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防不胜防的摄影记者；和记者捉迷藏的痛楚；她生活在光天化日之下，一切的一切都在曝光之中，她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
在褒曼和拉斯结婚的那些日子里，要想摆脱记者们的追踪，真是太难了。拉斯要她去探望和拜见住在哥德堡城外的公公婆婆。她先乘飞机飞往哥本哈根，好让记者误认为她是去探望她那住在这座城市，过着退休生活的姨妈莫蒂。褒曼在哥本哈根的一家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偷偷地从后们溜出来，坐进了拉斯的朋友斯卡鲁勃驾驶的汽车后座，藏在一条毛毯下面。拉斯不动声色地钻进了另一辆汽车，驶离了旅馆。所有的摄影记者都乘车尾随着拉斯的车子。这时，褒曼慢慢能舒舒服服地坐起来，一直到了莫蒂姨妈家。那里到处都有摄影记者。他们立刻认出了褒曼。她大声对斯卡鲁勃喊道：“快开车，快开车！”摄影记者们也飞快地奔向他们的汽车尾随其后。褒曼对斯卡鲁勃说：“向左急转弯，然后放慢速度，让我跳下去藏起来。让他们追你。”他向左一拐，驶进了一条狭窄的小巷，她打开车门跳到雪地上，滚进一条小沟里蜷缩着身子，一直等摄影记者们的车子驶了过去。
她忍痛往回步行到莫蒂姨妈家，再坐进拉斯的汽车，径直驶向瑞典边界。可那里的摄影记者更多，她又藏在毛毯下面。当然，摄影记者认识拉斯，而且知道他要到哪里去。拉斯停在路上给家里打电话，他的父母对拉斯说：“整个院子里都是人。他们把聚光灯安在汽车顶上，可以四处照射，观察你们来了没有，了解你们可能从哪条路来。”
拉斯决定驾车往他父母居住的达格波哥，他知道房子后面有条小路。在黑暗中，他们把车停在一座公墓附近，穿过一块块墓碑向前走去，翻过了一道墙，跳进了到处是积雪和泥泞的空地，然后他们又爬过大门。褒曼的袜子都被撕裂了。他们又爬上了一道高墙，家里的男管家早已在这里架好了一个梯子，他们顺着梯子下到地面。这儿真像一座集中营，探照灯向四周照射，它照在雪地上，照在树丛中。他们只好趴在雪地上，等探照灯扫过后，往前紧跑几步又趴下来，用这种办法他们终于安全地到达了后门。
褒曼在影片中和舞台上曾演过很多角色，经历过许多动人心弦的场景，却还没有如此惊险的经历。她满身是泥，袜子撕得粉碎。她就是以这副狼狈不堪的模样去拜见她未来的公婆的。她对拉斯母亲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能不能借我一双袜子穿，再去吃晚饭？”接着，电话铃响了起来，而且一直响个不停。拉斯请他父母说他们不在那里，但是他的父亲素有教养，彬彬有礼，不会说那种谎话。他拿起电话客气地回答说：
“请等一等，我去问问他们，他们是不是在这里。”
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终于走了。第二天一早褒曼和拉斯也离开了这里，他们只好到朋友家去躲避无孔不入的记者群。
B.又一次结婚的日子终于到来了。记者们搜寻他们的闪光灯像放焰火一样在他们身边闪亮……
由于墨西哥、加利福尼亚和瑞典的法律手续繁杂，很长时间褒曼不知道她是否已经合法离婚。不久，离婚判决书终于来了，他们开始准备结婚，但是在法国他们没能办好有关的法律手续。
拉斯在英国找到了一位好心的律师，他依据法律文本研究了他们的情况，仔细阅读了全部文件后说：“毫无问题，你们可以在这里结婚。”于是他们就订在1958年圣诞节前夕，在卡克斯顿礼堂结婚。拉斯希望这件事能保密，就像他也这样要求别的事一样。他说，每个人都有权过自己的私生活，为什么这件事非得登报不可。于是，他们又做了安排。拉斯的瑞典老朋友戈伦和玛丽安娜·埃森，以及恶德尼·伯恩斯和他的妻子担任他们的证婚人，褒曼悄悄地从“康诺特”饭店的后门溜了出来。其他人也从不同的大街小巷前往礼堂。登记人在悄声低语地主持婚礼仪式，最后他要求拍一张照片供他个人作收藏品。他们相信了他，可是过了一天以后，报纸上却登出了这张照片。
