鵬飛南徙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 　　這段話字面意義通俗易懂，只要把幾個字弄懂，就能譯得比較準確。 　　“且”，這裏不作“而且”解，作“如果”、“若”解，表假設關係。《公羊傳·隱西元年》：“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句式和此句完全一樣。“坳（āo）堂”，據鄭珍的《說文新附考》，“坳”字是首見於此句。司馬彪原來將它注爲”黝”，是支道林將此注爲“堂有坳垤形”，“坳”才爲“凹”義。“坳堂”之稱，現代吳方言中仍保留著，就指地面上小的坑窪處，現代有寫作“凹氹”的。從句子來看，這個詞意義古今沒什麽變化。“乃今”，按今天的理解應爲“今乃”，譯成白話，爲“現在就”、“現在才”、“現在是”的意思。《莊子》中共有七處用到“乃今”。除了這段話中兩處，本篇中還有“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句，“乃今”爲“現在是”，而本段中兩處“乃今”爲“（現在）就”。“夭閼（è）”《說文》：“夭，屈也。”“閼，遮擁也。”段玉裁往：“遮者，遏也；擁者，袌也。古書壅遏字多作擁閼。”“夭閼”就是“折服阻擋”的意思。 　　這段話還是莊子的發揮： 　　“如果水的積蓄不深厚，那麽它托起大船的力量就不夠。倒杯水在凹氹裏，那麽，只能用小草做船，若放個杯子上去就要粘地，水太淺而船太大了。風的積蓄不厚，那麽它托起巨大翅膀的力量就不夠。故而要升到九萬里高空，那麽風就在下面了，然後開始增益風力；背上承負著青天，誰也沒法阻擋，然後開始飛向南方。” 　　從修辭角度說，有兩個字用得非常傳神。一是“培”。《釋文》：“培，重也。”“重”是疊加之義，是直接從“培”的本義引申而來。《說文》：“培，培敦。”段玉裁注：“封建所加厚日培敦。”“封建”就是植樹的土堆，往樹根上加土叫“培”。清代王念孫認爲這樣解釋不對。“‘培’之言‘馮’（憑）也。‘馮’，乘也（見《周官》‘馮相氏’注）。‘馮’與‘培’聲近，故義亦相通。”（轉引自《今注譯》）陳鼓應先生採用王說。但我覺得，不管王念孫將“培”通假爲“馮”理由是否充分，在就字的本義作引申，能方便講通的情況一下，便沒有必要用通假來解釋。我感到這“培”字非常形象、生動，一如前面已經說過的“摶”。莊子把風的積蓄看作土堆，於是可以往上加培，這“培”字不僅給人以增加、堆高的聯想，而且給人以厚實感、有力感。在翻譯時，我斟酌再三，找不到一個可與之對應的詞，只能用“增益”。“增益”傳達不出“培”的神韻，但若譯爲“加培”，一則同義反復，二則有生造之嫌。由難譯，可一見莊子煉字之匠心。王氏注“培”爲“馮”（憑），韻味全失。況且，從句意上來說也欠通。“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不已經乘風了嗎？怎麽能說‘而後乃今‘憑”風”，乘風要上升到九萬里高空後才得以開始呢？儘管《釋文》注“培”爲“重”，沒有強調“培”的動態，但大致意思不錯。王念孫注單句看似乎很通，而從上下文來看卻是不通的。 　　另一個字是“背負”的“負”，我將之譯爲“承負”，實在是不得已而爲之，其實，從意義上來理解，應譯爲“靠”才是。“背負青天”，就是背靠著青天，以青天爲背景。莊子用一“負”字，就使空空如也的青天，有了質感，有了壓迫感。這“壓迫”不是對鵬，而是對著要“夭閼”鵬的勢力。背負青天，居高臨下，大氣磅礴。若譯成背靠青天，味道就不對了，好像大鵬自身能力不夠，要找靠山似的。真難啊！最好的辦法其實是不譯。《莊子》文章，歷經千古而不能易其一字，嚴謹形象到這樣的地步，這樣的文字不是人一字一句用心琢磨出來，怎麽可能呢？ 　　但莊子爲什麽要進一步作這樣的發揮？這一點，歷來注家有明顯的分歧。 　　《郭注》：“此皆明鵬之所以高飛者，翼大故耳。夫質小者，所資不待大；則質大者，所用不得小矣。故理有至分，物有定極，各足稱事，其濟一也。若乃失乎忘生之主，而營生於至當之外，事不任力，動不稱情，則雖垂天之翼不能无窮，決起之飛不能無困矣。”他認爲莊子之所以要說這麽幾句話，是想點明鵬大有大的難處。它飛到九萬里高空，並沒有什麽好玩，並沒有什麽可得意，是因爲生就那麽大的身體，那麽大的翅膀，不得已而爲之。這層意思，郭象從前面一路注下來時，處處在闡說。我已引過幾句，再引一處：“夫翼大則難舉，故摶扶搖而後能上九萬里，乃足自勝耳。既有斯翼，豈得決然而起，數仞而下哉？此皆不得不然，非樂然也。”這段話注在“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之後，給鵬當頭潑了一盆冷水。神氣什麽？我看你就不能像小麻雀那樣自由自在，拍拍翅膀隨意飛行。你這是生來命苦，只得吃吃力力飛那麽高、那麽遠。我知道你是不得不這樣，並不是高興要這樣。莊子這兩句話被郭象一注，變成色厲內荏，或強作歡顔，而其實是一肚皮的難言之隱。郭象這麽反句意來理解，他認爲是有根據的，根據就在本段話，以及後面莊子所說列子禦風而行，“猶有所待者也”。因此，很有必要把莊子的原意弄弄清楚。 　　