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复旦“二周”：周谷城 周予同
作者：孙言诚
我读大学的时候，印象最深的是两位周先生：一位是周谷城，一位是周予同。两人同年（都生于1898年）、同学（都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即北师大前身。周予同学中文，周谷城学英文）、同行（都改行教历史），所以人称“复旦二周”。“文革”初起，二人以“反动学术权威”的身份被揪出，“复旦二周”由此声名鹊起，全上海，乃至全中国，几乎无人不知。
从外表看，二周迥然不同。周予同一身中式打扮，走路迈四方步，一步三摇，俨然是一儒生。加上教授经学史，在我眼里，他就是位经师。周谷城则是西装革履，风度翩翩，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他自己讲，理一次发要一块八。我当时是拿三等助学金的，一月零用钱两块，花一块八理发，着实吓了我一大跳。据说，他还不时出入音乐厅、舞会，我觉着他像是十里洋场的阔少。
这样两位风度、气质绝然不同的学者，谁也想不到竟是一对挚友。在课堂上，他们谈到对方，总是赞不绝口。后来我才知道，二位的金兰之交源远流长。大革命失败，周谷城从武汉逃到上海，处境艰难，周予同曾热情相助。抗战胜利后，周谷城随复旦大学由重庆回到上海，出任史地系主任，又立马把周予同请进复旦。
博大与精深
周谷城讲课一成不变，先念一段讲稿，然后便是海阔天空的神聊。先生的讲稿，纸都黄了，看来是几十年一贯制，内容书上都有，所以大家不甚重视，现在回想起来，一点印象也没有了。倒是神聊，精彩迭现，很多事至今不忘。记忆最深的，是关于读书方法的教诲。他说，读书讲究博大精深。博大指阅读范围宽，古今中外，无所不读。读得越宽，理解书的内容就越深。博大看起来会分散精力，影响精深，其实恰恰相反，只有博大了，眼界宽了，才能真正深入书的精髓。反过来，精深也有利于博大。在一个领域精深了，再涉猎别的领域，很快便能入港。一个领域一个领域地拓宽，知识便博大了。这段教诲，随着岁月的增长，我越来越体会到它的精辟。
那时我觉着周谷城先生确实博大。研究世界史，一扫欧洲中心论的积弊，将中国、印度和希腊、罗马并提，融会东西方文明，蔚成一幅波澜壮阔的世界史画面，视野之宽广令人叹服。他又开设美学课、形式逻辑课，研究领域的跨度之大，尤使我惊诧。但是，讲到学问的精深，恐怕还得数周予同先生了。
周予同讲课也有一套程式，先写上两黑板书名（教室里的黑板上下两层），然后逐本开讲，从版本到内容，好在什么地方，差在什么地方，娓娓而谈，引人入胜。对我来说，每堂课都像打开一扇窗户，十分新奇。就以《诗经》为例，原先只在文学史课上知道有写爱情的“关关雎鸠”，写弃妇的“氓之蚩蚩”，写贪官污吏的“硕鼠硕鼠”，再有就是古汉语课上讲《野有死》：“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张世禄先生讲到此处，便拽着自己的裤子说：“慢慢家来，别拉我的裙子呀!”逗得学生哄堂大笑。不承望到了周予同课上竟成了另外一番天地：他讲《诗经》有汉学、宋学两派。汉学又有今文学、古文学两派。今文学又有齐、鲁、韩三家。林林总总的流派，弄得我一头雾水。但周先生只讲了几本书，就把我从迷蒙中领了出来。他说，了解今文诗学，只需读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和《韩诗外传》，了解古文诗学，只需读陈奂的《诗毛氏传疏》，而综合古文、今文的郑玄的《毛诗笺》，可视为诗汉学的集大成，至于诗宋学，代表作则是朱熹的《诗集传》。我那时当然没有能力读这些书，但古人是怎么研究《诗经》的，今天研究《诗经》应如何入手，却大致了然于胸了。
周予同不仅自己讲，还推荐我们去听一些有用的课。1960年代初，复旦曾有一段短暂的百家争鸣，教授们争相开设拿手的课，学生可以随便听。周先生让我们去听李笠的《说文》课、王欣夫的版本目录课、朱东润的《左传》（史传文学）课。他说做学问应从文字训诂、版本目录入手，先小学、后经学、再史学、再哲学。我遵嘱一一去听，李笠分部首讲解《说文》，王欣夫谈版本和校勘，朱东润绘声绘色讲《左传》和《史记》，都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所获知识受益终生。
对周谷城的博大，我只能遥望，从没动过仿效的念头；对周予同的精深，我却是心向往之。
周谷城和毛主席的交往
