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道：庄子《骈拇》述义 【原文】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也。 【述义】 　　有的人的脚的大拇趾与其他趾头并生在一起，或者，有的人的手的大拇指上又多生出一个指头来，然而，这种畸形生长的情形只不过是出于某种“（先天的）性”的方面的原因而自然而然生长出来的，不是人的后天的原因造成的，所以，这种畸形生长的情形是不能怪罪于人后天所修行的“德”的。人的身上所生长出来的一些脓包赘疣之类的东西，则往往是人的后天生活环境的因素而使得人体长出了这些东西，所以，之所以长出脓包赘疣之类的东西是不能怪罪于人先天所禀承而得的“性”的。这种简单的道理也可以比附于“仁义”的使用的方面：尽管“仁义”都可以与五脏相关联，但是如果把其当成是五脏上多生长出来的一个部分，那就必定不属于道德的正确观念了。所以，脚的大拇趾出现了并生现象，然而这种现象却并没有为人带来什么用处；手的大拇指上多生出来了一个手指头，然而其只不过是连在大拇指上的一个毫无用处的指头而已。在道的方法上，如果把“仁义”看作是与“五脏之情”并生的一个分支，就属于“淫僻”之行，也就是胡乱地使用和糟蹋“仁义”的恶行，就等于是对人的得自于天的聪明才智的滥用。 【原文】 　　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累瓦結繩竄句，游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 【述义】 　　所以，类似于指（趾）头的畸形生长的情形，如果在眼力上多增加点“明”，则“五色”必然会看起来混乱不堪，“文章”必然会看起来乌七八糟，礼服上艳丽的纹饰看起来就变得眼花缭乱，而离朱就是这方面最突出的一个例子；如果在听力上多增加点“聪”，则“五声”必然会听起来混乱不堪，“六律”必然会听起来乌七八糟，金石和丝竹的黄钟和大吕的声音听起来就变得难以分辨，而师旷就是这方面最突出的一个例子；把“仁”当作人的身体多长出来的一个部分，拼命拔高“德”而蔽塞人的自然之“性”，并以此来获得名声，极力鼓噪让天下人都来奉行这种难以企及的规则，而曾参、史鱼就是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把辩论之术当作人的身体多长出来的一个部分，象累瓦结绳一般地堆砌辞藻玩弄词句，醉心于“坚白”之论，游走于是非同异之间，向人沽名钓誉地炫耀一些夸张的无用之言，而杨朱、墨翟就是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所以，所有这些情形都如同指（趾）头的畸形生长的情形一般，都是一些旁门左道，而不是天下至正的大道。 【原文】 　　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為駢，而枝者不為跂；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 【述义】 　　事物如果处于“正”的状态就是“正者”，这是一种不偏离于其自然而然的“性”和“命”的规定性的情形。所以，凡是“性”和“命”所规定的，其合起来生长的也并不算是“骈”，其分开来生长的也并不算是“跂”，其生长得长的也并不算是多余出来了，其生长得短的也并不算是还没有长够或长足。所以说，凫（野鸭）的胫虽然很短，但是要人为地将其加长来则令人堪忧；鹤的胫虽然很长，但是要人为地将其弄短来则令人堪悲。因此，凡是自然之“性”规定其为长的就不要人为地去将其弄短来，凡是自然之“性”规定其为短的就不要人为地去将其加长来，因为自然之“性”是由不得人的意志来改变的，是由不得人来忧虑其应当增减与否的。究其意义而言，“仁义”难道不就是非属于“人情”的自然之“性”吗？既然如此，那些所谓的“仁人”们又何必多此一举地深深忧虑呢？ 【原文】 　　且夫駢於拇，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齕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貴富。故意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 【述义】 　　对于脚趾并生在一起的，如果非要将其切开就会使人痛得流眼泪，对于手上长出六指的，如果非要将其断开就会使人痛得啼啼哭哭。这两种情形，或者是手指的数目比一般人多了，或者是脚趾的数目比一般人少了，但是，其忧虑的本质是一样的。当今之世，或者是去追求“仁”的人，其目光甚为高远，总是深深忧虑世人必遭祸患；或者是摒弃“仁”的不仁之人，其不顾性命的样子，无非就是贪婪地搜罗财富。这两种人，其在意义上都背离了人之常情。自从夏、商、周三代以来，世上难道不就是这两种人在不断喧嚣吗？如今甚至已经到了何等令人不堪的地步！ 【原文】 　　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屈折禮樂，呴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游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惑也！ 【述义】 　　如果说，非要将事物矫正成所谓规则的曲、直、圆、方的“正者”，这就实际上是对事物的自然而然的“性”的削弱或损害。用绳索和胶漆来将物体固定，是对物体的自然而然的“德”（物体本身的天性）的侵害。