明末的德清和尚在《莊子內篇注》中，提出了與郭象截然相反的意見：“此一節總結上鯤鵬變化圖南之意，以暗喻大聖必深畜厚養而可致用也。意謂北海之水不厚，則不能養大鯤，及鯤化爲鵬，雖欲遠舉，非大風培負鼓送，必不能遠至南冥，以喻非大道之淵深廣大，不能涵養大聖之胚胎。縱養成大體，若不變化，亦不能致大用；縱有大聖之作用，若不乘世道交興之大運，亦不能應運出興，以成廣大光明之事業。是必深畜厚養，待時而動，方盡大聖之體用。故就在水上風上以形容其厚積。然水積本意說在鯤上，今不說養魚，則變其文曰負舟，乃是文之變化處。” 　　對於他認爲本節文字是“暗喻大聖”，即作爲“聖人”之比興的觀點，我是贊同的。但他的論證方法，卻與郭象類似，失之於穿鑿附會。如他看到水與風，就想到鯤與鵬，想到水養鯤而風舉鵬，“然水積本意說在鯤上，今不說養魚，則變其文曰負舟，乃是文之變化處”，這就離開了文本來臆斷“本意”了。中國古代解詩，有主張“作者未必然，讀者未必不然”（譚獻《譚評詞辨》）的，就是要把作者原意與讀者生發明確分開，讀者盡可斷章取義地生發，但切忌把觸發之意說成是作者本意，所謂“斷章取義則是，刻舟求劍則大非矣”（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續編》）。像釋德清說“然水積本意說在鯤上”，就屬刻舟求劍了。像這樣的刻舟求劍之處，在《郭注》中是不勝枚舉，比比皆是。之所以要特別指出釋德清也犯有這樣的錯誤（比起郭象來似乎要輕得多），並非對其苛刻。而是因爲用同樣的方法得出的與《郭注》相反的結論，至多是一家之言，無法否定《郭注》的謬見。對這樣的論辯，莊子在《齊物論》中指出：“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也就是佛家所說的“戲言”、“諍論”，於求得真理無補。要對《郭注》等註疏指謬、發表我認爲莊子的原意是如何如何、應如何如何等意見是不夠的，重要的是以莊注莊，用莊子的文本來證明莊子言說的原意。哪怕求得的莊子原意與現代人的認識有明顯的差異，也不要根據現代人的認識對其進行修飾，使莊子現代化。只有真正弄清了莊子的原意，才談得上對其進行評析，才談得上批判、繼承與發揚等問題。我對郭象最大的不滿，就是他把自己的世界觀、人生觀強加到莊子的頭上，割裂、扭曲莊子的原意，把“郭言”僞裝成“莊語”。所以我不能容忍反對“郭言”的論者沾上一點點郭象的習氣。 　　請讀者鑒諒我的挑剔。並非要通過對同盟者的吹毛求疵，來顯示唯我獨能；實在是那種“六經注我，我注六經”的做學問法把莊子（也不僅是莊子）坑得太苦太久了。（我說“六經注我，我注六經”的做學問法，也是根據現代人對這句話的約定俗成的理解（曲解），並非陸九淵說這句話的本意。） 　　因而，認爲本節文字“暗喻大聖”，還需要從《莊子》文本中再找證據。 　　本來，從字面上看，莊子的意圖是很明白的。他要說明鵬爲什麽要飛那麽高的原因。天高風厚才能有力地托起大翼。關於這一點一般人沒有感性經驗，故而他先用了個水與舟的經驗事實來作證明。儘管這個例證在今天稍具物理知識的人看來是不對的，但符合當時人的認識水平。對高飛才能遠徙，雙方都沒有異議，分歧在郭象一方認爲莊子這麽說是爲了證明鵬的不得已，“此皆不得不然，非樂然也。”在後文注中，郭象又以此來證明莊子的意思是要“齊大小”，“苟有乎大小，則雖大鵬之於斥鴳、宰官之於禦風，同爲物累耳。”而釋德清一方認爲莊子是以“大”來喻“大聖”。莊子這段話明顯是有寄託的，他的寄託到底是什麽呢？到底是抑鵬還是揚鵬呢？ 　　答案是莊子要強調的是“小大之辯”，而不是“齊大小”，因此，鵬作爲得道者的象徵，莊子完全採用頌揚的態度，沒有一點保留。 　　理由有五： 　　一、“小大之辯”不僅是本節（從“北冥有魚”至“聖人无名”）的核心觀點，也是《逍遙遊》全篇的核心觀點。後面四節文字，都是圍繞“小大之辯”問題來展開的。“堯讓天下于許由”一節，說天下所需很小，故聖人不越俎代庖而治。“藐姑射之山”一節，更直言得道的神人“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這兩節都說求道之人有所不爲才能有所爲，不爲小方能爲大。以後惠子與莊子辯論兩節，都說要善於用大。大物必有大用，問題是你是否能認識到。小物不知大物之用，妄加非議，是非常可笑的。由此可見，莊子在本篇中是借物之大小來比喻得道之人與世俗之人見識、境界的差異。境界差異是很難描述的，我們今天常說的“層次高”、‘層次低”、“境界高”、“境界低”也是一種比喻性說法。在莊子的語彙系統中，他習慣用“大”、“小”來設喻。因爲他認爲“大小”比‘高低”更形象，這從他特別要解釋一下鵬飛得那麽高的原因”可以看出來。“高”的優越並非當時一般人能直觀一下子體會到的，而“大”比“小”優越，則不用多費口舌，所以莊子取象於“小大之辯”。他沒想到郭象會在這上面做翻案文章。 　　二、莊子取象設喻有其一貫性。 　　《庚桑楚》：‘以用爲知，以不用爲愚，以徹爲名，以窮爲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蜩與學鳩同與同也。”這段話裏說的是庸俗之徒，莊子說這種人跟蜩與學鳩一模一樣，可見他對蜩與學鳩之鄙夷。