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长篇小说《正常人》序
作者：沈善增
我本来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九六四年，因为那年我考进中学——我总喜欢说“考进中学”而不说“小学毕业”，好像这么说便有了点纪念的意思，纪念自己第一次以自己的力量去扳了一下生命航船的舵把。尽管这第一次扳得并不成功，我想考一所区重点中学，结果进了一所普通中学。但就因为不成功，所以我记得更牢。人就喜欢记住不幸的事，翻开任何一本名人传记，里面都是一连串的不幸，我也一样。然而，我想了一下，不禁大为吃惊。六四年，我还不满十四足岁，难道我已经成熟到了这样的程度?也许应该在这之后的二三年或四五年吧?但是，当我细细地琢磨了在这以后的几年里与此相关和不相关的一些事，我发现那是不可能的，因为越到后来我好像显得越不成熟。我当然更不愿意把我的成熟期再往六四年以前推。这样，六四年竟成了我一生成熟的一座高峰。经过严格的验证，我已然不可能推倒这座高峰，不过我明白它更多的是我心造的一个幻影。这个幻影的产生，也许正与我是在那一年“考进中学”，我想纪念那一年有关。我的所有努力与一切释梦的努力一样，只能以自圆其说作为一种安慰。既然事件的发生总需要一个年份，既然我制造不出一个更适宜的年份，我只能确信那件事是发生在一九六四年。
这年夏日的一个下午，我在自己家的后间洗澡。
我家住的是石库门房子。上海的石库门是那么有名，就跟北京的四合院一样。但我敢说我对石库门的研究，要超过以前任何一个描写过它的作家。石库门为什么就该出名呢?每当我踏进破庙似的灶披间，看见被十几只炉子熏得像古旧的泼墨山水画似的墙壁，每当我像瞎子一样，凭着裤管的感觉，摸索走向那道被我的朋友戏称为“煤矿”的楼梯时，我总要问，石库门为什么那样地出名?它既不是上海数量最多的民房，更不是水准最高的住宅。艺术上平庸得简直谈不上风格，从居住条件来说又非常的不实惠，而且不像四合院那样找得到考古学、民俗学、历史学、社会学、建筑学、美学、心理学、伦理学等等方面的特殊价值。可一提起上海的房子，首先想到的便是它，真要把那些典雅秀美的花园洋房气死。某天，我忽然悟出了两条有力的根据。一、兴业路“一大”会址是石库门。二、石库门是旧上海小康人家居住的房屋。要住上这样的房子，往往得付一根两根条子的订费，赤贫的扛包子、拉车子、扫垃圾、倒马桶之士无力问津。小康之家，我们叫小资产阶级，国外现在叫中产阶级或“白领”。这部分人，是整个社会中最叽喳的芸芸众生。对地位更高的人们，他们有眼羡也有不满，想进身又怕失身，对地位更低的人们，他们有同情也有鄙夷，想援手又怕湿手。他们鼓鼓噪噪，叫叫嚷嚷，时而如此，时而那般，结果在有意无意中，把属于他们的一切宣传成天下最中庸、最合理、最实际、最理想的东西。更阔的人们，很乐于鼓励这种安分守己的陶醉；更穷的人们，则不敢嫉恨这点可怜巴巴的优裕。因此，属于这一层次的生活标准、享用物品、兴趣爱好，往往得到全社会的公认，获得一种全民的知名度。与石库门情况相仿的，上海还有老城隍庙奶油五香豆。它比三北盐炒豆要高级，却又不像巧克力圣代、掼奶油那么高贵，所以曾是沪上第一名特产。现在大白兔奶糖等有取而代之的趋势，那是水涨船高，它们是今天小康之家的尤物。
我家住的石库门三上三下，是石库门中结构最为庞大的一种。一幢房子里共有十二家住户，还不包括被隔壁一家弄堂工厂蚕食去的东边底层的边厢。我家是除了二房东最早的住户，租的是公私合营时成为“倒挂户”的二房东原先住的二楼西一个统厢房，朝南朝东，还有全堂齐顶的护壁板，是整幢房子里面积最大条件最好的一个单元。而我家又一度是整幢房子里经济最拮据的一户，这一度至少度了十五六个春秋。在其他十一家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邻居相形之下，一间大大的空屋加上两个文物般的老人，总使我们产生一种衰落大家的幻觉。
屋子由一排镶有车料毛玻璃的木门隔成前后两间。后问约占总面积的五分之一，是个堆杂物的地方。进门右首靠板壁就是一只煤球炉。与那只炉子相对，靠在玻璃门那边的是一只巨大的黑漆八仙桌。桌面是由三块已经裂缝的两厘米厚的木板拼成的。桌腿呈八字形向外
开，(注：“版”，音如pe，去声。动词，意思为：分开；撕开。)是那么孔武有力，最大限度地承担着它的使命。桌面上挤放着热水瓶六个，钢精锅一套，砂锅数只，陶钵几尊，还有酱油瓶，油瓶，醋瓶，料酒瓶，盐罐，糖罐，味精袋，漱口搪瓷杯，牙刷几支，固齿灵牙膏一枚，大碗两叠，小碗一幢，筷筒，瓷匙，饭勺，锅铲，铁爪篱，红药水瓶，紫药水瓶，消治龙软膏，明星牌花露水以及抹布。桌面底下桌腿的横档之上还搁着板，内放铁锅，肥皂，肥皂粉，榔头，斧头，柴刀，旋凿，老虎钳，废旧电线，漆包线，保险铅丝，橡皮膏，木衣夹子，完好的与半截的塑料的或木头的梳子，百雀灵面油，蛤蜊油，浸梳头刨花水的小碗，旧的铁钉与木螺丝，大大小小的旧软木塞子等等，等等。再下面，着地放着煤球箱，柴爿，引火的废纸，留着扎拖畚的碎布，铅桶，木盆等等。正是这张桌子，对我一生性格的形成有着重大的影响。在我的一生中，唯有一个堪与伟大导师媲美的习惯。保尔·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中写到，“他(马克思)放置书籍时并不注意外表的整齐”，“他从来不允许任何人去整理，或者更确切地说，去弄乱他的书籍和文件。它们只是表面上混乱而已，实际上，一切东西都在一定的地方，不须寻找，他就能很快拿到他所需要的任何书籍或笔记簿。”少年时代的我，在图书馆里读到这段话时，欣喜若狂。后来，我就要求母亲为我买了一本《回忆马克思恩格斯》，这本书就成了我最早的藏书之一。尽管从名义上说，我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就有了零用钱，但直到初中毕业，我买书都得去请示母亲，要她投资。我的零用钱都是聚起来准备年底上交，以博得阿娘夸一声“好小囡”的。
在那只炉子与那张伟大的桌子之间狭窄的过道里，正放得下一只小小的木盆，我就坐在那只木盆里洗澡。这木盆是白胚的，每年夏天用来洗澡之前，都要放在晒台上，用水浸泡一天一夜，让它漏个痛快以保证此后没有胃口再漏。不过几十年来，它还没有被箍过一次。阿娘总是在浸水泡盆那天向邻舍隔壁夸耀说，到底是老货好，这是她告别宁波到上海时带出来的。这木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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