他们回到“康诺特”饭店吃午饭。大家举起香槟酒庆祝说：“生日愉快”，以此来蒙混服务员。恶德尼说：“6点钟我能在格林那达电视中第一次发布这个消息吗？”恶德尼除了是制片人外，还拥有格林那达电视台。他解释说：“那时候你们已经乘飞机回法国，而且就要抵达舒瓦塞尔村了。”于是，褒曼说：“当然可以，”结果她还是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又陷入了记者的包围圈。他们同玛丽安娜和戈伦回到舒瓦塞尔村时，法国记者听到了发自格林那达的电视新闻，他们一窝蜂似的钻进自己的汽车。刹那间，一片喧嚣声此起彼伏。舒瓦塞尔村的宁静气氛荡然无存，法国的照相师和摄影记者比意大利的毫不逊色。他们翻过墙头，越过篱笆，想方设法撬开百叶窗，他们的闪光灯像焰火一样忽闪忽闪地亮着。“不要这样，”他们阻拦着说，“我们不想在夜间这样的时刻照相。明天我们可以送你们一些照片。”即使这样也丝毫不能使他们罢休。他们继续向室内“入侵”。玛丽安娜正在她的寝室里，百叶窗突然被弄开了。玛丽安娜大笑着说：“我正弯身从衣箱里取东西，他们拍的是我的大屁股。”
拉斯打电话叫来了警察。他们拿着手电筒前来救助。摄影记者们只好一哄而散。警察对他们说：“怎么回事啊？你们为什么不让他们拍照片，也让我们早点回去休息休息？”
他们却很固执。“不，”他们说，“什么时候同意拍照，要由我们自己决定，我们遭受了包围，我们拒绝妥协，更不肯让他们拍照。”
警察一直呆到凌晨4时，同拉斯和褒曼一起喝了香槟酒，祝贺他们新婚。第二天让摄影记者们尽情地拍了照片，大家才皆大欢喜地离开了。
C.前夫罗伯托对她的又一次结婚十分不悦，他寻找各种事件来纠缠她，这一切又触起了她内心的隐痛。同罗伯托的纠纷从现在起才算真正开始。他提出诉讼，要求充任孩子们的监护人……
罗伯托似乎能找到对付褒曼的各种武器。他说她是新教徒，她家里没有人了，没有祖母，没有姨妈，没有叔父。现在她又和一个瑞典人结了婚，因此她有什么资格来抚养孩子呢？罗伯托为此大叫大嚷，四处扩散。他甚至还说褒曼的名字根本没写在孩子罗勃蒂诺的出生证明上，她又有什么资格要求作儿子的监护人呢？此外，他说褒曼的婚姻的合法性仍值得怀疑，是否犯了重婚罪还值得探究。以后每次去意大利访问，褒曼都担心罗伯托会不会想方设法把她送进监狱。
后来罗伯托要他母亲和姐姐玛西拉签名发表一项声明，说她们将住在罗伯托罗马的房子里照料孩子们。褒曼很敬重他的母亲和他的姐姐，他们也都很喜欢褒曼。后来她母亲多次笑着对她说：“英格丽，我不想签署那份文件，玛西拉也不想这样做。”褒曼说：“我完全清楚罗伯托的为人。他强迫人们去做他要做的事，他是我遇到的最顽固的男人；一旦他得到想要的东西，他就会变得和蔼可亲。”
1959年1月，在巴黎的一个几乎空无一人的法庭上，法官雷内·德罗拉特判定褒曼承担3个孩子的临时监护人。他还裁定孩子们应该上巴黎的意大利学校，罗伯托先生拥有周末去探视他们的权利。
罗伯托企图阻止法国法院采取的法律行动，他说：“法国法院没有裁判权，我是意大利公民，”他说，“3个孩子都是意大利公民。我认为，到底应该由谁担任监护人，应该由意大利法庭裁决，而不应由法国法庭进行裁决。”
褒曼早已料到，这会成为一场公开的冲突。现在她不得不在意大利法庭上进行申述。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莉安娜·费里对褒曼说：“你是演员，你可以在意大利法官面前失声痛哭，你肯定会得到孩子的，我很了解意大利人。”她回答说：“在舞台上我是演员，可在日常生活中我可扮演不了这个角色。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我不能弄虚作假。”
