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关注自杀
作者：陈威威 李子勋
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认为，社会环境的综合作用导致人类已进入“心理疾病”时代。他们预计，到2010年，抑郁症将排在世界发病率前15位疾病的榜首；到2020年，更将成为非常死亡和残疾的第二大原因；到21世纪中叶，没有任何一种灾难能像心理危机那样给人们带来持续而深刻的痛苦，而中国每年的自杀人数是全球自杀者总数的1／5。医学专家把“能正确处理心理危机”定为健康的新标志。
陈威威(自由撰稿人，以下简称陈)：近几年我国高校大学生、博士生，甚至博士生导师跳楼自杀事件频繁发生，令人震惊。据统计，2005年，我国有28．7万人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15岁～34岁的人群中，自杀已成为死亡的首要因素。作为这方面的专家，您怎么看待自杀这样一个古老而又现实的问题？
李子勋(中日友好医院心理科主任医师，以下简称李)：自杀是一种社会现象。中国在十多年前就被国际上评为高自杀率的国家。目前，我们采用的统计资料只能是个保守的推算，因为还有很多自杀并没有被统计进来。我们知道，中国高等院校自杀率剧增的数字是最容易获得的资料。比如最近的统计只是按照漏报率而调整推算，去年因自杀死亡的人数是28．7万人，自杀未遂者达200万之多，但按世界卫生组织的推算，自杀未遂的人数起码是自杀死亡人数的10倍，由此推算出的自杀未遂者应为280万人。
在官方统计中，近十几年来中国广大农村的自杀保持着双高峰状态：一个是少男少女(尤其是少女)，一个是45岁～65岁人群，存在这样两个高自杀率人群。这个双高峰是一些贫穷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特有现象。
陈：有人认为，当今社会的自杀率远高于“文革”期间，其数量甚至超过了包括20世纪50年代以来各种政治运动所导致的自杀人数的总和。这种推断有依据吗？
李：我不这么认为。改革开放之前，几乎没有对自杀做过较全面的统计，假如无法获得当年的数据，就不具备比较这两个时期的前提。现在社会上普遍关注自杀问题，国际社会也在关注。因此不能将过去民间零散而不完整的记录随意拿来做参考。在没有获得可靠的统计数据的情况下，谁又敢下这个结论？
在我们东方人看来，自杀只是个人行为。长期以来，自杀在我国被归类于社会行为学。其实，自杀不仅仅是个人行为，还是一种社会现象。比如，警察徒手与拿枪的歹徒搏斗，一般说来他也许做不到，但在某种文化观念的激励和精神感召下，他会忽视这种危险。他在冒险的过程中已带有对死亡的某种意愿了。因此，我们的文化就对自杀活动产生了作用。
陈：屈原投江也许是我国历史最早记载的自杀事件之一。可以确定，屈原的自杀有为政治理想殉身和警示社会的因素，其中还有个人境遇的成分。类似的还有民初王国维的自沉昆明湖。涂尔干“利他主义自杀”的冰冷的“统计数字”，能否涵盖这样的人物？
李：自杀者自有他们非死不可的道理。涂尔干在这里的阐释是，人是被文明塑造的，因此要寻找文明所依赖的社会原因和条件，就是通过对自杀的个体现象去寻找人类最特殊的“社会事实”，从而脱离作为自杀个体的心理表现的意义。
陈：有些学者认为，目前在高校发生的学生与知识分子的自杀现象增多，是社会转型时期的一种必然。
李：我认为这样归结过于简单。中国自杀率高同样有文化和历史的环境背景。这点很贴近涂尔干的理论。比如他认为有共同宗教背景的群体的自杀率，要比相对自由思考的群体的自杀率低。那些独立思考的个体必须独自寻找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意义，如果他找不出自己满意的生活和社会意义，他就会失去生存的愿望。
也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与现代社会发展形成的冲突有关。比如儒家传统文化中的等级尊卑形成的论资排辈的价值观，对青年人自我发展形成潜在压力。大城市的快速发展与边缘小城市、农村形成的巨大反差，到陌生城市的打工者、高校的学生，其基本的人际交往限定在老乡或相同专业的圈子，而文化观念形成的强大势力又往往是无形的，多数人在现实的生存和发展中处于社会的弱势。在这种环境条件下，个人的情感关系的动荡会形成多重焦虑，这几乎是每个期望出人头地的青年人在成长中无法回避的经历。
