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一代才女赵萝蕤教授
作者：巫宁坤
一
我是很晚才有幸结识赵萝蕤的。1948年3月，我从美国印第安那州曼彻斯特学院毕业后，进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攻读英美文学博士学位。当时已有数十名中国研究生在那里深造，多半在“国际公寓”寄宿。我到校后也住在那里，结识了其中不少人。在英文系研究生中有赵萝蕤、周珏良、查良铮(穆旦)等人，他们都国内英语界的精英，我的良师益友，后来数十年中的患难之交。
珏良，我曾在昆明西南联大见过一面，他的堂兄、我的忘年交周煦良教授介绍的。当时他已从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留校任助教，我外文系一年级新生。那1939年的事了，一别九年，倒成了朝夕过从的异国同窗。
赵萝蕤西语界更资深望重的前辈，无奈我孤陋寡闻，却有眼不识泰山。当时萝蕤已完成研究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HenryJames)小说的博士论文，颇得系主任威尔特(NapierWilt)等教授的赞赏。几年的寒窗苦读已大功告成，这时她的丈夫陈梦家教授已提前于1947年先行回国，任教清华，因此她有富余的时间常与珏良和我讨论文学理论和批评的问题。我们三人都师从克莱恩(RonaldS．Crane)教授等大师，钻研他们根据亚里斯多德的《诗学》原理创建的“新亚里斯多德学派”(或称“芝加哥学派”)的文学批评理论。萝蕤熟谙中外文学名著和文学理论，分析研究常有独到的见解，说来娓娓动听。但不论日常交往，或谈诗论文，一向温文尔雅，文质彬彬，从来没有一点资深前辈居高临下的神气。在全体中国留学生中，她“德高望重”的“大姐”，大家一起出游时，她“龙头”，我“龙尾”。
1948年秋冬之间，萝蕤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来年6月就可在著名的洛克菲勒教堂登台接受博士学位。这时平、津局势紧张，万一南北交通受阻，萝蕤深恐不能实现学成回国的愿望，便毅然决然在年底以前不顾一切兼程回国，几经周折才在1949年初回到了当时的围城北平，到燕京大学西语系任教。不久之后，朝鲜战事爆发，燕大的美国教授纷纷回国，萝蕤接任系主任职务。由于师资不足，除了原有的学贯中西的青年教授吴兴华，和在国内延聘的俞大纲和胡稼胎两位前辈，她又报请陆志韦校长电聘我回国来共事。
1951年8月中旬，我回到北京，萝蕤亲自到前门火车站接我。别后不过两年多，我不无好奇地看到，她的衣着起了很大变化。当年在芝大，她总爱穿一身朴实无华的西服，显得落落大方，风度宜人。眼前她身上套的却褪了色的灰布中山服，皱皱巴巴，不伦不类，猛一看人显得有些憔悴了，但风度不减当年。
到了燕园，由于我新来乍到。住房尚未分配，萝蕤便留我先在她家做客／受到她温馨殷勤的款待。陈梦家教授当年著名的“新月派”诗人，后来又以古文字学和考古学的成就蜚声中外，当时在邻近的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夫妇俩住在朗润园内一幢中式平房里。室外花木扶疏，荷香扑鼻。室内一色明代家具，都陈先生亲手搜集的精品，客厅里安放着萝蕤的“斯坦威”钢琴。这时我才知道她燕大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博士惟一的女儿。赵老不仅世界知名的基督教神学家，任世界基督教理事会的亚洲主席，而且全国闻名的杜甫专家。萝蕤从小在家受到中西文化的熏陶，不但能诗能文，而且弹一手好钢琴。二十岁自燕大西语系毕业后进入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两年后就将美国诗人爱略特(T.S．Eliot)以晦涩闻名的长诗TheWasteLand(《荒原》)译成中文，受到专家学者的交口称赞。后来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所选的研究专题又以艰深闻名的亨利•詹姆斯长篇小说。我在风景如画的洞天学府开始我的教学生涯，竟又得在这般清高优雅的人家流连，私心不由得不感到庆幸，怎么也不会料到这样的日子不久就会一去不复返了。
二
到校后不久，我就上课了。我从未教过书，萝蕤却安排我教“英国文学史”和“高级英文作文”，都四年级的课，我只有十来天时间备课，而且没有课本可用。萝蕤鼓励我试用马列主义观点讲授英国文学史，而我对“马列”一窍不通，只好临时抱佛脚，勉为其难，深恐有负萝蕤大姐的信任和期望。不料几个月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就从天而降，不仅要“人人过关”，而且冲击了教学工作，我教的“英国文学史”下马，我倒落得清静，也免得萝蕤为我操心。