在影片《安娜斯塔西亚》、《轻举妄动》和《六福客栈》取得成功之后，褒曼又夺回了失去的荣誉，成了那10年中的巨星之一，收到了纷至沓来的演出邀请。同过去一样，她选择了自己喜欢的人们，她喜欢“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
D.一切为了孩子。无休止的孩子“争夺战”愈演愈烈，使人心力憔悴……
现在，孩子们同拉斯和褒曼一起住在舒瓦塞尔村，每天乘汽车到巴黎去上意大利学校。罗伯托有权在任何时候去看他们，这是褒曼已表示同意的。他在罗马的法庭上指责说，褒曼让孩子们在舒瓦塞尔和巴黎的意大利学校之间来回奔跑，简直不顾孩子们的死活。尽管有一名司机驾车送他们上学，罗伯托还是指责说，每天汽车这样长途行驶太危险了。他们为此争论了很长时间。最后褒曼被迫让步。
孩子们只好住在巴黎。褒曼在一家小旅馆里租了一套房子。他们的管家埃里娜·蒙提斯日夜照料孩子们，褒曼也几乎每天都去看一看，晚上她驾车去舒瓦塞尔，回到拉斯身边。
罗伯托决定每周末都来巴黎和孩子们在雷菲尔饭店呆两天。褒曼想让他们出城来舒瓦塞尔，这里空气新鲜，孩子们可以玩狗，可以在树林里奔跑。可是很难说服罗伯托改变主意。有一次，孩子们和罗伯托在意大利住了一段时间，回法国时褒曼去车站接他们。她发现罗伯托也在那里——他乘飞机提前到达。她说：“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来接孩子们去饭店。”
“可是，我是来接他们的。汽车就在外边。我和他们这么长时间没在一起了。我要带他们去乡下……”
“不行，我需要他们，他们要和我在一起。”
孩子们来了，都扑到褒曼怀里。毫无疑问，他们都想坐进她的车。罗伯托说：“不，你可以带着两个女孩，我带走罗勃蒂诺，你也可以跟我一起去。”
褒曼本想跟他去饭店商量这件事，可是她没有去。她带着两个女儿驾车去舒瓦塞尔，然后给罗伯托打电话说：“现在我就要来领罗勃蒂诺。”
等褒曼回到巴黎时，罗勃蒂诺不见了，罗伯托把他藏了起来。一连三天褒曼不知道他在哪里。最后褒曼终于得到同意领走她的儿子。这个可怜的8岁孩子哭着说：“爸爸说你偷走了小英格丽和伊莎贝拉，你偷走了她们……”
褒曼说：“好吧！让他说去吧，可是，这是该我和你呆在一起的时候了。”
“好啊，”他说，“可是，妈妈，你为什么不偷走我呢？”
第二年夏天，1960年6月，褒曼带着孩子们去拉斯的小岛。要是依罗伯托的意见，是绝对不允许孩子们去的。
埃里娜也和他们一起来了。一天到晚总在下雨，可是孩子们并不觉得扫兴。他们在小岛上到处玩耍、划船、在小海湾里游泳。他们从来也没有玩得这样痛快过。
褒曼和孩子们也会碰到不少的难题。有人对孩子们说，同新教徒的妈妈一块祈祷是一种罪恶。褒曼习惯于用瑞典文祈祷，一天，他们拒绝同妈妈一起这样祈祷。褒曼问：“你们为什么不同我一块祈祷呢？”
他们说：“父亲说你是异教徒。”
褒曼说：“不对，我不是异教徒。实际上我们所信奉的都是同一个上帝。不同的只是向上帝祈祷的方式不同。要是你们不愿意，可以不和我一块祈祷，我一个人做。”于是褒曼开始祈祷起来，起初听到有一个小孩的声音参加祈祷，接着又一个小孩的声音也参加进来了。
同罗伯托的争吵越来越激烈，褒曼意识到这样对孩子们的教育极为不利。只要电话铃一响，他们就跳起来说：“是律师，是律师的电话吧？”孩子们天天提心吊胆，不得安宁，因为家里的大人经常吵架。
该下决心先解孩子们的忧虑了。褒曼对他们说：“告诉我，你们愿意留在舒瓦塞尔呢，还是愿意回意大利和你们的父亲住在一起呢？我现在写好了‘愿意’和‘不愿意’的小纸片，要是你们想留在我这里，在‘愿意’旁边画个×，我回避一旁。你们每人拿一张纸，然后放在这个帽子里，我允许你们自由选择，也不会知道你们每个人的选择。然后公布结果，按照多数人的意见办。”可是他们不同意。
