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9年第1期
胡适是北大中兴的功臣
作者：桑逢康
除了胡适任文学院院长，北大还聘请周炳琳任法学院院长，刘树杞任理学院院长，这样就组成了一校之长下面新的“三驾马车”。蒋梦麟和胡适他们以“中兴北大”为己任，将原来的文、理、法三科升级为“院”，将原先的校评议会改设为校务委员会，并提出了十六个字的办学方针：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蒋梦麟颇有些“帅才”，有魄力，肯担当，他对胡适、周炳琳、刘树杞三位院长说：“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
名校有赖于名师，一个学校办得好不好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其师资力量是否雄厚。胡适、周炳琳、刘树杞，加上出自北大、关心北大的傅斯年，分别利用各自的关系和影响，为北大聘请了许多出类拔萃、国内一流的专家学者。首批入选的“研究教授”人数就达15名，他们是：丁文江、李四光、王守竞、汪敬熙、曾昭抡、冯祖荀、许骧(以上为理学院，院长刘树杞也为“研究教授”)；周作人、汤用彤、陈受颐、刘复、徐志摩(以上为文学院)；刘志扬、赵乃搏(以上为法学院)。
创立“研究教授”职位
“研究教授”职位是胡适创立的，待遇比一般教授高出四分之一，授课时数亦比一般教授少。出于中兴北大的需要，同时也出于对徐志摩的同情与帮助，他聘请徐志摩到北京大学任研究教授。徐志摩是诗人，但不是学者，教书也只是玩票，所以接到胡适的聘请后不免“自视阚然，觉得愧不敢当”。胡适虽然也觉得“志摩之与选，也颇勉强。但平心论之，文学一门中，志摩当然可与此选。”这样，徐志摩就名列在了北大与中基会合作研究特款顾问委员会第一次聘请的15位研究教授之中，时间为1931年8月5日。
徐志摩到北平后，就住在胡适家里。那是坐落于米粮库胡同4号的一所小洋楼，进门有一个称为“百松园”的长方形的小院子，顾名思义有许多松树。胡适将楼上一大间向阳的房子让给徐志摩住，徐志摩在这里备课，写诗，写信……每天下午由罗尔纲陪着到北海公园散散步，权当休息。胡适的夫人江冬秀酷爱方城之戏，胡家晚上常有人来打麻将，但徐志摩从不参与。
亚东图书馆标点重印《醒世姻缘》，请胡适作序，但胡适因为没有考证出作者“西周生”究竟是谁，所以拖了六七年序言一直未写。胡适有意与徐志摩合作，由徐志摩对这部小说做文学的批评，由他做历史的考据，所以便利用徐志摩住在他家里的机会，把这位作诗的诗人在小楼上“关”了四天，“逼”徐志摩写了一篇《醒世姻缘》的长序，足有九千字，是徐志摩生平最长、最谨严的议论文字。
不拘—格用人才
作为中国的最高学府，北大的教授们大多数都有炫目的学历，留过洋的不知有多少。但也有两个是例外：一个是梁漱溟，另一个是钱穆。他们两人没有上过大学，口袋里没有装着大学本科或硕士、博士文凭，基本上是自学成才的。梁漱溟之所以能当上北大教授，得益于蔡元培伯乐识良马，破格重用；钱穆之所以能当上北大教授，得益于胡适慧眼识珠，提携同道。
钱穆生于1895年，江苏无锡人。由于家境贫寒，从私塾出来后仅上过小学和中学，后辍学在家刻苦自修。为了生计，他当过小学教员，当过中学教员。1929年胡适和顾颉刚相继到苏州中学讲演，时在苏州中学任教的钱穆得以同他们相识。胡适名气太大，钱穆起初大概还不敢高攀；他只将自己著的《先秦诸子系年》稿本请顾颉刚指教。顾颉刚阅后对钱穆说：“君似不宜长在中学教国文，宜在大学中教历史。”后来钱穆果然由顾颉刚推荐，于1930年秋到燕京大学做了国文系的讲师，这一年他正好36岁。
顾颉刚是胡适的高足，两人见面的机会很多，学术上多有切磋。胡适在苏州中学讲演时对钱穆的印象不错，加之顾颉刚为其鼓吹，所以也就把钱穆纳入了他的学术视野之内。自学成才的钱穆也真是争气得很，在这一年的《燕京学报》第七期上推出了《刘向刘歆父子年谱》，对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大胆提出驳正，从而一炮打响，成为学术界升起的一颗明星。胡适看过这篇文章后，对钱穆的学术水准及学术勇气颇为赞赏。
1931年夏，钱穆未被燕京大学续聘。他临离开北平之前去向胡适辞行，不巧胡适不在。次日即致胡适一函，除表示“昨来城拜谒未得无晤教，深以为怅”外，特请胡适为他的《先秦诸子系年》介绍出版并写序：“先生终赐卒读，并世治诸子，精考核，非先生无以定吾书。倘蒙赐以一序，并为介绍北平学术机关为之刊印，当不仅为穆一人之私幸也。”
请名人写序和介绍出版是文坛的通例，一般来讲作者总是请声望比自己高、学问比自己大的长者贤者，为自己的著作写序以为推荐。在钱穆眼里，胡适就是这样的一位长者贤者。其实胡适只比钱穆大4岁。
胡适这时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钱穆虽无大学学历却有大学问，虽仅为燕京大学讲师，却有惊世文章令学界瞩目。胡适本人是“海归”教授，拥有的博士头衔多达三十余个，但他重学历而不唯学历，根据“不拘一格用人才”的原则，聘任钱穆为北京大学副教授。钱穆被燕大解聘之后，意外地得到了北大的聘书，而且由讲师升为副教授，自然喜出望外，对胡适满怀感激之心。
胡适继承蔡元培开创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传统，努力在北大营造学术上切磋辩论的氛围，教授们各抒己见，学生们各取所需。这既给了教授们压力，也给了教授们动力。钱穆在北大讲授《中国上古史》、《秦汉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他感觉到“在北大上课，几于登辩论场”。钱穆还开了一门《中国政治制度史》的选修课。法学院院长周炳琳让政治系的全体学生都选修这门课，影响之大可想而知。
1933年秋，鉴于日本侵略中国的步伐日益加紧，傅斯年与同人集议编写一部张扬民族意识与爱国精神的中国通史读本，举办中国通史讲座，由史学界名家教授分段演讲后归纳成书。钱穆分讲其中一节。
当年在北大，讲课最受欢迎、最叫座的教授有两三位：名列第一的是胡适，钱穆名列第二。胡适倡导白话，钱穆喜爱古文。他们两人在学术观点与治学方法上也并不一样：胡适是西方文化优越论者，极力主张向西方学习；钱穆是中国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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