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的钥匙 　　问：我现在的意思，打算先把《庄子》全书细读一遍，等到把书读熟了，懂得各篇的意义了，再进而研究他的学说，你看好不好？ 　　答：最好，最好！这是研究任何一家学说的基本问题，现在的人最缺乏这种耐性，往往某一种书未曾读过，就要著书立说，用到什么书时，才去临时翻检，任意抄袭。这种情形，就是当代的知名之士，也不能免。试问，他对某一家的著述。先自面生生的，怎能讲到义理上的贯通呢？既不能贯通，又怎能知其精义之所在呢？所以目前出版的什么文学史哲学史，以及文学哲学概论一类的书，很多是不得体要和似是而非的言论。这种原故，就是因为著书的人不肯切实读书，不能涵泳有素，所以也就不知其精义之所在了。你现在想从切实读书入手，我认为是最正当的态度。 　　问：不过。我以前对《庄子》也翻读过几篇，总觉书中的意义太深，太玄妙，实在难以捉摸，我看了几家的注释，仍是觉得隔靴搔痒。无当于心；但是有许多文评家，反说《庄子》的文章，恍兮惚兮，来无踪，去无影，真是神出之笔，真是妙文！我为什么看不出《庄子》文章的妙处呢？先生对此有何见教？ 　　答：真是笑话！我不知道这些文评家们，既说《庄子》的文章这等玄虚神奇，不可捉摸，又何以知道它的好处呢？评论一件物事，必须先明白它的本身，才可以断定它的优劣；他们既不明白〈庄子〉文章的本身，说好说坏全是废话。还有人说，《庄》学是一种玄学，和有理有法的名学不同，所以不好懂；这话和文评家们同样的荒谬。我以为学未上，只有名学，没有玄学，因为任何一个思想家的言论，没有不是遵循逻辑的法则，或是由归纳或是由演绎而成的。所以印度的学术本于“因明”，西洋的学术本于“逻辑”。那末，中国的学术，当然也是本于所谓“名学”了。中国古代的名家，是标榜“名学”的。庄子虽然极力反对他们，但他反对名家所引用的方法，仍是合于思考演进的法则，那便是所谓“名学”。《庄子》全书中，反对名家的言论最多，但他如果不懂得名学，也就无从反对他们起了。试问不懂得公孙龙的《白马论》，又何从税：“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呢？不懂得公孙龙的《指物论》，又何从税：“以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呢？因此，若要研究《庄子》，也必须先研究名学，而且庄子自身的辩证，正是一种名学，而不是玄学。我想，道理没有深浅，只看懂得不懂得：如果是真懂得了，虽深亦浅；如果是不懂得，虽浅亦深。常见通达的学者为人讲书，无论是多么深奥的词句，他总是巧臂妙喻，使听的人得到一种确切的意义；否则讲的人先不能自己了解，他越是牵强附会，就越发失却作者的原意了。注释家就是负着为人讲书的责任，如果我们不能由注解方面得到原书的真义，或是所得到的也不过似是而非的一种印象，那么，就可知道这位注释家原来也是不甚明白的，你所看的《庄子》注，恐怕正同此类。 　　问：请问，读《庄子》书应该从那家的注解好呢？ 　　答：那一家也好，那一家也不好。问：这话怎么讲呢？ 　　答：这话就是说，历来注释《庄子》的人，都有他们的见到处，所以说是好；也都有他们的错误处，所以说是不好。我说这话，是说注解虽不可不信，然也不可尽信。孟子说的好：“尽情书不如无书”；我们也可以说：“尽信注不如无注了”。历来注《庄子》的人，自郭象以下无虑百余家，有的长于训诂，有的长于考据，有的长于义理的阐发，所以我们不妨多看几家。要在把握住《庄子》的原文，以自己的灵明，折中各家的意见，我想也就差不多了。不过我以为研究《庄子》，有最要紧的一件事，就是寻获《庄子》的钥匙。