拉斯也很苦恼。他在舒瓦塞尔村尽心尽力安置了一个舒适的家，一切安排井然有序。可是孩子们却彼此小声说：“你不会去吻他吧，是吧？你不会去和他玩的，是吧？”罗伯托给褒曼写了好几封信，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也改善不了这种气氛。罗伯托想带孩子们去西西里，他正在那里拍一部电影，可是褒曼不同意，因为在那里无法保证孩子平静而有规律地生活。
褒曼不得不再一次去意大利向法院申诉。罗伯托带着孩子们去了西西里，一直呆了3个月。她想把孩子们接回来。法官对她说：“当然你可以把他们带回法国去。”
走出法庭时，罗伯托怒气冲冲地发作了一顿。褒曼说：“你不能一意孤行，你并非拥有对孩子的全部监护权，临时监护权仍在我手里。在你取得监护权之前，我坚持他们和我回去。他们和你在一起的时间够长了。”
“好吧，”他说，“你把孩子们领走吧，成天守着他们。”褒曼在整理他们的东西时说：“他们的护照呢？”“哈，”罗伯托说，“法官根本没有提护照的事。”“就是说，你不打算把孩子们的护照给我吗？”
“对了。判决书上没有一个字是提及护照的。你自己再去看一遍判决书。”
非常幸运，瑞典大使是褒曼的朋友。
他说：“我可以给孩子们发瑞典护照，因为他们的母亲是瑞典人，可以允许他们有两本护照，一本瑞典的，一本意大利的。”
尽管天色已晚，他还是打开办公室，为他们拍了护照专用相片。第二天早晨，褒曼领到了三本瑞典护照。他们出发去机场。罗伯托到处也有朋友和私人侦探。有一个人探明褒曼去过移民局，立即给罗伯托打了电话：“英格丽在机场，她给孩子们弄到了护照。”
“不可能，”罗伯托说，“她没有护照，孩子们的护照在我身上。”
“罗伯托，她一定弄到了3本瑞典护照。他们就要起飞了。”
罗伯托简直气疯了。他给警察局打了电话。警车尖叫着向停机坪扑去，警笛一个劲地尖叫着，变色灯闪个不停。褒曼走下飞机舷梯说：“你们没有权利要我和孩子们下飞机。我们的护照是有效的。请你们检验。我是孩子们的母亲。我拥有对他们的合法监护权。他们已经在意大利和他们的父亲呆了3个月了……我们要走了，再见。”
警察说：“对不起，我们不过是执行任务。”
“那你们已经完成任务了。再见！”
后来罗伯托反复唠叨说，他的心脏病就是这件事引发的。
褒曼知道，这不是一场普通的诉讼案。这似乎是把罗伯托的孩子从他可爱的国家中领走，置于和褒曼结婚的瑞典人保护之下。拉斯在机场迎接他们，以防罗伯托打电话给他在巴黎的熟人，在孩子们下飞机后把他们强行带走。谁都无法预料罗伯托会耍什么手段。
又迎来了一个除夕之夜。在除夕之夜褒曼总是多愁善感。她非常重视除夕之夜，她想，一年又过去了，她做了些什么呢？她给谁带来了幸福呢？她又做错了什么事呢？在新的一年里处事待人能否更为通达和蔼，能否更多地为别人设想？新年的钟声不停地响着，响彻了城市和乡野，人们在祈祷和平，祝愿祥和，而她却在为3个孩子奔波，就像她曾为女儿皮娅终日操劳那样。
褒曼曾经给罗伯托去过电话，告诉他孩子们都很好，他却暴跳如雷。他们就像在所罗门神面前争夺儿子的那两个女人一样势不两立。
褒曼开始思索：在这个问题上自己到底有多少错？她绝不能放弃孩子，可是如此相争下去会给孩子们的生活、学习和身体带来损失。要想让孩子们过得平安幸福，总要有一个人让步。
她终于想通了。在电话里对罗伯托说：“好吧，我放弃了。孩子可以归你。你可以在意大利把他们抚养成人。我马上把孩子们送到你那里去。”她确实这样做了。
她对法官说：“谢谢您，我不再等候您的裁决了。”
她的律师说：“你就要打赢这场官司了，我们掌握了罗伯托·罗西里尼的一切情况。他想要孩子，只是具有父亲的身份是不够的。他是意大利人。他说他有众多的家人来照料孩子们。意大利法庭不可能推翻法国法庭的判决。你已稳操胜券，就要得到监护人的合法权利了。”
“很抱歉，”她回答说，“我不准备上诉了。我不会再到意大利去打官司了，我同意把孩子们交给罗伯托抚养。”
罗伯托一旦得手，他的态度立刻来了个180°的大转弯。
