节上是有不同。比如，那杯致命的生水究竟是什么时候饮用的？是20日，是21日？还是那几天他曾多次喝了生水？对于这些细节的研究，人们无法找到确凿证明。但这里重要的是，乌·勃·别尔金森医生已坚决批驳了柴可夫斯基是死于自杀的说法，这是有文字记载的，尤·里·达维多夫也有过与他相同的表态，说明柴可夫斯基确实死于霍乱，这同样有据可查。柴可夫斯基的突然逝世，使当时在他身边的亲人、朋友们陷入了极度的悲痛之中，他们对柴可夫斯基从发病到死亡的整个过程的回忆和叙述，在细节上不完全一致，是可以理解的，抓住那些细节上的不一致大作文章，而避开那么多有理有据对问题的实质性分析是不对的。至于说到在柴可夫斯基死后所采取的卫生预防措施，其实也是无可挑剔的，当时采取了一切必要的手段，对柴可夫斯基的遗体和周围环境都做了消毒处理。奥尔洛娃所谓“预防措施不规范”是没有根据的，这更不能成为她所说的柴可夫斯基死于自杀的依据。
柴科夫斯基生平和创作年表
1840年4月25日（旧历）诞生于沃特金斯克市的一位官办冶金厂厂长兼采矿矿山工程师伊里亚·彼得洛
1848年柴可夫斯基的家庭在莫斯科、彼得堡、阿拉帕耶夫斯克等地生活。
1850年柴可夫斯基入彼得堡法律学校学习。1854年柴可夫斯基的母亲去世。
1855年—1858年从师P·B·裘尔金格学弹钢琴。
1859年自法律学校毕业，入司法部任职。
1861年首次出国旅行（赴德国、比利时、英国、法国）。秋天入俄罗斯音乐协会举办的学习班。
1862年入彼得堡音乐学院学习。1863年辞去司法部职务。
1862年—1865年在音乐学院从师安东·鲁宾斯坦学习管弦乐，从师札连姆巴学习音乐理论。写作早期重要作品：为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剧作《大雷雨》写序曲（1864）、F大调和C小调序曲（1866）、降C大调弦乐四重奏（1865）、大合唱《欢乐颂》（1865）。
1865年自彼得堡音乐学院毕业，获银质奖章（12月）。毕业典礼上演出大合唱《欢乐颂》。
1866年—1877年由尼·鲁宾斯坦介绍去莫斯科开始教学工作。在莫斯科生活，间或出国旅行（去法国、德国、瑞士、意大利）。在莫斯科进行大量的作曲和教学工作，并从事音乐评论工作。这期间结识了大量友人，与他们进行交往和通讯（A·H·奥斯特洛夫斯基、B·Ф·奥道耶夫斯基、П·М·萨道夫斯基、Я·П·布罗茨基、H·Д·卡什金、K·K·阿尔布莱赫特、П·И·尤尔根松、黛西莉·阿尔托、М·A·巴拉基列夫、B·B·斯塔索夫、H·A·里姆斯基—科萨柯夫、н·柏辽兹）。
1876年与列夫·托尔斯泰相识。因歌剧《铁匠瓦库拉》参加俄罗斯音乐协会举行的竞赛而获奖。这些年中写有以下作品：歌剧：《市长》（1868）、《妖女》（1869）、《禁卫军》（1872）、《铁匠瓦库拉》（1874年）、舞剧《天鹅湖》（1875—1876）。为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童话《雪娘》配乐（1873）。管弦乐交响乐：《命运》（1868）、《罗米欧与朱丽叶》（1869）、《暴风雨》（1873）、《里米尼的弗兰切斯卡》（1876）、《第一交响曲——冬日的幻想》（1866）、《第二交响曲》（1872）、《第三交响曲》（1875）。协奏曲：《第一钢琴协奏曲》（1875）、大提琴协奏曲《罗可可主题变奏》（1876）。室内乐：三首四重奏（1871、1874、1876）、浪漫曲、钢琴曲（其中有套曲《四季》，1876）。为工艺展览会开幕写的大合唱（1872）。为钢琴四手联弹改编俄罗斯民歌50首（1869）。写教科书《和声学教程》（1871）。
1877年—1878年结婚。因病出国。写《第四交响曲》和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1877—1878）。开始写歌剧《奥尔良的少女》。写小提琴协奏曲、钢琴奏鸣曲、《儿童画册》（1878）。
1879年在国外生活（克拉朗、巴黎）以及在俄罗斯生活（彼得堡、莫斯科、卡明卡）。在莫斯科上演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由莫斯科音乐学院学生担任演员。歌剧《奥尔良的少女》完成。写《第一管弦乐组曲》。修改《第二交响曲》。
1880年—1889年不断地进行创作活动。柴可夫斯基的作品在俄国和国外广泛演出。从事社会各种音乐活动，担任音乐社会工作，担任指挥。赴国外旅行演出（1888，1889）。获得世界性声誉，当选为俄罗斯音乐协会莫斯科分会会长（1885）。1885年开始在克林城郊的梅达诺沃村生活。这些年里的作品有：歌剧：《马捷帕》（1883）、《女靴》（1885）、《女巫》（1887）。舞剧：《睡美人》（1889）。管弦乐、交响乐：《意大利随想曲》（1880）、《曼弗雷德交响曲》（1885）、《第五交响曲》（1888）、幻想序曲《哈姆雷特》（1888）、《1812年序曲》（1880）、《弦乐小夜曲》（1880）、三首组曲《第二组曲》—1883，《第三组曲》—1884，《莫扎特风格》—1887、《第二钢琴协奏曲》（1880）。
室内乐：三重奏《纪念伟大的艺术家》（1882）、钢琴作品和浪漫曲。大合唱：《莫斯科》（1883）。决定写歌剧《黑桃皇后》（1889）。1890年舞剧《睡美人》初次上演。
赴意大利佛罗伦萨。创作《黑桃皇后》。返回伏罗洛夫斯克。
创作弦乐六重奏《回忆佛罗伦萨》。
1891年在伏罗洛夫斯克生活。为悲剧《哈姆雷特》配乐。彼得堡剧院经理处约写舞剧《胡桃夹子》和歌剧《约兰达》。赴美国访问演出。归国后在梅达诺沃村写舞剧和歌剧。《约兰达》完成。旅行演出（基辅、华沙、柏林、汉堡）。1892年在梅达诺沃村完成舞剧《胡桃夹子》。在莫斯科指挥歌剧《浮士德》、《叶甫根尼·奥涅金》、《恶魔》。写降E大调交响曲（未完成）。当选为法国研究院通讯院士。接受剑桥大学授予的音乐博士学位。出国旅行（柏林、巴塞尔、蒙贝利亚尔、巴黎）。五月迁往克林城定居。1893年演出音乐会（布鲁塞尔、敖德萨、哈尔科夫）。赴英国接受音乐博士学位。在克林生活。写《第六交响曲》、《浪漫曲套曲》（拉特豪斯作词）、钢琴曲——作品72号。写《第三钢琴协奏曲》。10月7日（旧历）离克林城赴彼得堡。10月16日，《第六交响曲》在彼得堡初次演出，作者亲自指挥。
10月21日开始患病。10月25日凌晨逝世。
（以上材料译自《克林的柴可夫斯基纪念馆》一书，莫斯科音乐出版社195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