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8期
廖承志与香港进步电影
作者：王俊彦
1958年廖承志主管港澳工作后，立即以巨大精力抓香港进步电影事业的发展。只要得知夏梦、石慧、傅奇、白燕等香港电影明星到北京，廖承志就都抽空会见他们，彼此一见如战，谈笑风生，共商提高电影质量大计。
吴楚帆、李清、自燕、石慧等人希望参加世界性艺术交流，以便开阔眼界提高艺术水平，1959年廖承志特意为他们争取到了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的中国代表团名额，但中国代表团的领导人却因为他们是资产阶级艺术家而不愿吸收。廖承志就向他们介绍这些艺术家从抗日战争时期就一直不讲价钱从事爱国艺术活动的非凡经历，称赞他们面对台湾和东南亚制片商以高出六七倍的商报酬“挖墙脚”活动，都心向祖国不为所动。廖承志激动地批评道：
“我带过第一届中国青年代表团，当时叫郭兰英参加，也有人对她有议论，甚至说她这个人不干净。一路上她用过的脸盆都不敢用，我非常气愤，就因为郭兰英是个艺人，旧社会受人歧视，想不到你们有头脑、有新思想的人对别人不但不同情，也还是这样待人!我对他们进行了严厉批评。让我想不到的是你们对香港来的几位艺术家，也是采取这种态度!”
等廖承志做通了中国代表团领导人的工作，那些香港演员又不愿去了。原来他们了解到此次奥地利之行有危险而且具有政治色彩，就颇有顾虑，不愿随中国代表团活动，然而想到此事在香港已经广泛报道，他们不去下不来台，不好向香港电影界人士和影迷交待，陷入两难境地，廖承志得知此情，请香港电影演员放心，他一定给予满意的解决。于是他让香港朋友愉快地参观游览，自己绞尽脑汁想出万全之计，由国家旅游局出钱安排他们走另一条线路到东欧游览四星期。
吴楚帆等人对此非常感激：“知香港电影演员者，廖公也”。他们把廖承志当作知心人，迫切希望改变香港进步电影的落后状态，廖承志就把凤凰、长城、新联三家电影公司的董事长廖一原请到北京来“务虚”。
廖承志认为，香港电影的性质和面向谁的问题至关重要，他认为香港电影是祖国电影事业的一部分，用军事术语来讲是个“侧翼”，既然是一部分，又是个“侧翼”，就应该与内地电影大体上有个分工，他与廖一原促膝谈心说：
“在香港这个地方，电影拍给谁看?我以为香港的电影要面向华侨，面向亚洲、非洲的人民。我们的片子要向这方面打开出路。那么，在这些地方应该提倡什么呢?很明显，就是要提倡反对帝国主义，提倡反对殖民主义。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香港电影的艺术思想应该是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的电影，是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电影，也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电影。香港电影属于什么范畴的问题说明白了，其他的问题就好办了。”
廖承志在会见廖一原时，谈到他看过廖一原领导的香港新联电影公司拍摄的《败家子》，便有声有色地讲起卢顿饰演的老华侨在美国辛勤节俭，白手起家，岂料他儿子却不务正业，真正是一个败家子，廖承志就此大发感慨道：
“这部电影富有教育意义，可以让年轻一代明白老一辈华侨在海外生活的艰苦片断，这部电影没有政治口号，没有政治内容，但却是一部真真正正爱国主义的电影。”
廖一原讲到香港中联公司50年代中期根据巴金的原著《家》、《春》、《秋》拍摄了激流三部曲，廖承志称赞这三部电影的演员和编导体现了认真、严肃的电影艺术，不仅具有反封建意识，而且艺术表现真实感人……
廖一原回到香港传达廖承志关于香港电影摄制题材无限广阔的主张，编导和演员们都很受“纵横千万里，上下五千年”的启发，埋头苦干搞出《黄金万两》、《董小宛》等电影。
这时候，毛泽东在国内批判文化部是洋人部、死人部，香港电影工作者感到无所适从。廖承志便与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商量，把廖一原和香港文艺界人士请到北京“务虚”。
廖一原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请陈毅和廖承志等领导同志看他们的得意之作《黄金万两》，然后请陈毅发表意见。陈毅哈哈一笑说：“我有个感觉，这个故事不是发生在这个地球上的，大概是发生在别的星球上的吧?”
