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三青团的反贪污反官僚运动

作者：马　烈

　　
　　《蒋家父子与三青团》马 烈著
　　
　　三青团的部分成员不满现状，反对党政腐化
　　正如张治中在几十年以后所说，三青团的部分成员“还是具有一种革命精神和正义感的。他们不满现状，反对党政腐化、不实行革命政策”。三青团自成立之日起，其各级干部即自命为“革命集团”，对国民党及其政权的腐败时时加以批评指责。这与三青团的主要干部比较注意“洁身自好”、“爱惜羽毛”有关。其两任书记长陈诚、张治中在国民党内都是以廉洁、正直著称的。尤其是张治中在多次讲话中都坦率批评过国民党内的腐败。几任组织处长中，康泽生活严肃，不吸烟、不打牌、不跳舞、不闲逛。蒋经国则是受过共产党教育的，“对重庆官僚机构中某些怪现象看不惯”，“对国民党内部官僚积习不满”。此外，这也与三青团大部分干部比较年轻，尚未获得更多的权力，与国民党高层官僚、政客、党棍、军官相比，相对要“纯洁”些有关。1941年中央团部在重庆复兴关举办第二期青年干部训练班时，时任行政院长的孔祥熙前来做特约演讲，他声称自己不是豪门，很清白，结果在台下的听众中引起骚动，学员们纷纷以冷笑待之。抗战结束后，一些地方团部在发展团员时，也公开宣传“国民党已经衰退腐败，青年团如朝阳初升，将来要取代国民党的，因此，青年团是革命的”。
　　抗日战争进行数年，广大国统区人民，不仅是工人、农民，即便是一般的公教人员及大中学生，都咬紧牙关，承受着因战争而造成的种种苦难：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粮食匮乏、物价飞涨。1941年7月，张治中在三青团成立三周年的《告全国青年书》中指出，粮食问题和物价问题“现在足以影响民心士气，足以影响前方军事、后方建设”。他认为，这些问题的“症结所在，实在由于人事之未尽”。而所谓人事之未尽，换句话说，也就是执政者未能妥善尽责，故而难辞其咎。
　　抗战以来，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日益贬值，不少人收买外币以求保值，致使外汇官价与黑市价差额越来越大。国民党政权中不少官僚即利用手中的权力，走私、套汇，大发国难财，数年间财富成倍增长。例如，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金融界代表参与拟定上海租界外汇市场的牌价，作为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的孔祥熙即通过这些人了解外汇行情进行套购或抛售。1939年8月初，孔祥熙夫人宋蔼龄指使其经纪人在上海租界外汇市场一次即套汇4万英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向美国借款5亿美元，用其中1亿美元支持发行“美金公债”，当债券销售了5000万美元时，孔祥熙下令停止销售，余下的5000万美元由他用官价全部吃进，然后再抛到黑市上高价售出，转手间即获巨额利润。这就是当时轰动国统区的“美金贪污案”。
　　除此而外，社会上一些奸商套购物资，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广大居民百姓在货币贬值情况下，简直无法维持起码的生活。例如，川西平原素为著名的产粮区，从1937年至1941年四年间，米价上涨26倍多。而政府有关部门或无视民瘼，或措施不力，一派官僚衙门作风。
　　
　　三青团反对国民党腐败，主要集中在反贪污和反官僚上
　　
　　三青团所反对的国民党的腐败，主要集中在两点上：一是贪污，二是官僚。而行政院长孔祥熙则因其颟顸无能而又敛财有术，成为各界和三青团抨击的主要目标。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41年6月，三青团中央团部向全体团员颁发了一份文件：《为克服当前之困难与争取最后之胜利对全体团员之指示》。该指示说：‘官僚恶习，实是政治腐化无能的最大原因，凡是不负责任、因循敷衍、欺骗虚伪，其生活腐败者，皆为官僚恶习”；“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以及流痞奸商，为政治建设与经济建设的最大障碍，本团团员应本不畏强御的精神，以公民资格向合法机关检举惩治之。”