当褒曼把孩子送交给罗伯托时，他变成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天下第一好人。他还给孩子们准备了礼物，一套住房，并且对褒曼说，随时欢迎她来。从此以后，她同罗伯托再没有发生过争吵，且经常保持着必要的联系。
以后的12年里，褒曼穿梭于罗马与巴黎的空中走廊，这几乎成了她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她在巴黎住上二十几天，然后去罗马住上十几天，或者回巴黎到拉斯那里住上两个星期，再去罗马。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她尽可能地多接近孩子们，多给孩子们一些温暖和母爱。照料未成年的子女是件十分细微繁杂的事。一位善良的意大利妇女给褒曼帮了大忙。她叫阿吉尼德·帕斯科里尼。埃丽娜走了以后，由她负责照料孩子们。她和孩子们同住了14年。她很爱孩子们，照料得十分周到，她成了他们的第二母亲。孩子们非常敬重她。伊莎贝拉结婚时，她还是证婚人之一。一旦出了什么问题，小英格丽首先跑去找的就是阿吉尼德妈妈。罗勃蒂诺长大后每次回罗马，也一定要去看望她。
E.第三次婚姻的苦果。爱神啊，这多么缺乏公允和良知。就在那天晚上，拉斯告诉她，他又找到另一个人——克里斯蒂娜。那时，拉斯和她已经结婚12年了……
起初褒曼由于拉斯的不忠很不平静。她意识到这是她自惹之祸，这是她自己的过错，莉安娜很久以前就警告过她。她知道不能责备拉斯。起初，她火冒三丈，很不冷静，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他们讨论了离婚问题。她想，她该离开，走得远远的。接着又想，也许他与克里斯蒂娜的婚外恋情可以结束。拉斯和褒曼之间的联系仍十分密切，他们也许还能和好如初。不过，虽然表面和解了，毕竟不会像以前那样了。褒曼又面临着沉重的选择：争取把现实的婚姻委曲求全地保持下去重要呢，还是为艺术献身更重要一些呢？是去摄影棚，去剧场演出好呢？还是坐在家里，当无聊平庸的贤妻好呢？她一直带着这些痛苦的思考沉重地生活着。突然间，一切面目全非了。
他们什么事也没做。拉斯的年轻的情人仍然藏在幕后未能露面。褒曼想，长此下去，他们会互相把对方置于极不愉快的处境之中。她还是像过去那样过日子，解除内心痛苦的灵丹妙药就是工作，拼命地工作。一个叫宾基·波蒙的男人再次出现在她的生活里。褒曼在演《村居一月》以前就认识宾基。他是伦敦最有名的制片人之一，也是他们的一个老朋友。褒曼坐在舒瓦塞尔村的家里看书，看电视，看看时间，估计拉斯什么时候回家。接着电话铃响了，是拉斯打来的，他说：“我今晚排练太忙。别等我了，我可能回来很晚。”整个晚上她的心绪不宁，只好耐下心来看书。电话又响了，说话的是宾基：
“你觉得烦闷吗？”
“你为什么问这个？”
“我为你找了一个剧本。”
“什么剧本？”
“是乔治·萧伯纳写的《布拉斯邦上校一席谈》。”“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剧本。”
“好吧。我送给你看看。你今后有什么计划吗？”“没有，什么都没有。”
“好吧。你看看，然后我们再讨论。”
褒曼看了剧本，觉得很好。剧中有个角色是个非同一般的200女人。她是个见解独到、聪敏机智、幽默风趣的女人，同24个呆头呆脑的男人作对。褒曼觉得，要能演好这个角色也是一种尝试。作为一个演员应该具备演各种角色的艺术素质。
她给宾基回了电话，她说：“我可以演这个角色，但是这个剧本还要加工，否则许多内容叫人难以置信。你了解剧院的情况，你认为这个剧本能行吗？人们会来看吗？”
“有你参加演出，他们就会来。”他说。
每次褒曼主演一个角色，她都觉得这是最后一次了，所以竭尽全力演好。虽然纽约剧院富丽堂皇，法国剧院也不错，而伦敦剧院却有某些特殊的东西。
她跃跃欲试。同拉斯商量了一下，他认为想法不错。她给宾基打了电话，说她就来。