别的子书，大门是开着的，只要你肯破费工夫去游览，不难见到它的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庄子》则不然，它的大门是关着的，而且还锁上了锁。从远处望去，只能见到云烟树影，加隐隐约约的几座楼台，至于真实的境地怎样，那就不是站在门外的人所能想望而知的了。因为如此，所以历来的注释家和文评家，不是盲人摸象，得其一体，便是妄加赞叹，以为神妙不可捉摸了。 　　问：且住，先不要往下说，我想请问一下：何为《庄子》的钥匙呢？它的钥匙在那里？ 　　答：《庄子》的钥匙，就藏在《杂篇》的《寓言〉篇和《天下》篇里，不过《天下》篇中没有十分交代明白，钥匙的构造和用法，还得向《寓言》篇中去寻说明。前人因了“内”、“外”、“杂”分篇的问题，把《内篇》看得太重，把《外、杂篇》，看得太轻，忽略了这一重要公案。因而《庄子》的钥匙寻不到，于是《庄子》的锁也就开不开了。 　　问：《庄子》的钥匙，是怎样的构造呢？ 　　答：《庄子》的钥匙，是三个齿形的样子。 　　问：哪三个齿形呢？ 　　答：一是寓言，一是重言，一是卮言。 　　问：司马迁不是已经见到了吗？他说：“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这能算先生的新发现吗？ 　　答：司马迁仅仅提到“寓言”，没有提到“重言”和“卮言”。这三种言，可以说是三位一体。司马迁举其一而遗其二。不能说是完全得到，即便算是得到，也是一把残缺的钥匙。没有用。而且他也似乎不知道这钥匙的用法，甚或不知道《庄子》书还须用钥匙去开，所以他也没加说明。那么就请先生说明一下好了。 　　答：庄子自己有说明，不须我们另加说明。我们所可说明的，也不过是鹦鹉学舌罢了。 　　问：就请先生作一次鹦鹉好吗？ 　　答：好的。庄子在《天下》篇中不是说吗；“以天下为沈独，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育为真，以良言为广。”可见他的说卮言，说重言。说寓言，官已已承认不是庄重的活了，只因天下人都沉溺于污浊，不认识正面的真理，才不得已出此下策；其实他又何尝愿意绕着弯子说远话呢？ 　　问：庄子不赞成这“三种言”吗？ 　　答：当然不赞成！如果有人以为庄子是喜欢用这“三种言”著书的，那还错看了庄子。这和说鹏鸟是庄子自喻的是同样的错误。此层说来话长。暂不必说；如今单说说这“三种言”的功用吧： 　　（一）寓言言在彼而意在此，就叫做寓言。因为人与人常常有争胜的心理，我有一种见解，无论怎样真切，同辈的人总是不肯承认。譬如说：“知子莫如父”，但是儿子有好处，做父母的不便替他宣扬，若是替自己的儿子宣扬，就是毫无虚语，人家就说你是“内台叫好”，因此，自己的儿子纵然有好处，还得借外人的誉扬，才能见信于人。这种情形，在庄子看来，是真理受了委屈；但世俗如此，他也是无可如何的。庄子的寓言，正是姓在这种无可如何的当儿而说的。他有时借河伯（河神）和海若（海神）来谈道，有时借云将（云神）和鸿蒙（太初元气）来说法，甚至鹤鸦狸避，山灵水怪，无一不可演为故事，来表达良己的哲学。在《庄子》全书中，这种寓言的成分占得最多，所以说。“寓言十九”，就是说寓言的部分占了全书的十分之九。若是把《庄子》中的寓言抽出来，作为研究的题目，也是十分有趣的事。但是要知道，无论是那一则的寓言，必然有个庄子藏在里边，你只要明了这个故事，“也就懂得庄子的哲学了。大凡人与人是好争胜的，人与下等动物不一定来争胜，人与下等动物既无所好恶，则下等动物的是是非非，就可得到客观的评价了。既然得到客观的评价，则真理才不至于被淹没。庄子寓言的功用，正是如此。惟其如此，所以《庄子》书除了哲学的成分以外，还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 　　（二）重言重言是借重古先圣哲或是当时名人的话，来压抑时论的。