他怎麽會贊同蜩與學鳩的庸俗心態呢？ 　　《秋水》：“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于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爲鵷鶵，子知之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這段話中的鵷鶵，就相當於鵬，鴟就相當於蜩、學鳩或斥鴳。從鵷鶵“發於南海，飛于北海”看，也是其大無比之鳥，莊子在這段話中算是客氣的，沒有極言它們的“小大之辯”，但已經對鴟的那種委瑣給予了狠狠的嘲諷。從這一點看，莊子怎麽可能在本節中極言鵬與學鳩等的“小大之辯”，是爲了證明它們實質上是彼此彼此，“小大雖殊，逍遙一也”呢？ 　　三、得道人的精神境界，不能爲世俗人所理解、所容納，反過來，求道之人爲了體證大道。非得要離世脫俗。就像鵬要鼓動大翼，非得上升到九萬里高空，求道之人一定要保持精神的高度獨立性，不去理會那些世俗偏見，還要堅決拒絕那些世俗名利的誘惑。這是莊子的一個主要觀點，在以後的篇章中反復加以重申、強調。《庚桑楚》：“人有修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秋水》：“風曰：“然。予蓬蓬然起于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鰌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繕性》：“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无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古之行身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己又何爲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本段話中如果含有“不得已”之意，也是這樣的“不得已”。 　　四、郭象提出“齊大小”之說，還依據《秋水》篇中河伯與北海若的一段對話。“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全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无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毫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睹矣……”僅就所引這段話看，莊子似乎真有“齊大小”的觀點；但實際上，若將這段話搬來證明莊子引《齊諧》中“鵬與蜩、學鳩”的故事主旨是“齊大小”，不但是張冠李戴，而且是偷梁換柱。說“張冠李戴”，是因爲本篇的“小大之辯”是設喻，而《秋水》篇的“小大之辯”是實論。說“偷梁換柱”，是因爲這段話是由前面的反復問答推論而來，而且言明是“以道觀之”，“以差觀之”，即是有條件的，也就是今天作文常說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詳細分析這段話的來龍去脈及其意義，且待後文，這裏打個比方，就像佛教在世俗諦（衆生容易聽得懂的道理）上說有衆生與佛的差別；衆生無常，佛有常（永恒）；衆生苦，佛樂；衆生无我，佛有我（能作主）；衆生煩惱，佛清淨；引導衆生求出離，求成佛。但在勝義諦（根本道理）上，又說衆生與佛等無差別，無佛無衆生，無一法可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上正等正覺），以教導求佛果者去除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等“我、法”執著，正確地修行。如果你對勝義諦一知半解，拿著“無佛無衆生”的話去否定“衆生當立誓成佛”的說法，就會犯大錯誤。佛說，這叫“說諸法斷滅”，就是離開一定的條件，將結論絕對化。佛說：“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法不說斷滅相。”（《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郭象所犯錯誤的性質，就是佛教中所說的“斷見”。 　　五、敍述文字是帶有感情色彩的，莊子的行文風格感情色彩尤爲鮮明。按郭象的注解，與莊子的字裏行間的褒貶是明顯相悖的。這其實是普通讀者一眼就能分辨的，用不著什麽高深的學問，仔細的研究。按我心意，這條理由應放在第一位，因爲我覺得它是最可靠的。但如果我一上來訴諸讀者直覺，會讓人覺得我是以我的自說自話來批判郭象的自說自話。故而先兜一大圈，將此最簡明的理由墊後。這個圈子兜得真夠累人的，不知讀者覺得怎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