廖一原又征求廖承志的意见，廖承志热情地说：“本来我是要打瞌唾了，后来一看，还吸引我了，结果我还是把它看完了呢!”
香港电影工作者认真体会两位领导人的意图，认为是对他们的工作做出了一分为二的分析，缺点是脱离现实，优点是表现手法比较灵活。廖一原向廖承志汇报他们的看法时，廖承志身向前倾娓娓道来：
“《黄金万两》这个片子，有点好玩，这一条要肯定，但有一个问题值得研究，这就是题材问题，《黄金万两》的题材离开现实太远了。看这个片子好像是地球的故事，又好像是月亮里面的故事。问题就在这个地方，我们主张少摘月亮里面的故事，多搞地球上的东西，要言之有物，要对准靶，要结合现实。”
香港电影工作者回港后马上遇到没有好题材的问题，廖承志便把廖一原请到北京，要他为香港三个电影制片厂准备出三年的题材。这使廖一原大吃一惊，暗想每个厂一年8部，三个厂一年就要24部，三年就要72部，我又没有三头六臂，让我从哪里去搞这72部电影的题材?
廖承志按着廖一原的肩头请他坐下，胸有成竹地说明，每个厂的8部电影，4部由他们创作反映现实和海外题材的，另4部由廖一原从中外古典名著和历史题材中去寻找，他摸摸廖一原的脑袋道出锦囊妙计：
“你不用着急，安心住下来，平时你自己去找，每周到我办公室汇报两次。我已经和夏衍同志、阿英同志打过招呼，你可以去向他们请教。”
于是，廖一原每天到北京市的大小书店寻找有关图书资料，不断向夏衍、阿英等名家请教，再向廖承志汇报磋商。他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周幽王与褒姬等历史故事，从中得出发人深省的启示，夏衍提供了亲自改写的巴金名著《憩园》、《阮玲玉》等电影剧本，一个月后，廖一原满载而归。
香港凤凰、长城、新联等进步影业公司的电影工作者精神大振，在廖承志的“逼迫”下，纠正“左”的思想和作法，面向香港和海外开拓电影题材，同心协力拍出六七部言之有物又动人心弦的好电影，并按照廖承志所说的勤俭办事、发挥大家积极性和保证一定产量的原则加强经营管理，实行“以院养制”，即开拓进取建立了六个自己的电影院，以票房收入补贴制片的亏损，结果收效可观，不但香港观众争相观看，而且在台湾和东南亚都十分抢手，1964年便一举扭亏为盈，香港进步电影从此兴旺起来，进入香港进步电影的黄金时代!
廖承志复出后亲自找廖一原谈话，要他把1964年挑选的几十个电影题材重新拣起来。1979年廖承志建议拍有关少林寺的电影说：香港及海外观众都喜欢看武侠片，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拍少林寺或太极拳呢?他说起小时候从国民党元老朱执信等人口里听了许多武侠故事，还提议拍武侠片，要到实地拍摄并找有真功夫的演员，从剧本创作、修改到借用最好的武术演员，甚至服装道具，廖承志都提出许多可行性建议。
廖一原大喜，组织香港中原电影公司奋力拼搏，邀请李连杰等颇具武功的实力派演员担纲，到河南嵩山实地拍摄，终于使《少林寺》一炮打响，轰动香港，受到内地、台湾以至世界各国的热烈欢迎，得到中外观众的普遍赞赏，开辟了香港电影的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