周谷城神聊，相当一部分是他和毛主席的交往，这也是学生最爱听的。大家隐约地知道，大革命时期他和毛主席共过事，大约也是位革命家。他并不避讳，在课堂上讲：“大革命后，我怕死，所以做了学问。”言下之意，如果不怕死，那就不只是个一级教授了。他讲过和毛主席游泳的事。在中南海游泳池，毛主席从深水区向他招手：“来呀!”他说：“主席，您是深入浅出，我只能由浅入深。”（关于此事，有不同的记述，但我是课堂上亲耳听到的，不会记错）在我们心目中，和毛主席游泳简直匪夷所思，于是大家肃然起敬，但我总隐隐觉得有些拍御马的味道。
其实，周谷城对毛主席的崇敬是发自内心的。最使他难忘的，是毛主席支持他研究形式逻辑。1956年2月，周谷城在《新建设》上发表《形式逻辑与辩证法》，旋即遭到“革命学者”的围攻。不久开始了“反右”，知识精英纷纷落马，周谷城处境之险不难想象。出人意料，此时伸出援手的竟是毛主席。就是那次游泳上岸，毛主席拿出《汉书·赵充国传》对他说：“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他主张在西北设屯田军，最初赞成者只十之一二，反对者十之八九。他因坚持真理，后来得到胜利……”毛主席话里的微言大义，周谷城当然明白，他有了底气。1958年秋，毛主席到上海，又约见周谷城。他把周拉到小房间里说：“你的逻辑论文写得很明确，要继续争鸣下去。”周谷城回答：“我很孤立，火箭炮冲起来，我也有些受不了，”毛主席说：“有什么了不起，辩论就是嘛!”
有了尚方宝剑，周谷城无所顾忌了，从一论到九论，一口气写了九篇形式逻辑的论文。四面出击，舌战群儒，真有点“九评”的气概。但当他把论文结集出版，想请毛主席作序时，却遭到婉拒。毛主席在回信中说：“问题还在争论中，由我插入一手，似乎也不适宜。”（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穆欣谈及此事，认为主席是怕影响争论，我看未必。以毛主席的性格，真想支持的人，他不会模棱两可。到下一场争论，事情便清楚了。
1962年，周谷城发表《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一文，提出无差别境界和时代精神汇合论，又一次引起轩然大波。这次，姚文元也参加到批判队伍中。1964年7月，金为民、李云初给《光明日报》寄来一篇反驳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前毛主席看了清样，立即叫中宣部把姚文元的文章和这篇文章编成一本小册子出版，并挥笔写了一段按语作为序：
这两篇文章可以一读。一篇是姚文元驳周谷城的，另一篇是支持周谷城驳姚文元的。都是涉及文艺理论问题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懂得一点文艺理论，否则会迷失方向。这两篇批判文章不难读。究竟谁的论点较为正确，由读者自己考虑。（穆欣《述学谭往》）
说是“由读者自己考虑”，其实，毛主席早已经考虑好了。这一次“插入一手”，不再“不适宜”了，江青已经在准备着把时代精神汇合论打进“黑八论”里面了。
在“文革”前夕的召见中，周谷城还想做最后的努力：
这天，周谷老又对主席讲他的“无差别境界”。他说：“我讲无差别境界，原来还以为是照毛主席的话说的，矛盾是可以解决的，否则我们还革命干什么？”毛主席当时就指出说：“当然矛盾是可以解决的，但是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产生。”（刘大杰《一次不平常的会见》，引自马社香的《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
这一次的微言大义，周谷城读懂没有，不敢悬揣，但从后来他说会见“心情舒畅，超出寻常”（苏双碧《我所知道的周谷城先生》，《历史学家茶座》第5辑）来看，至少是没有全懂。可张春桥读懂了。在上海市委一次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会议上，他提出点八个人的名，其中就有周谷城。点名的社论一发，红卫兵就抄了这八个人的家，并逼他们挂牌游街。后来批判资反路线，说市委抛出八位名人是转移斗争方向，时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的马达这样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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