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8期
中国与美国：２１７年的理解
作者：许知远
没有资料详细记载中国与美国的第一次相遇。1784年，美国商人初次到达广州时，两个国家已运行在两条截然不同的轨迹上。尽管巴黎贵妇的客厅中依旧以中周的瓷器、丝绸品为时髦，但是中华帝国在达到其辉煌顶峰的同时也陷入停滞不前。乾隆爷不是彼得大帝，他对于外部世界缺乏任何兴趣，在1793年接见英国使者马嘎尼时，他要求对方行三叩九拜之礼，而对于新式火器则不屑一顾。
而只拥有13个州的美国正试图建立一个真正意义的“理想国”，创建者们的理想主义使得美网的独立超越了国家独立的范畴，埃德蒙·伯克的阐述令人信服：“一场伟大的革命已经发生——这一革命的发生不是由于任何现存国家中的力量的变化，而是由于在世界的一个新地区出现了一个新的种类的国家。它已在所有的力量关系、力量均势和力量趋势方面引起巨大变化，就像一个新行星的出现会在太阳系中引起一个巨大变化一样。”
初识
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周仍只是世界舞台上一个并不起眼的角色，尽管心有不甘，它仍几乎就是英周的附庸。美国的缔造者们是一群世界主义者，托马斯·杰斐逊热衷于法国的生活，而在整个19世纪上半叶，美国几乎是依靠阅读英国文学为生，他们最杰出的作家华盛顿·欧文因为赢得了欧洲同行的敬意才在国内大放异彩。但是，法国人托克维尔敏锐地发现，这个充满乐观、略显粗俗的国家具有一种罕见的创造性，他们将热情投放在商业活动与发明创新上。对于自己制度的自豪甚至自大感与内心深处的自卑感奇怪地混合在一起，他们乐于将自己的理想与别人分享，并常常一厢情愿地认定对方会接受。
中国没有区分美国与欧洲列强的差异，他们都是长毛。尽管前者具有强烈的传道热情，上海的美国商人大谈通商对人类的好处，传教士则说如何将异教徒从罪孽中拯救出来，当他们发现只有更直接地帮助才能吸引中国人时，教会开办了医院。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中说，美国人潜意识中觉得既然英国已经主宰了印度，中国是最后一个庞大而值得拯救的地区。“洋务运动”像浮在中周社会表面的一层膜，它脆弱而缺乏力量，与普通中国人毫无关系。一位士大夫的极端言论在官员与民众中间都颇有号召力：“宁愿看到民族灭亡，也不愿看到生活方式改变。”
广东青年容闳比李鸿章、严复，甚至康、梁更有力地表现出中国必须面临的变革。后者将西方文明理解成富国强兵的技术手段，而容闳，这位1854年的耶鲁大学的毕业生却在这里呼吸到截然不同的空气。他称，在耶鲁所受的教育向他展示了“被愚昧蒙上了眼睛的人绝不可能看到的责任”。他相信，“通过西方教育，中国可以获得新生，变得开明强大”。直到1872年，容闳才有机会实现他的梦想，120名穿长袍的中国孩子被派遣到美国康涅迪克州的哈特福德。这次伟大却迅速夭折的实验表明中国青年游刃有余地接受了美国生活：他们藏起了自己的辫子，在橄榄球比赛中活力四射，比美国男孩更容易获得姑娘们的青睐……当留学幼童于1881年被强制归国时，他们到达上海向道台跪拜，并接受了充满怀疑的接待——他们可能会破坏传统读书人的升官之路。
而此时的美国，经历了南北战争，铁路贯穿了东西大陆。持续不断的物质增长正激活他们扩张的欲望。他们已买下英国人、法国人掌握的土地，用武力占领了墨西哥。当僵化的慈禧太后与脆弱的光绪帝代表着中国的最高权威时，西奥多-罗斯福则是美国的典型形象——他是野心勃勃、气质豪迈且粗野的白人至上主义者。
1899年的门户开放政策，是美国第一次向中国清晰地表达出自己的声音。这项旨在使美国同样获得其他列强的待遇的政策，或许暗含了部分美国理想主义者所说的“使中国独立”。但此时的中国，已经不可能独立。在甲午战争中输给日本，使洋务运动破产，而百日维新也在六君子的血迹中收场。知识阶层吸收外来文明的努力与在民众中广受欢迎的义和团运动相比，显得颇为可笑。
亲近
孙逸仙的理想主义与伍德罗·威尔逊颇为相似，他们具有道义上的感召力，却缺乏具体的操纵能力。辛亥革命后，中国陷入了短暂的袁世凯时期与漫长的军阀时代。自上而下的变革再次失败，那些接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青年不了解中国的传统与大部分人口的现状，他们不知道中国的民间的传统力量会对剧烈的外来变革进行怎样殊死的抵抗，或者干脆视之不存在。对于北京的百姓来说，民国不过是剪掉辫子或是换了皇帝的王朝。美国人N.佩里对此评价道：“1911年在中国建立起美国共和政体的仿制品，真是荒唐可笑……那一种共和政体是一个大失败，因为它在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经历、制度、天性，信仰观念或习惯中毫无根据地。它是外国的，空洞的，是附加在中国之上的。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就被除去。它不代表政治思想，只是政治思想的一幅漫画——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学生的漫画…这种共和政体悲惨地失败了。然而，失败的并不是共和政体……而是一代人。”
孙逸仙，梁启超、唐绍仪这一代的确失败了，但是胡适的一代却开始成长。这个1910年来到美国并在康奈尔大学英文写作比赛中获奖的青年，比同龄的任何中国人都西化。像在日本的鲁迅一样，他抛弃了实用学科，而转投人文领域。那时的美国，正是进步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强烈的上进精神深深感染了胡适。他将杜威的实用哲学视作最适合中国的良药，坚信美国文明即是西方文明与世界文明。胡适与其同代人的强烈亲美姿态，暗示着美国对中国的实质影响在20世纪终于开始显现。这种影响并非输出政体、军事制度，而是文化与思想领域的新文明形态。
1917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的确比流血革命更有力地将“这世界已经改变”的信息传达给中国社会。
“中国的文艺复兴”，西方学者喜欢评价那场由归国留学生发起的文化改造运动。16世纪那场由人文主义者们开创的盛世，当然不仅局限于艺术领域，它洗刷了西方世界的思维模式，一种热情洋溢的、充满好奇、尊重个人价值的思想取代了中世纪的晦暗与压抑。“中国的文艺复兴”则使西方的价值观念第一次如此集中而全面地展现在中国面前。27岁便享有盛名的北京大学教授胡适，成了20年代中国青年一闻其名就“激动得浑身发抖的人物”。他被笼罩在奇异的美国文明的光环之中，他从提倡白话文，鼓励新文学到赞赏自由恋爱，几乎无所不能。胡适与留日归来的周氏兄弟和更为极端的科学主义崇拜者陈独秀等一道促使一代中国青年改变了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