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8期
智者不惑
作者：吴晓莲
不惑的爸
吴敬琏的不惑之年?他岂有不惑。他每天工作14小时，写文章、做讲演、给学生上课，一丝不苟，对自己的知识更新也一刻不懈怠。快78岁的老人，不思养老，勤恳得让比他小一半的人看着都头晕，而且怎么劝都劝不住。他这些年来坚持市场经济，即使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仍然不屈不挠。遭人误解或批判时，他也生气、也着急，但一转眼又直言不讳了，拦都拦不住。所以，我看他还是“惑”得厉害。
但在知天命之后，情况还是有一点不同了。有一次我问他：这些年里你面对很大压力的时候，为什么不退缩呢?他说：这个跟过去就不一样了。过去呢，因为自己并没有一个很成型的想法，所以一碰到政治运动，首先就先怀疑自己可能错了。现在脑子比较清楚了，比如，现在我心里清楚是争论的对方错了，而且知道他们错在哪里。我猜测：过去一上来就做自我批评，是不是因为政治压力所迫?他说：
两方面的原因都有：一方面是自己没有一套完整的东西，因为你的基本体系跟他们的是一样的，只不过你有一些想法离开了原来体系，所以一遭到批评。你就会觉得：“哦，我的想法大概错了，出轨了，应该回到‘正轨’上去。”当然还有另一方面，就是害怕挨整。后面这一点也有变化，因为大大小小的事情经历了那么多次，反正不过如此吧。
这样看来，吴敬琏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是智者不惑了。
“吴市场”的“开关”
在哪里?
他不惑，可是我惑。他的行为令我这个崇尚“无为而治”的后现代人大惑不解：他这是图什么呀?
就这个问题，我跟我爸爸闲谈过两次，都因为我俩的世界观不同，所以觉得词不达意。后来我决定采取更直接的方式问他。我是这样开始发问的：“一般来说，‘名’和‘利’是很多人做事的动机。‘利’这一方面我知道您是没有奢求的，那么‘名’呢?您是不是图名呢?”
我这边才说着，我妈妈在那边已经又瞪眼又摇头了，于是我赶紧解释：“‘名’。不一定是坏事，特别是当您把‘名’和‘私利’这两件事分开以后。你们看历史上留名的人，比如诗人屈原，比如……再比如宰相刘罗锅，他们不都是好人吗?”
我的，中国历史功底不够，只能把电视连续剧搬出来应急，可我不是开玩笑，我决心要把吴敬琏的开关给找出来。所以我又继续追问：“您是不是追求‘著名经济学家’、‘中国市场经济理论之父’、‘中国市场经济的举旗人’这种名分?从某个角度来讲，一个人在事业上追求功成名就，就如同他创造了一个孩子。那么，您觉不觉得您成为一个名人，象征着您没有在这个世界白走一趟，百年之后，它仍是您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一个记号呢?”
爸爸想了一会儿，说：“好像不是。”我不肯放弃，又换了一个角度，接着问下去：“要么，您就是因为自己认定了什么是对的，所以一定要坚持做下去。做‘对的事’，在您，就那么重要?”他说：“你说我认为要‘做对’，这没错，至于我为什么选择了这种方式去做，原因是我要用自己认为‘对的东西’来影响这个世界，用自己认为‘对的东西’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这种做法大概跟我的家庭和我成长的环境给予我的那种来自于工业革命的现代思想有关。从很小的时候起，‘救国’便是我所受的理想教育，我周围的人好像都是些各种各样的救国派——工业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等等，这种思想的哲学基础是：人可以改变世界。这在当时是很现代的思想。”
显然，这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答案，而且我听懂了。接着他补充了一句：“不过现代社会后期的人好像并不这么看。”这句话我当然同意。工业革命膨胀了人们改造自然的自信心，其结果有好也有坏，社会在一种意义上进步了，而人类也为它付出了代价。然而，在现代社会后期，人们开始冷静了(或者说“不惑”了?)，这本来就是我的看法。但是，这句话由充满改革热情的吴敬琏说了出来，表现出他心里一个时隐时现的小矛盾。矛盾还不够大，所以多数时候他能够忽略心中的那一点自我批评，继续往前走。
大多数人在潜意识里都有自我矛盾，只有少数人在少数时刻能够意识到这种矛盾，更少的人在更少的时刻愿意面对自己的矛盾。吴敬琏一方面说他年龄越大，越认识到人跟自然比，人能做的事其实很少；但另一方面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崇尚人类的各种新发明。在这方面我与他意见相左的时候，便忍不住以他的自相矛盾来跟他打趣。比如：我一看见他吃西药就皱眉，而他看我不愿意给孩子们吃药打针也担心。我给他打比方说：“在经济上您不是主张少用行政指令去干涉市场的正常运作吗?为什么不想想人的身体也如此?所谓生病的症状：发烧、咳嗽、拉肚子等等，都是身体应付和战胜疾病的自然过程，药呀、针呀就好比行政指令的硬性干涉，反而扰乱了身体自身的运作。你说医药可以帮助身体运作?那叫作‘双轨制’!它在经济体制上行不通，也不可能使身体长久地健康。怎么同样的道理，可以用在经济上，而用在人体这个自然系统里，您就想不明白呢?!”
不过，持不同意见也好，甚至不能理解也好，我在心里却没有看轻过我爸爸的追求。无论他是知天命而行，还是知天命而不认命，他对自己的理想执著到这样的程度，他极端的“入世”已经构成了“出世”，使他更接近纯粹。吴敬琏的纯粹在“文革”中救过他夫人的命；他的纯粹让他在那之后仍然抵得住一次又一次的冲击；他的纯粹使他对许多困难和许多诱惑一概视而不见，因而宠辱不惊；他的纯粹使他的生命永不停滞，永远有意义。暂且不说这种品质对社会的价值，我觉得有理想、有执著的追求是他的福气。我爱我爸爸，特别是他现在上了年纪，我就更希望他这样——生命永远更新。
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在社科院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爸爸是他的硕士和博士两次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他曾经对我说：
没有吴敬琏，中国的经济改革也肯定会进行、会成功，但是有了吴敬琏，还是有所区别的。不管这个区别是大还是小，他加快了改革的进程。所以在‘市场’和‘计划’争论最激烈的时候，大众给他封了‘吴市场’的称号。因为他坚持市场的取向，在理论界、学术研究界、在青年学生中都有非常广泛的影响，对我们改革目标模式的确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如果真是这样，如果真的是因为他的努力，使中国在民富国强的现代化道路上前进得稍稍快了一点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