　　中央团部的这一文件在当时国统区确实引起很大的反响。首先，这年年底举行的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被迫通过《确立本党今后党务推进之方针案》，规定了国民党目前的基本中心工作为：(1)平定物价；(2)检举贪污；(3)服务社会——试图以此平息国统区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这次全会还通过了《增进行政效能厉行法治制度以修明政治案》，要求政府调整机构，确定职责，划分权限，改进人事制度，对机关人员严加考核，厉行奖惩；厉行监察检察职权，使贪劣者无以幸存——试图以此澄清吏治，杜绝贪污和官僚的源头。这是国民党第一次被三青团牵着鼻子走，国民党不得不在表面上认可“反贪污、反官僚”的要求。
　　
　　其次，1941年12月，在高校集中的昆明发生了“倒孔(祥熙)运动”。这场运动的起因是《大公报》刊载消息说，孔祥熙在香港用飞机运狗，并发表了评论。学生见报后愤慨不已，临时召集大会，发起示威游行，一些三青团员和干部也积极加入其中。这件事使蒋介石大为恼火，因为蒋介石与孔祥熙的关系素来十分密切。这既因为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是孔祥熙夫人宋蔼龄一手促成的，也因为西安事变时，孔祥熙第一个找到苏联驻华大使，要求苏方斡旋，保证蒋介石的生命安全；还因为孔祥熙、宋蔼龄利用权力所捞到的好处，大都与宋美龄分肥。所以，此时听说昆明发生倒孔运动后，蒋介石即火速派康泽赶去平息学潮，而且在事态平息后，仍余怒未息地大骂康泽：“你们真是没有出息!”其后，蒋介石似乎还不解气，又亲自给三青团书记长张治中写了一张条子，大骂三青团干的是反革命工作。
　　但三青团中央团部仍根据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精神，于1942年2月发布了一个《团员行动指导纲要》，继续要求团员检举揭发“官吏之贪污”。三青团这种反贪污、反官僚的意向和决心，在1943年9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表现出来。在这次大会中，一些地方团部的代表指责孔祥熙贪污无能，特别指出太平洋战争爆发时，香港紧急撤退，孔的老婆宋蔼龄包了专机，连洋狗、马桶都带上，但却置一些爱国人士的安危于不顾”。会议代表认为：“这样一个行政首脑，不孚众望，如不罢免，怎么可以振奋人心，争取抗战胜利!”最后，大会决定将此问题交由中央干事会处理。
　　三青团一全大会闭幕后不久，书记长张治中邀请一部分黄埔系的中央干事和中央团部处长级干部，在重庆北温泉数帆楼开了三天秘密会议，对时局和团务交换意见。在漫谈中，与会者集中批评了蒋介石的领导作风，认为蒋介石“不愿听逆耳之言”，以致“阿谀奉承，蔚然成风，政风败坏，悉以此为始基”；又“以私恩私惠市人”，“以致法纪荡然，人心离散”；组织机构“徒有形式，毫无实效”等等。与会者对孔祥熙的看法十分一致，认为“孔既无才德，又缺威望，徒以裙带关系，当了行政首长，应联名上书向蒋建议，免孔氏行政院长一职，以肃政风，而振人心”。
　　这次以蒋介石嫡系分子为主的秘密会议，对时局总结出六点结论：
　　(一)财政金融措施失当，贪污贿赂公行，官商勾结，囤积居奇，以致物价高涨，国民经济陷于困境；
　　(二)党政人员官僚化，少数主官贪污，政令无法推动，保甲长多为土豪劣绅把持，横征暴敛，草菅人命；
　　(三)少数官吏与奸商勾结，骄奢淫逸，道德堕落，人心败坏；
　　(四)军队生活艰苦，新兵素质恶劣，士气渐衰，实力日减，不能恪尽保卫之责；
　　(五)公教人员受物价高涨之压迫，行政效率日减，教育效果日低，青年不满现状，对党团之号召，响应并不热烈；
　　(六)党团同志干部，以革命理想难以实现，以致灰心消极。
　　根据上述结论，参加会议的三青团干部们草拟了四点建议，联名上呈蒋介石。其内容要旨为：
　　(1)请速改组政府，将违背领袖意旨，且已失众望之大员，立即罢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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