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7期
贝·布托：父亲的最后告别
作者：〔巴基斯坦〕贝娜齐尔·布托 著 江亦丽 皋 锋 王 正 译
1979年4月4日凌晨，在拉瓦尔品第中央监狱，他们杀害了我父亲。我和母亲被囚禁在西哈拉废弃的警察训练营里，离拉瓦尔品第有好几英里远，但在父亲遇害的那一刻，我心有灵应。那晚母亲给我吃了几粒安定片，好让我挨过痛苦长夜，可是在凌晨两点，我突然一下子从床上坐了起来。“不——”我大声尖叫起来。“不！”我感觉无法呼吸，我也不想再呼吸了。爸爸！爸爸！当时天气很热，我却全身发冷。好冷啊，我不由自主地浑身颤抖。我和母亲已经没有话来互相安慰。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们在空荡荡的警察营区里抱成一团，准备天一亮就送父亲的遗体到老家祖先的墓地下葬。
“我在守丧，不能见外人，你告诉他。”看守进来时，母亲神情恍惚地说。她现在成了寡妇，要和生人隔绝四个月零十天。
我走到外屋，水泥地破裂不堪，霉臭味刺鼻，这算是我们的起居室。
“我们已经准备好和总理一起走。”我对看守说，他站在我面前，神情紧张。
“他们已经把他送走埋了。”他说。
我如同挨了当头一棒。“没有家人在？”我痛苦地问道，“就是军管当局的刽子手也应该知道，陪伴死者，念祷文，见死者最后一面，是我们家属的宗教权利。我们向监狱长要求过……”
“他们已经把他送走了。”看守打断了我。
“送到什么地方去了？”
看守不吭声。
“他走得很平静。”他到最后才说，“我把遗物带来了。”
他把父亲在死牢里那几件可怜的遗物一样样拿了出来：一套沙勒瓦尔（肥裤子）和卡米兹（长袍衫）——父亲直到死前一直穿着它们，父亲是政治犯，拒绝穿囚服；一个餐盒——父亲最后十天绝食后就没再用过；一套铺盖——床上的断铁丝划伤父亲背部后才给他使用的，还有一个喝水的杯子……
“还有他的戒指呢？”我强忍着悲痛问看守。
“他有戒指吗？”
他假装在包里和口袋里摸索了半天，最后拿出父亲的戒指交给了我。最后的日子里，这枚戒指经常从父亲枯槁的手指上滑落下来。
“很平静，非常平静。”他不停地念叨着。
绞刑怎么会平静呢？
当局不给我们供饭，家里帮工巴希尔和易卜拉欣也跟我们一起到了监狱。他们走进屋子，巴希尔一下子认出了父亲的衣服，脸色变得煞白。
“呀，真主！呀，真主！他们杀害了主人！他们真的杀害了他！”巴希尔尖叫起来。没等我们来得及阻止，他已经抓起一罐子汽油倒在身上，准备点火自焚，母亲赶紧跑上去拦住他。
我木然地站在那里，不相信父亲已经遭遇了不幸，也不愿意相信。这绝对不可能：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第一位由人民选出来的巴基斯坦总理，就这样离开了？巴基斯坦自1947年诞生就一直处在将军的独裁之下，是父亲第一次为国家带来了民主。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数百年来一直受控于部落头人和封建地主，是父亲实施了国家的第一部宪法，给人民带来法律保障和公民权利。过去人民只能通过暴力和流血来推翻将军们的暴政，是父亲建立了文官政府的议会制度，每五年举行一次选举。
不，这不可能。“布托万岁！布托万岁！”当父亲第一个作为政治家走访边远贫困村庄时，数百万人欢声雷动。当他的巴基斯坦人民党胜选执政后，他便着手实行现代化，把少数封建地主世袭的土地分配给广大贫苦农民，扫除千百万的文盲，把主要工业企业收归国有，保障工人最低工资，实行就业保险，禁止歧视妇女和少数民族。父亲执政六年，给陷于萧条昏暗之中的国家带来了光明——直到1977年7月5日凌晨。
原本被认为忠于我父亲的陆军参谋长齐亚·哈克将军，却在深夜派军队推翻了我父亲，以武力攫取了政权。这个军事独裁者，尽管使用了枪炮和催泪弹，实施了军法管制，却没能镇压住父亲的支持者；尽管把父亲囚禁在死牢里，却无法摧垮父亲的意志。齐亚·哈克，就是这个丧心病狂的将军，把我的父亲生生害死。齐亚·哈克，就是这个独裁者，将继续残暴地统治巴基斯坦九年。
