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自称打工者的老总们
作者：魏 城
其实，他是中国三大门户网站之一新浪网的全球资深副总裁兼总编辑。他很忙，在北京海淀区北四环西路的新浪总部，他与我握手后的第一句话就是：“对不起，我只能给你半小时，半小时后，我就要赶往机场。”
但陈彤一口咬定，自己就是个“打工”的：“我算不上企业家，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我也是打工的。”
和陈彤不同，刘艺衣着严谨，言语持重，举止沉稳，坐在机关里，就像个领导；坐在大学里，就像个校长；坐在企业里，就像个老板。但他一再向我强调说，他不是老板，他是企业的经营者——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艺的公司坐落在重庆经济技术开发区，我约他见面的那一天，是个星期天，刘艺正在公司加班，他派司机把我接到他的办公室。公司大楼里空空荡荡的，以至于刘艺讲的每一句话都有回音。
我们谈了大约两个小时，但最初的半个小时似乎都被刘艺用来解释他们公司的性质：“我们是一家国有企业，投资方是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等国有公司，我不过是受股东委托，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不是老板……”
李娜(化名)与刘艺又是一个强烈的对照：她30岁出头，发型时尚，衣着亮丽，说话快人快语：“谈吧，你想知道什么?”如此单刀直入，倒使作为提问者的我一时不知该问什么好，只好佯装细读她刚递给我的名片。
我很难把眼前这个新潮女性与名片上的职衔联系起来：李娜是一家著名外资银行上海分行的副总裁，专门负责该行最重要的一块业务——中国区跨国公司的银行生意，她的办公室位于上海浦东的标志性建筑物——金茂大厦之中。
我也很难把眼前这个年轻女性与她随后介绍的工作经历联系起来：她在中国的外资银行圈内已经干了11年，数次跳槽——日资银行2年，泰资银行3年，英资银行5年，最近又跳到这家欧陆背景的银行，绝对应该属于这个圈子里的资深人士；只有李娜回答提问时的简洁和老练，以及李娜要求我勿透露其真实身份时的谨慎和周详，才遗留了一些有关她职位和资历的蛛丝马迹……
陈彤在民企，刘艺在国企，李娜在外企，但不管他们三人有多大的区别，有一点他们是相似的：他们都不是老板，而是所谓的“职业经理人”。
什么样的老总算中产?
“职业经理人”大概是现代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产物，他们不是老板，甚至也不一定拥有企业的股份，他们的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固定的薪水和不固定的奖金，但他们并不一定就比老板寒酸。当然，“职业经理人”也分层次，据说，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职业经理人”的最上层，即跨国公司的CEO们。肯定要比中小企业的老板们阔绰、风光。
但这也随之带来了一个问题：什么样的“职业经理人”属于中产?这个问题并不比“什么样的老板算中产”更容易回答。
对于发达国家中的“职业经理人”的阶级归属，西方学术界也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一派观点认为，包括跨国公司CEO在内的整个经理阶层均属于中产阶级，这派观点根据人类社会所掌握的三类资源(生产资料、文化资源和管理资源)，划分了中产阶级的三大构成：中小企业老板、专业人士和职业经理人；另一派观点则认为，职业经理人中的最上层，也就是跨国公司的CEO们，应该属于资产阶级或精英阶层，因为其中许多人不仅领取天文数字的高薪，而且也在企业中拥有一定的股份或股票期权。
在中国，情况则更为复杂。一方面，中国的市场经济发育尚不成熟，中国尚未产生具有全球影响的跨国企业；另一方面，中目的“职业经理人”阶层也相对弱小，其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和职业环境亦远未成熟，所以，中国学术界通常把这个阶层归人中产阶层。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把中国“职业经理人”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与普通的白领“打工族”等量齐观。2002年11月，美国惠悦公司在中国完成的2002年薪资调查显示，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四个城市中众多以工资收入为主的人群中，职业经理人的收入最高。而在所有行业中，上海的财会和营销高级经理们挣得最多，北京的高级经理人工资增幅名列第一，深圳最后。四城市中，初、中级经理人薪酬的平均增幅都保持在8．43％的水平。在这项调查结果中，高级销售经理人的收入最高，其平均年收入为441603元，人力资源经理人的平均年收入达325886元，中级信息技术经理人平均年收入为272429元，行政经理193880元。
职业经理人的“市价”
因为李娜得到了我不会在文章中用她的真名的保证，所以她一点也不忌讳谈论她的收入和她的跳槽经历。
“我现在年薪有50多万人民币，另外每年还有相当于三四个月薪水的奖金。”李娜一边看着笔记本电脑，一边回答着我的提问，有时她还要接不时响铃的电话。“我在拿薪水的人中，收入也许属于中等偏高，但在驻华外资银行的中方雇员中，这就是一个中等的收入。”
李娜的“跳槽观”是这样的：“我跳槽，更看重的是，用一句现在蛮时髦的话说，是‘可持续性发展的潜能’，我不会仅仅因为年薪高个一两万块人民币，就跳槽。当然，我最希望的是，我的market value(市场价值)是一直在往上长的。”
我注意到，李娜在整个谈话过程中，频繁地使用“market value”这个英文词。
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李娜既未买房，也没买车，她尚未成家，住在父母那里，上班或购物就靠打车(坐出租车)，“我每月打车的费用，也就千把块钱，比养车的费用便宜。”她一边说着，一边签了张单子。
刘艺不肯具体谈他的收入，只是笼统说，他属于官方定义的年收入6万至50万元之间的“中等收入者群体”。
他明确地否认像他这样的国有企业负责人属于“富人阶层”。“我们最多也就算中产吧。”他燃起一根烟。
他甚至认为国家统计局定义的“中产”上限(50万元)定低了，“我认为，收入超过50万元的国企老总也不应该算富人，现在年薪上百万的国有企业领导人，有很多，你要把他定义为富人，就不妥当”。他往烟灰缸里弹了弹烟灰，“实际上，国有企业领导人为企业、为社会创造的价值远远超出他的薪水，他应该享受这种待遇，所以，我觉得，年薪上百万的国企老总也不应该算富人，真正的富人是那些暴发户，来钱来得很容易的人”。
大概刘艺所说的“富人”，就相当于中国过去所说的“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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