褒曼觉得选择适合于剧情的服饰也是饶有兴趣的事。她在一本书里看到温斯顿·丘吉尔的母亲照片，那是很久以前在非洲旅行时拍摄的。褒曼说：“这还是塞西莉·韦恩弗利特夫人在摩洛哥时穿的衣服，这正是我想穿的服装。
宾基说：“太男人气了！”
“好吧，”她说，“我们订个协议，第一场我的表演将充分显示女人的魅力，第二场我的表演就要十足的男性化了。”他们就这样达成了协议。
褒曼和她的剧中的24个男人，在布赖顿进行首场演出，乔斯·阿克兰饰布拉斯邦上校，肯尼思·威廉斯饰德林克沃特。劳伦斯·奥立弗来参加了那天晚上的开幕式演出——褒曼对此十分激动。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安排了一次晚宴。褒曼去参加以前，她那剧中的24个男人说：“多加小心。你要是在劳伦斯那里听到一大堆意见，你将无所适从。”褒曼说：
“我将高兴地听到我能得到的一切忠告。我希望听听他要说些什么。”
他们一起共进晚餐，在晚餐进行到一半时，劳伦斯爵士还在同乔斯闲聊。他们谈的意见都富有深刻的内涵。褒曼一直在想，什么时候才能轮到自己同他谈话呢？
喝完咖啡之后，他们正要告辞时，劳伦斯望了她一眼说：“一旦你真正掌握了对白，你就更加完美。”
在伦敦，他们在剑桥剧院进行了首场演出，舆论批评好坏不一。褒曼猜想对她的批评是少不了的，不仅仅因为她的道白有时结结巴巴，而且因为她不是英国人。有人说，为什么要让一个外国人来演塞西莉夫人呢？
英国观众对这种闲话并不在意。天天晚上剧场爆满。伦敦《每日快报》戏剧评论家赫乐曼·克雷茨马尔声称他要到票房去退一张多余的票时，遭到在那里排队、希望得到退票的中年观众的围攻。他们说都是来看英格丽·褒曼的。她对此感到欣慰。
褒曼和一个新组成的美国剧团在华盛顿肯尼迪中心演出了《布拉斯邦上校一席谈》。这个剧在威尔明顿市举行首场演出后，还到多伦多演出，最后是在百老汇演出。演出获得了成功。她无论在什么地方演出，都会受到那里观众的赞扬。评论家们公认“英格丽是了不起的”，“能看到她回来很高兴”。每场演出都座无虚席。后来终于得知那年在百老汇演出的新剧中，只有《布拉斯邦上校一席谈》的投资全部收回了。
F华盛顿。她在全国新闻协会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这使她喜出望外。这是她渴望了22年的难得机会。多年来，她一直未能忘记参议员约翰逊对她的尖刻毁谤，这个讲话载入了1950年3月的国会记录，特别是那个使人难忘讲话的结束语：“如果从《火山边缘之恋》堕落中吸取了教训的好莱坞，从此树立正派的作风，保持清醒的头脑，那么英格丽·褒曼的事业虽然毁了，但也起到了反面教员的作用，从她的灰烬中将成长出一个更美好的好莱坞。”
以后的事实回敬了约翰逊先生……
美国议员那段讲话太伤人了，且入骨三分。褒曼所受的教育告诉她，要时刻注意礼仪，要诚实地生活，对待别人要重于自己，她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实践自己所受的教育。她不认为同罗伯托·罗西里尼恋爱结婚，为他生了孩子，就该受人羞辱。报纸的某些过激言词，她还能容忍，因为记者们必须生存，报纸也得卖得出去。但是受到位于首都的美国参议院的羞辱则是另外一回事了。美国参议院的大理石圆柱门廊内镌刻的字向世人表明，他们是崇尚真理、主张正义、自由、男女平等的，然而她觉得参议员先生应该感到羞辱的是，他们剥夺了一个女人的权利。
70年代初，电影业面临被电视取代，被电视挤垮的危机。褒曼说，当时如果有什么被化为灰烬的话，那不是她，而是好莱坞的电影业。1972年4月，报界说：“英格丽却像凤凰那样从火焰中腾空而起，达到其他女演员很难达到的成功之峰。”