我全身麻木，站在看守面前，手里捧着那一小包遗物，这是父亲留下的所有东西了。父亲洒有古龙香水的衣服仍然散发着幽香，尊贵的幽香。我紧紧地抱住衣服，突然想起凯瑟琳·肯尼迪在她父亲遇害后很多年，在拉德克利夫还穿着父亲的大衣。人们经常拿我们这两个政治家族作比较，现在我们又有了新的可悲的相似之处。那晚，还有后来的许多个夜晚，我把父亲的长袍衫压在枕边，想和他靠得近些。
我感觉整个人都空了，生活支离破碎。近两年来，为戳穿齐亚军管当局给父亲捏造的罪名，我竭尽全力斗争。我同人民党一起，为了准备齐亚在政变时允诺的大选，不懈地努力。但后来齐亚看到人民党即将取得胜利，取消了大选。我被军管当局逮捕过六次，并被多次禁止踏足卡拉奇和拉合尔。母亲也一样，父亲被囚禁期间，母亲是人民党代主席，八次遭到拘禁。六个星期以来，我们一直被关在西哈拉，此前，我们被关押在拉瓦尔品第六个月。但是直到昨天，我才相信，齐亚真的会杀害我父亲。
谁来把父亲遇难的消息告诉弟弟们呢？他们现在流亡在伦敦，为挽救父亲的生命奔走努力。谁又去告诉在哈佛大学即将毕业的妹妹萨娜姆？我最担心她，她从来不过问政治，可现在和我们一起卷入了悲剧。她现在是一个人吗？我祈求她不要干出什么傻事来。
我好像是被生生撕裂了，这让我怎么活下去啊？尽管我们竭尽全力，却仍没能挽救父亲的生命。我感到孤独，绝望的孤独。“爸爸！没有了你，我还能做什么？”我曾问死牢中的父亲，我需要他的政治引导。虽然我有哈佛和牛津的政治学学位，但我不是政治家。但他能说什么呢？他只能耸耸肩。
一天前，我见了父亲最后一面，见面时的痛苦让人无法忍受。没有人告诉他第二天清晨他就要被处死，也没有人通知那些一直为父亲求情的外国领导人们，包括吉米·卡特、玛格丽特·撒切尔、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英迪拉·甘地，还有穆斯林世界的沙特、阿联酋、叙利亚等国领导人。齐亚当局的懦夫们，谁也没敢把杀害父亲的日期对外公布，因为他们害怕人民奋起反抗。只有我和母亲知道，而这也是出于猜测和预感。
4月2日凌晨，我正躺在军用小床上，母亲忽然来到房里。“萍姬，”母亲呼唤我的小名，语气让我浑身发毛。“外面的军官说，今天我们俩应该一起去看你爸爸，这是什么意思？”
我立即明白了这是什么意思，母亲也明白，但我们俩谁也不愿承认。他们允许一星期探视一次，今天该母亲去，而我应该要到周末。今天要我们母女俩都去，这只能意味着是最后一次了。齐亚就要对父亲下毒手了。
我的大脑在翻腾：必须立即把消息传出去，向国际社会和巴基斯坦人民发出最后一次求援，时间不多了！“告诉他们我身体不舒服，”我急匆匆地对母亲说，“就说如果这是最后一次见面，我一定要去；如果不是，那么我们明天去。”趁着母亲去和卫兵讲话，我赶紧展开已经被我揉成团的纸条，又加了一句话：“我想他们今天是叫我们去见爸爸最后一面。”我草草写完字条，准备递给外面的一个朋友，希望她能赶快告诉党的领导人，让他们通知外交使团，并把人民动员起来，人民是我们的最后希望。
“把这个立即交给娅斯敏，”我对忠实的家仆易卜拉欣说，深知这是非常冒险的举动。没时间等哨兵开小差再行动了，易卜拉欣可能被搜查、被跟踪，但我顾不上这些了，现在已经到了生死关头。“快！易卜拉欣，快去！”我催促着他。“跟卫兵说，你去为我拿药！”他立即跑了出去。
透过窗户，我看到军法管制部队的卫兵们在互相商量，然后用步话机通报我生病的消息，等待回复。易卜拉欣趁乱已经到了大门口。“我得快点去为主人贝娜齐尔小姐拿药，得快点。”他对门卫讲，这个门卫曾隔墙听到我生病的消息。奇迹出现了，他们让易卜拉欣走了。我的双手不住地颤抖，不知道消息能不能安全传达。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