不过庄子的真意，并不是崇拜古先圣哲和当时名人的。他是利用世人崇拜偶像的观念，来借着偶像说话的。那么“托古改制”之说，我看还是起于庄子。他有时借重黄帝，有时借重老聃，有时借重孔子；历史上的人物不够用，他便另造出许多古代的“乌有先生”来，让他们谈道说法，让他们互相辩论，或褒或贬，没有一定；但是每一个场合中，必然隐藏着一个庄子。你明白了某一古人的见解错误，你自己就当反省，看看有无同样的错误，你服膺了某一古人的理论正确，那知道这正确的理论，正同于庄子的所见？自黄帝、老聃，以至于牛溲马勃，无一不是庄子行文的材料，他要用你为他充做什么，你就不得不随着他的意想笔端变做什么。就拿孔子一人来说吧：孔子在《庄子》书中，可说有数种人格；有时他把孔子抬得高高在上，做了庄子自身的代表；有时他把孔子放到次一等，和老聃、关尹差不多，（在《天下篇》中老聃、关尹是一流，比庄子是次一等的），有时他把孔子还到本来面目，常常受老聃的教训，甚至有时他病骂孔子，说他假借《诗》、《礼》的文句去盗发坟墓（《外物》篇儒以《诗》、《礼》发家的大儒，明明是暗指孔子）。庄子对孔子如此，对于其他的古圣先哲，亦无不如此。在《庄子》全书中，这种重言的成分，也占得不少，据他自己说，是占全书的十分之七。我常想；若是把《庄子》中的重言也抽出来作为研究的题目；或是只把论孔子的地方摘出来，标题为《庄子》书中所见的孔子”，加以分析的研究，都是很有趣的。我们若是明白了庄子这个调皮的家伙，则《庄子》一书，只可当作庄子这一派的哲学思想看，不能在《庄子》书中采取别一家的学术史料。往年见某一有名学者，于编著孔子哲学时，也到《庄子》书中去取材，就未免上了大当！要之，庄子的重言，只是让许多死鬼替他说话，来恫吓胆怯无积的人；他自己却追到幕后，和死鬼们唱起了双簧。 　　（三）卮言　卮是漏斗，卮言就是漏斗式的话，这话怎么讲呢？漏斗之为物，是空无底的，你若向里注水，它便立刻漏下，苦连续往，便连续漏，就是江河之水，只要长注不息，它便常漏不息，汩汩滔滔，没有穷尽，几时不注了，它也几时不漏了，而且滴水不存。庄子卮言的取义，就是说，他说的话，都是无成见之言，正有似于漏斗。他是替大自然宣泄声音的，也可说是大自然的一具传音机。大自然让他说，他就说，不让他说，他就不说，你看他自己道。“言无言，终身言，未尝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这话的意思，是说他所说的，并不是出自个人的成见，是大自然叫他说。他不能不说，其实说还等于不说；反过来说，就是他终身不说，而大自然的四时行焉，万物生焉，还不是同样的兆示大众吗？他这种意思，在《寓言》篇中，解释得很详细，在《齐物论》中，说得更是明白。他为什么存着这种态度，在《齐物论》中可以见到他说这话的对象，他看到当时的百家争鸣，儒墨各有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实在无聊已极。以真理言之，本无所谓是非，无所谓善恶，无所谓贵贱高下的等等区别。他们妄分是非善恶贵贱高下，完全是由于自私用智，为成见所固蔽的原故。所以庄子想要齐一物论，首先主张“丧我”，只要把我见破除了，一以自然之是非为是非，则物因有所然，物因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了。庄子的卮言，正是期合于这种天然的端倪，顺着大化的流行，而代为立论，所以很像漏斗的注水，而毫无成见。要知道庄子全书，无一不是卮言，寓言重言，都在卮言中包含着，所以说是“三位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