“思想改造运动”一打响，市委工作组进驻燕园，发动全校师生批斗赵紫宸、陆志韦、哲学系主任张东荪，要求人人和他们“划清界限”。作为西语系系主任，萝蕤不仅仅要检讨个人的“资产阶级思想”，还要参加各种大、小会议，没完没了地检讨在领导教学工作中“重业务，轻政治”的错误倾向，疲于奔命。
“思想改造运动”告一段落，紧接着上级宣布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教会大学一律解散，燕京和辅仁按不同科系分别并入北大、清华、北师大，人员听候统一分配。7月，萝蕤来访，向我传达本系教师分配情况。五名教授中，她本人和其余三位教授都去北大，唯有我的去处天津南开大学。话一出口，她就忍不住放声哭了起来。我明白她的心情。当初她让我放弃未完成的博士论文，万里来归，而现在却只能让我任人摆布，无可奈何，吉凶莫测，她怎能不感到由衷的负疚?当初，她满怀信心，要壮大燕京的英语教授阵容，以芝大英语系为蓝本建立一个优异的英语专业。如今她以稀有的才华构建的象牙之塔在狂风暴雨中化为灰烬，美好的梦想成为镜花水月，她怎能不伤心欲绝?几个月来，她憔悴了许多。尽管她平日总镇静自若，从容不迫，但不难想像，在工作组的政治压力下忍受了多少煎熬，因为既赵紫宸的女儿，又陆志韦的干女儿，她又何从“划清界限”?长年徜徉于詹姆斯小说中那些女主角的精神世界，她那詹姆斯式的细腻感情与良知，怎禁得起如许粗暴的冲击?同时，梦家在清华也遭受猛烈批判，现在被分配到考古研究所了，她父亲在被长期批斗之后也被迫告别任教多年的燕园。此时此刻，我决不能和这位敬爱的大姐“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而只能强作欢颜，好言宽慰，让她不要为我操心，反正我四海为家的。
我本打算暑假好好休息一下，然后去南开报到。不料又奉命参加“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翻译工作，直到1952年11月才离开燕园，一辆卡车连人带行李把我和老母送到前门火车站。距萝蕤到车站接我不过一年多，燕京大学已经换了人间，“新北大”成了风光旖旎的燕园的新主人。
三
我到南开大学任教之后，和原燕园同仁联系不多。1956年夏，我又被调回北京，在西郊一所外语学院英语系任教。学院离“新北大”不远，我有时在周末或假日去看望萝蕤，但她大部分时间住在市内家中，因此也难得见上一面，说点闲话。1957年我中了“阳谋”暗算，辗转听说梦家也落难，萝蕤受打击，患了精神分裂症。1958年，我发配北大荒，从此颠沛流离，多年与萝蕤不通音问。只知道她仍在北大任教，但身为“右派”家属，又为精神病所苦，日子一定不会好过。及至“十年浩劫”临头，又辗转听说梦家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腥风血雨中不堪凌辱而自裁。萝蕤从此孑然一身，精神分裂症更形加剧。
“十年浩劫”之后，我又回到北京原单位任教，重新见到萝蕤，真“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当年从燕大调入新北大的四位英语教授中，三位都在“浩劫”中死于非命。萝蕤硕果仅存，但她自己在市内的家、梦家生前精心搜集的明代家具和字画、她的斯坦威钢琴，都没逃脱“横扫”的命运。
她已搬到父母生前寓居的美术馆后街二十二号一座历史悠久的四合院内，两间朝西的小屋，里面一间放了一张小床、一张小书桌、两三把椅子。这她的卧室兼书房，也她接待国内外来访者的小天地。外面一间放着几个书架，藏书中包括她当年在美国搜集的全套初版詹姆斯小说和艾略特签名的诗作。她毕生以读书为乐，可目力衰退，不得不有所节制。她热爱音乐，现在唯一的消遣坐在小屋里倾听西方古典音乐的录音。和沈从文一样，她从来不谈个人的苦难经历。正如杨宪益和戴乃迭从来不提在“浩劫”中痛失独子之痛一样，她也从来没有提到过她的丧夫之痛。我知道她为精神分裂症仍在服药，有一天，我注意到她的嘴唇不时抽搐，便问她否可以减少剂量。她的脸立刻变色，质问我：“你要让我犯病吗?”我后悔说话唐突，同时也突然认识到，这么些年来她形影相吊，不定受到过怎样的梦境的煎熬。哪怕一个詹姆斯式的悲剧女主人公，也不可能以如此的勇气和尊严承受她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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