目前我国中小学生心理障碍患病率在21．6%以上，大学生在16%以上。而在其他国家，青少年自杀比较少。一些发达国家给青少年在成长阶段设计许多选择的权利，社会也给他们提供了成长的空间。在美国，45岁~65岁的中年人群自杀率普遍高于青少年。在日本，老年人是高自杀率人群。
全世界自杀率最高的地区是东欧，北美居中，南美国家最低。亚洲除了中国和日本之外，自杀率相对较低。国外的自杀，一般是城市高于农村，男性高于女性。中国恰恰相反，农村高于城市，女性明显高于男性。尤其是在农村，青年女性自杀的数量几乎是城市女青年的5倍。我国妇女的自杀率远高于世界水平，其根源就在于我们的社会的主流文化仍然是男权文化，被覆盖在“新制度”、“男女平等”的表皮下面。我们的文化、制度、法律的设计对于女性权益的保护，与西方发达社会相比，至少落后一百年。正因如此，移民到国外的我国男性公民，普遍感觉远不如在本土生活得自在。
中国人自杀一般都有明显的诱因：一是婚姻状况发生改变，二是家庭中的生活事件，三是社会冲突。
我国的妇幼卫生工作特别强调要降低女性在孕产期发生的死亡率，但1999年研究人员给卫生部门的一份报告却显示，我国15岁～49岁育龄妇女中，第一死因正是自杀而不是孕产期疾病。
陈：涂尔干的《自杀论》是以具有基督教信仰的西方社会为背景的，但在我国或整个东方社会，应该有很不相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与自杀相关的禁忌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中有很大差异。此外，经济社会条件也与欧洲大不相同。当前中国的自杀率居高不下，是否与转型社会给一些人带来的生存困境有关？
李：贫穷和落后似乎并不必然产生更多厌世的理由。中国自古就有不食周粟，绝食死于首阳山的伯夷、叔齐；日本自古就视切腹为武士之魂；中国江湖侠士一向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为美德；八女投江、狼牙山五壮士等也都是我们敬仰的英烈。我们先说日本。日本没有禁止自杀的宗教习俗，自杀的人反而会受到赞扬，日语词汇中有着丰富的自杀术语。日本近几年新出现了一种网络集体自杀现象。据官方统计，2003年的12起网络集体自杀事件中，有34人死亡；2004年上升至19起，55人死亡；到了2005年，前3个月就发生了20起，54人死亡。
面对自杀禁忌，比起西方人来，东方人明显要幸运得多。日本人从小接受的是内敛的教育，与高速发展的现代文明形成反差，因此日本许多青少年患有严重的“精神疏离症”。
再比如，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都把自杀作为十恶不赦的罪责，并通过法律没收自杀者的财产，用残忍的手段惩罚尸体，让死者死后也不得安宁。英国甚至直至1961年还将自杀未遂者关在监狱里作为惩罚。但是对罗马人来说，死亡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死的方式。
陈：在1897年涂尔干首次运用社会学方法研究自杀以后，自杀才被列入了社会学范畴。之前，自杀的意义只存在于哲学、宗教、道德和文化的范畴。
李：这说明西方社会对于自杀的态度，也是随着时代发展而逐渐转变得宽容的。中国的传统习俗并不认为自杀是一件光彩的事，民间习俗认为谈论自杀和死亡本身不吉利，于是回避。从官方到民间，都对自杀与死亡采取回避的态度。如果内心就已经有了禁忌，那么对死亡怎么可能没有禁忌呢？
大多数人的心理冲突源于文化的冲突。文化把具有动物天性的人从自然界剥离出来，使之成为循规蹈矩的社会人。就像契诃夫笔下的《装在套子里的人》，我们就是被强行装进文化套子里的人，不可能没有压抑束缚的痛苦。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