此时，全国新闻协会举行了前所未有的评论家、记者、作家，电视及无线电记者参加的记者招待会。与会人数比会见著名人物如赫鲁晓夫或第一批登上月球的宇航员的人数还要多。会上他们向褒曼提出的问题，过去她已回答过不知多少次了：“你认为演喜剧要比演传统剧难一些吗？和你演出所到过的其他剧院相比，你对肯尼迪中心的印象如何？你是怎样保持你的艺术青春的？你作为一个演员除了对戏剧感兴趣之外，还对别的东西感兴趣吗？譬如说对政治？”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褒曼首先说，她从来没有因为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影响过自己的行动。她是一个演员，除感谢上帝赋予的一些天资外，她拥有的只是艰苦的工作和某些机遇。她想她活着应该对别人有利，但这并不是政治。她感兴趣的是社会、儿童、战俘和战争的孤儿问题，这些就是她同政治惟一有牵连的事情。
他们还问褒曼是怎样学习的，是怎样进入角色的。
她的回答是：“关于表演艺术的书籍我看的不多。我曾努力钻研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理论。我甚至在第一次读剧本时，就本能地领会到要扮演的这个女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旦遇到我不理解的剧本，我就拒绝演出。我必须完全了解这个人物及其性格。我的意思是说，我的身上必须要有那个女人的某些素质，然后我才可能理解并进入角色。与其说这是一种技术，不如说这是一种灵感。每当我深入生活去体验一个角色，我便四处寻找。我漫步街头或乘公共汽车，我可以和许多人接近。这时我对自己说，我必须记住被观察的那个人的行坐立姿势。我必须记住她的服饰。若是以后在演出中突然需要扮演某个角色，我必须戴一顶她那样的帽子。人们要从生活中学习，而不是单凭自己的主观想象出发。”
需要回答的问题源源不断地提出来了。突然间有人提了这样一个问题，它像铃声一样使褒曼一惊：“听说好莱坞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是个损失呢，还是件好事呢？”
褒曼回答说：“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可能是个损失。当年好莱坞采用明星制度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而现在又要推翻这种制度了。你们有设备先进的摄影棚，一流的技师，但时代在变化，所以我认为无论什么事情都不可能不发生变化。许多事情都变得虚伪，变得华而不实，这也是我离开的原因之一……”
她猛然意识到，这个问题正合她意，为她要讲的话开了个头。
她说：“我曾觉得好莱坞是很理想的从影之地，我对它无可抱怨，因为我在那里度过了极美好的时光。人们好像都喜欢我，我们也拍了一些好影片……然而我只不过是想做些更现实的事情。当我看到《罗马，不设防的城市》时，我认识到在世界的另一个地方，正在拍制一种不同类型的影片，于是我暂时离开了……”
“现在我要说十分关键的话了。我等待这个报一箭之仇的机会已经等了22年。我必须说，在我离开这里去意大利时，华盛顿的一位参议员先生发表了一篇攻击我的话，他在讲话的结尾部分说，好莱坞的灰烬中将成长出一个更好的好莱坞。”
褒曼没有意识到自己把原话颠倒了。她说的是“好莱坞的灰烬”，而没有说“英格丽·褒曼的灰烬”，这样完全失掉了她的话的讽刺意味以及说话的目的。别人没有理解她的话的含义。有几个人的面孔显出困惑不解的神色，但多数人的表情看上去是高兴的和感兴趣的。
一直等褒曼回到法国，放听全国新闻协会赠给她的记者招待会实况录音带时，她才意识到自己的口误。等了22年要说的话，都让她说颠倒了！直到后来谈及此事时，还叫她大笑不止。
