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正要动身开始他的旅程，战争在法国暴发了。战事逐渐蔓延到莱茵州并进而影响到贵族们的生命和财产。军队向前线行进，许多贵族已在撤退了。科隆的皇帝也是其中之一。宫中的一切贵重财物都被移到了杜塞尔多夫，为的是不遭到战争的破坏和劫掠。
毫无疑问，贝多芬对于这种社会的大变动不十分在意。他在科朴伦斯遇到的混乱情形，才使他注意到莱茵州已经烧起了战火。
经过爱伦白拉特斯坦（这座他母亲诞生的市镇）时，贝多芬对哺育他成长的莱茵河投下了最后的一瞥；随即，他日夜兼程，经过巴伐利亚，跨过纽伦堡，到达了奥地利边境的巴萨、多瑙河的林堡；一周后，他抵达了维也纳。
气宇轩昂、雄伟宏大的城市对于一个波恩小镇的市民而言，是何等的辉煌、壮观啊！
帝王的宫廷、国家图书馆、大学的校园、宽敞的广场，比起莱茵河畔的景致自然又是一种风格。圣·司蒂芬大教堂美丽的塔尖有如一位傲视群雄的巨人。它真是一座了不起的建筑，与科隆大教堂一样高耸入云。
贝多芬为了节省经济上的支出，便在阿尔萨郊外的一个印书店主施特劳斯家里住了下来。
施特劳斯的家接近古城堡。城堡的墙高达16米，站在这里可以俯瞰维也纳城。绿色的草地、密密的丛林让人心旷神怡；清新的空气，狭长的道路适宜人们作悠闲的散步……从田地中辛勤劳动归来的农夫正在忙着卸下刚收获的粮食和干草。若到远郊去走一走，会看到更广阔的农田和丰收的葡萄园……
贝多芬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熟悉这个郊区的小镇，并做好一些必不可少的生活准备。他租了一架钢琴，买了一张写字台，一些咖啡和引火柴，并且第一次买了一件外衣、假发、鞋子和丝织物——他现有的生活环境和生活物品较之5年前好多了。他不像某些青年音乐家那样，一到了音乐之都就有些糊涂起来。
22岁的贝多芬再不会轻易地产生自我羞愧感，言语也更为流畅，他能很自信地出入显贵的家庭，使人对他产生兴趣和好感。
华尔特斯坦没有写引荐信给自己在维也纳的任何朋友，而是让贝多芬自己去努力，去打开局面，尽管贝多芬多次受到海顿的称赞。
然而，贝多芬不会再像从前那样走在街上没人注意了，时常，回到家中他还可以数一数自己挣来的银币。
贝多芬的外貌实在是平淡无奇，短小的身躯，外衣和裤子都是灰黄色的，脸上长着红红的青春痘，围巾也不时髦，且显得有些搭配不当，衣饰虽有了改变，但仍显寒碜。他从不为自己穿了廉价的毛衣和讲一口土气的莱茵话而产生羞怯。他头上戴着黑亮而蓬松的假发，看上去似乎严肃有余——这对于一个22岁的年轻人而言，多少有点令人发笑。然而，就在这个略显生硬的外表下潜藏着一股粗犷力量，而让人刮目相看。然而，他毕竟不是那种长久地坐在家中等待幸福来临的笨汉，充任钢琴师，不过是他的权宜之计。
在维也纳住了一年之后，贝多芬在给劳欣的信中谈及回家乡的可能性已很渺茫。他告诉劳欣：“你可知道你的朋友的生活已渐趋佳境，而他的幸福将扫去过去一切可怕的回忆？”
贝多芬与劳欣谈及这一年中所见到的、感受到的华丽而罗曼蒂克的生活。的确，他在维也纳交上了好运，这似乎补偿了他幼年时所遭遇到的苦楚。而维也纳所带给他的幸福，恐怕不是世俗的敏感人士所能想象得出来的。
据朋友们说，贝多芬在维也纳，除了第一年中时常发脾气外，其余的时间则全部忙于音乐。
韦格勒在1794年来到了维也纳。他在法国军队攻入莱茵河谷之前就避难来到此地，科隆王国被永远地消灭了。他对贝多芬在维也纳的生活感到十分惊异：贝多芬虽然失去了波恩方面支付的每月生活费用；然而，他已经在经济生活上自立了。
贝多芬的父亲是在1792年11月份去世的，当时，贝多芬到达维也纳才一个月。皇帝的信札中记载了此事：因为贝多芬的离去，父亲的酒钱再也没有着落，所以，他便在抑郁中亡故。