制定种种礼乐的规则，发表种种仁义的宏论，企图以此来抚慰天下人的心灵，这就失去了事物的自然而然的常态或本性。天下所有的事物都各有各的自然之性，所谓自然之性，就是事物各自的自然特征：弯曲的不必人为地用弯钩来矫正，正直的不必人为地用准绳来校正，圆的不必人为地用圆规来测定，方的不必人为地用角尺来限制，分合不必人为地用胶漆来固定，约束不必人为地用绳索来绑缚。如今，天下传播着种种诱惑人的关于“生”的理论，其实其却并不真正知道“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天下传播着种种诱惑人的关于“得”的理论，其实其却并不真正知道“得”究竟是要去“得”什么；实际上，关于“生”和“得”的本质之理就只有一种而已，不会因为古代和现代而分出两种来，也不会因为时间的进一步延续而产生改变和亏缺。既然如此，所谓“仁义”，又怎么能用胶漆绳索等捆绑固定的办法，非要将其强制性地塞到“道德”的各个领域中去呢？这样的做法，只会使天下人更为困惑而已。 【原文】 　　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然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臧與穀，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游。二，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 【述义】 　　可以分出“小惑”和“大惑”来：小惑指的是人在认识上搞不清楚方向，大惑指的是人失却了自身的自然本性。人们也许会问，你凭什么知道有这种情形发生呢？这可以从历史上来追溯：自从虞舜以所谓的“仁义”招摇于市以来，天下人的思想就已经被“仁义”所扰乱了，天下人都拼命地去追求这种所谓的“仁义”，都唯恐得不到这种所谓的“仁义”，都以能不能得到这种所谓的“仁义”来判定“是”或者“非”，这难道不就等于是在将人的自然而然的本性进行改变吗？对此我试作如下论述。自从夏商周三代以后，天下人没有不去拼命追求身外之物的，而正是这种追求使得人的自然本性遭到改变：小人可以为了“利”而舍弃生命，士人可以为了“名”而舍弃生命，大夫可以为了“家”而舍弃生命，圣人可以为了“天下”而舍弃生命。以上所列举的几种情形，虽然各自所追求的事业有所不同，其各自在名声方面也都各有区别，然而，其在伤害人的自然本性甚至舍弃自身生命的方面却是完全一致的。例如，臧和穀二人一同去牧羊，也都丢失了羊：问臧去做什么事去了而丢失了羊，他说他拿着竹简在读书；问穀去做什么事去了而丢失了羊，他说他和人玩博塞游戏去了。这两个人虽然所做的事情有所不同，然而其在丢失羊的事情上却是完全一致的。再例如，伯夷为了名而死于首阳山下，盗跖为了利而死于东陵山上，这两个人虽然死的原因有所不同，然而其在罔顾生命而伤害人的自然本性的方面却是完全一致的。为什么一定要将伯夷之死认定为善从而将其归之于肯定的范畴“是”，将盗跖之死认定为不善从而将其归之于否定的范畴“非”呢？天下人之所同，都是同于用尽一生生命来追求某种东西，有的尽其一生来追求仁义，这就是俗称为所谓君子的那种人；有的尽其一生来追求财富，这就是俗称为所谓小人的那种人。就其舍弃生命去追求东西的角度而言，两者实质上是完全一致的，虽然在名目上有君子之称和小人之别；如果从罔顾生命而伤害人的自然本性的方面而言，这和上述盗跖和伯夷的情形又有何分别呢？人们又何必在意于所谓君子和小人之间的那种名义上的区别呢？ 【原文】 　　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行也。 【述义】 　　将人的本性归附于“仁义”的人，即使其在通达的方面达到了如同曾参、史鱼一样的境界，那也并不是我所说的“臧”（或“善”）的境界；将人的本性归附于“五味”的人，即使其在通达的方面达到了如同俞儿一样的境界，那也并不是我所说的“臧（或“善”）的境界；将人的本性归附于“五声”的人，即使其在通达的方面达到了如同师旷一样的境界，那也并不是我所说的“聪”（听力敏锐）的境界；将人的本性归附于“五色”的人，即使其在通达的方面达到了如同离朱一样的境界，那也并不是我所说的“明”的境界。我所说的所谓“臧”，指的并不是“仁义”，而是要去达至“德”的高度或境界，如此而已；我所说的所谓“臧”，指的并不是“仁义”，而是要去顺应和追随自然而然的“性命之情”的规定性，如此而已；我所说的所谓“聪”，并不是指要去得到身外的什么别的东西，而是指“自闻”，即要用自身的心去得到东西，如此而已；我所说的所谓“明”，并不是指要去看到身外的什么别的东西，而是指“自见”，即要用自身的心去看到东西，如此而已。如果说，不能用自身的心去达到“自见”的认识高度而总是见到身外之物，不能用自身的心去达到“自得”的认识高度而总是得到身外之物，这种情形就只不过是“得人之得”，也就是徒具人形的一种“得”，而不是“自得”，即不是得到自身的心的一种“得”；或者说，这种人就只不过是一种“适人之适”的人，也就是属于只能懵里懵懂地去行事的人，而不属于“自适”之人，即懂得利用自身的心去思想的人。如果说一个人只能懵里懵懂地去行事而不懂得利用自身的心去思想，这就与上述盗跖与伯夷没有什么不同了，其必然会做出荒唐不齿的恶行来。我本人不敢自誇其在道德上如何完美，但是，从高的方面而言，我不敢以“仁义”作为上乘节操来遵行，从低的方面而言，我也绝不至于去做出荒唐不齿的下作恶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