她想，精神病学者可能会说她的口误是一种“弗洛伊德式的”漫不经心的走嘴，她已经打消了报复的念头。其实她的愤怒情绪早因美国和美国人民对她的热情接纳而平息。而且她自己意识到：“自从‘玛丽女王号’轮船1939年3月把我这个身材修长、面带笑容的瑞典金发姑娘送到纽约的土地上后，在这些年代中有那么多的美国人给了我温暖和慷慨的接待。是美国在培育我成为电影明星，美国和美国人民为我做出了贡献。”
1972年4月，褒曼终于如愿以偿，得到了美国参议院的公正对待。参议员查理士·H.珀西在褒曼访问华盛顿时，在美国参议院站起来发言说：“总统先生，22年前，就在这个会议厅里一位世界上最可爱、最通情达理、最有才华的女性成了极少数人猛烈抨击的牺牲品。今天，我愿对这位无与伦比的和当之无愧的世界影星英格丽·褒曼致以遗忘已久的深切敬意。”他赞扬褒曼在《布拉斯邦上校一席谈》中的演出。他说：
“如果没有她的艺术才能，我们的文化将会变得贫乏。对美国公众来说，她在人们的心目中，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位最杰出的表演艺术家。我知道遍及我们国土上的千千万万的美国人都希望同我一道，对英格丽·褒曼事业登峰造极之时，由于受到个别人及电影行业某些人的迫害而远走他乡表示深深的歉意。我相信这些人也会同我一起，对她的今天表示最令人信服的敬佩、爱戴和尊重。美国不仅欢迎褒曼小姐，我们还对她的来访深感荣幸。”
参议员约翰逊曾将对褒曼不友好的报刊文章目录收入国会记录。参议员珀西也把赞扬和祝贺她的长篇文章载入了国会记录，并把这个记录的副本送给了褒曼。为了感谢他，褒曼写信说：
亲爱的珀西参议员：
我和美国参议院的矛盾很久以前已告结束了。然而创伤依然存在。现在，由于您在参议院所做的慷慨和谅解的讲话和正义的姿态，我的创伤已全部愈合……
G拉斯和她仍在努力从事他们热爱的职业。拉斯有他自己的戏剧及版权机构。他同剧作家、演员一直保持着经常的联系。他上演过阿瑟·米勒，田纳西·威廉斯，阿诺德·韦斯克和艾伦·埃克伯恩的剧作。婚姻破裂的危机依然存在，她用事业来“麻醉自己”。他们最后一次合作的是《人类之声》，那是在1967年……
拉斯习惯于用瑞典语戏称褒曼为“金鹅”。因为只要她在剧院演出，准能获得成功，等于下了一个又一个金蛋。她的丈夫是个制片人，她还会有什么后顾之忧呢？使她多少有点不满的是，拉斯从来不想为她找一个理想的剧本。
他们之间也有争论。最后褒曼终于知道他永远不会给她找剧本了。拉斯和蔼地对她说：“你应该从我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亲爱的。我不想剥削你，从不想利用你的声誉。把英格丽·褒曼摆进一个剧本里，就一定能成功，那是件非常容易的事。”
在其他问题上，他们俩人相处得很好。久而久之，褒曼也不介意这件事了。于是他们认为，他们俩可以像过去那样，再重新生活在一起。她朝这方向努力了，但毫无用处。他们的婚姻已接近尾声。这样，像平常一样，她又全心投入到事业中去了。她把这叫做“通过事业来麻醉自己”。
宾基·波蒙有时打电话到舒瓦塞尔村找褒曼。“你在做什么？”“噢，我在这里闲坐消磨时光。”“一个人吗？”“是的，我一个人。”“那么，我告诉你，赶紧收拾好行装，坐飞机来这里吧。给拉斯留个条子就行了。”
到机场来接她的汽车，直驶宾基的寓所，那里通常有一些同行们在一起聊天，也总离不开戏剧话题。褒曼觉得这种没有外人干扰的社交小圈子很温馨，大家都在谈论自己的事业，谈论剧情和演出情况。这里充满着笑声和友谊。
宾基才华横溢，精通戏剧，且富有创造性，只要他说某件事能成功，那件事就能有所获。他们有时也许不同意他的意见，但只要听他耐心精明地预测未来，大家也就信服了。于是，褒曼也信心百倍地和他一道坚持做下去。她把宾基当成可信赖的益友良师。
遗憾的是，1973年，在他们合作排练萨姆赛特·毛姆写的剧《忠贞之妻》的过程中，宾基突然病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