卡尔和小约翰也跟随着哥哥来到了维也纳。但他俩并没有依附在哥哥的身边，而是彼此协作，共同劳动，如同他们在波恩遇到生活中的困难时一样。小约翰去当了一名药剂师，卡尔则有着如同兄长一样的愿望，一心一意想成为音乐家。在韦格勒的眼中，三兄弟的生活还颇过得下去，而贝多芬的穿着亦比较入时，与两个弟弟相处得很和睦，他的住所和城里的房舍没有多大的区别。贝多芬已搬到一个青年音乐爱好者卡尔·里区诺斯基王子的住宅里。
里区诺斯基王子既会拉小提琴又爱弹钢琴。他的兄弟莫里兹是莫扎特的学生。他那可爱的妻子也是一位钢琴家，芳名玛丽·克里丝蒂娜，比贝多芬小两岁，被人们称为维也纳的“三娇”之一；她的父亲就是弗朗兹·约瑟夫·冯·生公爵。
音乐是里区诺斯基王子的最大爱好，也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他在音乐上花费的钱财简直难以计数，规模或大或小的音乐会，几乎每天都在里区诺斯基的家里举行，而维也纳的音乐家则无一例外地会在这些音乐会上露面。
其中在每周星期五举行的早晨音乐会上，四位年轻而有才华的音乐家的四重奏演出最引人注目。依格拉斯·休本柴是第一小提琴手，才16岁。1792年，贝多芬和他们相识。可不要小看了这位少年，他是个技艺精湛的演奏者，并指挥过奥加登的音乐会，且相当成功。
第二小提琴手路依丝·辛纳、中提琴手弗朗兹·魏斯和低音提琴手尼古拉斯·克莱夫特，年龄都相差无几（克莱夫特才14岁）。有时，里区诺斯基王子自己来代替第二小提琴手；有时，柴姆斯加尔掉换克莱夫特的位置；更有趣的是，克莱夫特的父亲也担任过这一乐手。安东·克莱夫特是一个出色的大提琴家，并与埃斯特海兹和海顿的配合非常默契。有了这么多的优秀演奏者，每一次四重奏的演出都可以更换新曲目或让演奏者互换位置。
贝多芬静心地倾听着他们的演奏，尽管对于三重奏或二重奏的钢琴部分他也可以愉快地胜任，但尽情地学习着。
贝多芬是里区诺斯基家中的重要成员之一。王子的午餐是习惯在下午4点钟吃的，但贝多芬的生活却不像他那样有规律，所以，他常到附近的小食店解决他的中餐。
里区诺斯基的住宅是贝多芬居住得最久的地方。约瑟夫·金斯基王子也成了他的忠实支持者。富裕的埃斯特海思·弗朗兹公爵也帮了他不少的忙。宫廷顾问冯·基斯每星期在他的住所中举办两次音乐会，海顿、史特思道夫也聚集在那边听他们的交响曲。现在，轮到贝多芬来创作交响曲了。舒怀顿男爵很乐意地接受了他们的创作成果。
逻辑和习惯上的限制使舒怀顿男爵对音乐上的选择比较严格。“我最崇拜亨德尔和巴哈，”他写道。当他70岁时出任奥地利驻柏林大使时，他还举行星期音乐晨会，来颂扬、传播那种音乐艺术创作上的崇高精神。
亨德尔和巴哈两人也是功不可灭的。莫扎特也曾在这类音乐会上写过一些严肃的曲子。他看不起那些无知的吹捧者，所以，付给他的酬金极少；甚至在莫扎特死后，舒怀顿男爵也只为他支付了11弗洛林（德国银币）和36克隆能（丹麦银币）。
相反，舒怀顿男爵却将亨德尔和巴哈带到了维也纳，请来宾客，让他俩弹奏人们根本不喜欢、不熟悉的风琴曲；而他却是最喜欢这些曲子的，常坐在前排静听，当舒缓的音乐渐渐响起的时候，若有人不慎发出细小的响声，他就会站起来，怒目注视着声音发出的地方，直到声响停止，他才慢慢地坐下去。
贝多芬的朋友和舒怀登等人并不喜欢贝多芬的创新作风，对他的顽固和反复无常只能摇头叹息。但贝多芬有自己的想法，且容不得他人的侵扰。对于莫里兹·里区诺斯基、卡尔·阿蒙达和劳勃高维兹王子这些年轻人，贝多芬却又表现出一些宽容。劳勃高维兹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后，终于同贝多芬成了极好的朋友。这个理想主义者也与里区诺斯基一样容易冲动，常将金钱花在音乐上。
