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8期
中南海调查组四进中关村
作者：凌志军
“到底往哪个方向走啊? 我们也蒙了”
一定是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这是明白无误的。如果不是改革进程，那就是社会风气，是它的早已深入人心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在1986年和1987年相交的那几个星期，中国人里有这种看法的不在少数，不祥的气氛在中关村卷土重来，较之3年前犹有过之。大家惶惶然走进1987年，听到的第一个消息就是“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1月6日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头版社论的题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富有攻击性的概念，有些人利用它不但指向那些心怀不同政治见解的文人，而且正在挺进经济领域。多样化的观点、市场化的观点、资本的观点、利润的观点、尊重私有财产权的观点，全都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需要一网打尽。
中关村出来进去的那些人，嫌疑特别大。他们被叫做“倒爷”、“骗子”、“官倒”、“红顶商人”。他们盘踞的白颐路，现在也不叫“电子一条街”了，被改称“骗子一条街”。这“骗子”二字在汉语读音中与“电子”谐音，所以别具一种黑色幽默的味道。一项调查表明，“官倒儿”就像“骗子”一样，成了公众痛恨的对象。从1986年开始，他们就在往自己的口袋里面捞钱，越来越疯狂，不过三年便捞进1000亿元，让一个记者不免惊叹：“比印钞机还来得快。”他们如此卓有成效，非因经营有方，而是借助“价格双轨制”大行其道。现在要说的是，1987年的中关村，既是希望之土，又是混乱之地。“希望”和“混乱”的原因其实是一个，它由万润南当时为四通公司确立的宗旨一语道破：“就是要赚钱。”
人们有了自己的欲望，这一点至关重要，这将成为这个国家从今往后一切变化的动力。商业制度的独特气质和文化渊源，使它从一开始就与中关村的传统精神不能合拍，关系紧张。
1987年春天，海淀区人民代表大会在西山空军招待所召开，到场的人中有一位名叫吴守伦。他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个自视甚高，容易激动的教师。1980年他当选为区人民代表，此后连续18年没有离开这个岗位。有一段时间，他还是海淀区和北京市的双重人民代表，因而成了一个以评头品足为己任的“职业批评家”。他的最讨人喜欢也最招人怨恨的一个品格，就是什么话都敢说，说话时嗓门很大，绝不容情。在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他和他的同伴们总要提出“白颐路问题”，批评的声音特别高。而在1987年春天的这次人代会上，他们的情绪特别激愤，七嘴八舌，其中最尖刻的话有这些：
“什么科技产业化啊?大街上就看见卖电脑的。”
“什么电子元件?乱七八糟，分不清啊。”
“科学家不好好研究，老师不好好教书，全跑到大街上。”
“做生意比当老师挣得多啊。”
“到底往哪个方向走啊?我们也蒙了。”
“真是不像话!”
吴守伦后来说，他当时是不偏不倚的。可是旁人都在证明，此人不仅以代表团团长的身份主持会议，而且正是批评者的领袖。他的一个壮举，就是当场把区委书记张福森召来质询。80年代党的官员可不像今天的一些人，总是权威和正义的化身，就算坐在人民代表中间，也是昂首挺胸，拿着官腔，说出话来就像是在对属下做指示。那时候他们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只有俯首聆听的份儿。这位书记奉召前来，刚刚坐下，惊魂未定，那边吴代表就劈头扔过来一句话：“你们到底在搞什么名堂?是‘电子一条街’，还是‘骗子一条街’?”
人民代表在这个春天特别激愤，但问题却不是现在才有的。很多年后官方出版一本《中关村大事记》，里面记述此前两年的情况，说“电子一条街在争议中发展”。这可不是无病呻吟。围绕中关村的批评一直没有平息，举报信绵绵不绝，立案调查也没间断。
在经过大约6年的变化之后，那些抱有不同看法的人心里十分明白，只有，中南海能够阻止白颐路的影响继续蔓延。他们这些人——科学家、大学教授、人民代表、被打扰宁静的城市居民，被剥夺土地的农民，都是有心无力，除了百般呼吁，别无他法。虽然关于中关村的争论在后来岁月里从未间断，但是只有80年代的这些攻击真正出于善意动机，它们是由一小部分正直、勇敢但却保守顽固的人发动的。有些举报者是匿名的，更多的人自诩正义在手，所以并不隐名埋姓。其中有几位把一封举报信直接呈送到中南海，信中指出中关村的非法经营已蔚然成风，其涉嫌违法的事实牵涉到资金来源、恣意涨价、非法套取外汇、偷税漏税，乱发奖金乃至败坏既成的科研秩序，还指名道姓地说出四家公司——四通、科海、京海和中科，作为证据。有位领导人闻讯大为震惊，当即指示属下“认真调查”。
调查组来到白颐路上，一次比一次带来更多的指控
中南海发出这样的指示，下级官员是不敢不从的，而生意人对官员动向的格外关注，是个典型的中国特色。“中南海来人了”这件事，在中关村始终都是一件大事，不是让人兴高采烈，就是让人胆战心惊。不过，这一回他们相信，党的领导者放出这话并不表明他已站在反对派一边，所以仍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左右调查局面。根据档案中保留下来的文件，调查组是由18个人组成的，他们来自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北京市委和工商局。中央办公厅还在等着他们的报告。已经就任市委副书记的贾春旺千方百计地维护“电子一条街”，而市委书记李锡铭也是站在他的一边。两人一唱一和，试图影响那些来自中南海的人，居然产生令人惊讶的效果。调查报告几乎是在逐字重复李锡铭和贾春旺一个月来反复说的话，最终做出一连串明显倾向“被告”的结论：“成绩应予以肯定”、“应允许一部分人去搞些民办事业”、“要支持，不要卡死”，云云。
一年以后，也即1986年3月，调查组在换了一班人马之后再次开进来。这一次倒是没有谁的批示，而是源自全国展开的新运动——“打击经济犯罪和纠正不正之风”。批评者于是卷土重来。他们收缩战线，只把矛头对准那些从兼职中获得收入的技术人员，说这些人即便不是经济犯罪，也属不正之风，必须打击。官方档案中至今还保留着这个年代的记录，看来罪名越是具体而微，也就越是不易洗清。
然而中关村再次逃过一劫。3月20日，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采取行动，把国家科委《关于明确对技术成果转让的政策界限》发下来，要全国执行。中央政府显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