美妙的音乐、公开的和私人家庭中的音乐会在首都维也纳从不间断，为这个好学的年轻人提供了许多积累经验的极好机会。歌剧演出通常是豪华的、声势浩大的。公开的音乐会虽少，但私家的音乐会却到处都有。这种潮流影响了都市的社会生活。每一座大厦里都有一些与音乐有关的陈设；即使是一个男仆或者是一位听差，只要会拉四弦琴或吹笛子，那么他就有可能被派去参加一些简单的音乐演出了。有钱的显贵们的家中常雇有30人以上的乐队，若想扩大队伍的话，则只要到邻家随便叫来几个人就行了，一场交响音乐会或宗教音乐会即可进行。能够找到8个人，那么就举行一场用管弦乐器演奏的八重奏午餐音乐会；即使三个、四个人也行，那么不妨进行一场轻松的、不拘形式的三重奏或四重奏。如此广泛的音乐活动便形成了许多小型的音乐组织。
交响音乐会是很少举办的，交响乐曲也被当作室内乐曲演奏。家庭的小剧场和舞厅只要聚集了一定数量的乐师就可以开音乐会，听众是从来不会缺少的。当冬天音乐季节来临之时，显贵们纷纷从各地匆忙赶往维也纳。他们都带来了各自的音乐指导，足够让几个交响乐队同时演奏。
欧洲正盛行着维也纳的器乐音乐，不论是在巴黎，还是伦敦都在演奏莫扎特、海顿的交响曲和四重奏。一个显而易见的、无可争议的事实是，维也纳是居首位的城市；而此荣誉又是与众多著名的作曲家的名字连在一起的。尽管维也纳的显贵们对听音乐之重要性的认识还并不十分明白，但他们还是在听着。
1792年的维也纳人对五重奏、四重奏和奏鸣曲充满了极大的兴趣。
许多事实都说明贝多芬对贵族阶层是十分轻视的，曾公开地向他们挑战。贝多芬曾对里区诺斯基这样说：“你不过是一个王子，而我，却是贝多芬！”他很看重艺术家的地位，反对暴君制度，但贝多芬所指的暴君是好战的暴君，而普通的贵族还不在这一行列。总而言之，他反对利用个人权力和为了个人利益而使大众遭受损害。从这点出发，他本人成为贵族阶层的从属者也就不足为奇了。
贵族们提供了贝多芬所必需的生活来源、音乐方面的许多经验和足够的成长条件。勃朗宁和华尔特斯坦公爵提醒了他，并引导他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在维也纳，他生活圈子里的贵族为他提供的方便就更多了：供给他各种费用，还有额外的帮助，而里区诺斯基王子还给了他一个每年可以挣600弗洛林的职位。当然，他们早已是相当了解和信任的朋友了。
贝多芬接受了他们的恩惠，为了报答他们，他创作了大量的乐曲，甚至超过了他们对他所提出的要求。这似乎也是贝多芬的一种义务。假若他处于一种与他们敌对的地位，那么贝多芬就成为友谊和情感的叛逆了。
民众在注意着贝多芬的生活和成长。他们对他的尊敬和他那罕见的音乐才能使他的社会地位明显地提高了。这是任何人也不必感到奇怪的一种必然趋势。贝多芬发现有人已经为民众对音乐的热爱和对音乐家的尊重铺平了道路，而先驱者就是莫扎特和海顿这两位天才。音乐氛围的形成已超过了其他的世俗观念，几乎达到了狂热的程度，类似于对宗教和荣誉的崇拜。音乐最先促成了绅士的风流，超过了其他事物和习俗对这一些人的影响；他们之间甚至彼此以高水平的音乐会来竞争，而不论其代价如何。
从波恩来的音乐家也无需出示他们的资历证书和介绍信，他所要做的，就是在钢琴的键盘上充分地展示自己的水平。
维也纳的音乐理想主义风气使贝多芬滋生了一种特别的感觉，把他的性格改变得十分平和、温顺，使他放弃了粗鲁和勃然大怒的习惯；当然，他也没有理由再那样任性地让坏脾气发展下去了——他已被众人的尊重所包围，各方面的发展都很顺利，惟一的美中不足就是没有结婚。所有事情都按照贝多芬的意愿发展下去，他充分享受着音乐给他带来的便利，既演奏又创作，还执教培育新人。
贝多芬已表现出较多的绅士风采。他接受公开的喝彩远比他得到的钱财更多。这种甜蜜的声音养成了他的自尊；他若单纯地自高自大而缺少必要的素养、气质和技能的话，是不可能获得这些光荣与成功的。
从维也纳起，贝多芬走上了一条成功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