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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光慈：最早一位卖文为生的共产党作家之死
作者：王一梁
1930年5月，蒋光慈主编的《拓荒者》被当局查禁，他的肺病同时也恶化了。本想去庐山牯岭或西湖疗养一段时间，但最后决定还是在上海找一个相当的地方，于是，从虹口的自来火街(武昌路)的广益里(也有沪西小沙渡的广业里一说)搬到了法租界的环龙路(南昌路)。
法租界是当时上海的高级住宅区，也是最幽美的风景区，环龙路的附近就是法国公园(复兴公园)。每天早上，蒋光慈喝完美国房东派给的牛奶、可可茶、奶油汤后就一个人去法国公园，边散步边继续构思《咆哮的土地》的后半部分，这部长篇小说的前十三章已在《拓荒者》第一卷第三期及第四、五期合刊上发表。那时的蒋光慈西装革履，手中执着一根司的克，他本来就身材高大，带着一副细边的近视眼镜，显得绅士派头十足，看上去更像是一个高级华人了。由于是上了黑名单的人，他对房东自称是大学教授。女房东是一个年轻的美国少妇，相信了蒋的说法，而且还因蒋光慈的性格温和，加上他有一口流利的英语，爱慕上了他。
这时，蒋光慈已与吴似鸿同居。自宋若瑜死后，这位中国新文学史上“革命加恋爱”小说写作模式的创始人，对爱情已心灰意懒。虽然，要成为一名“伟大的平民作家”的许诺没变，而且意志弥坚。“让我为着纪念你的缘故，永远守着我那革命诗人的誓言”(1928年，若瑜两周年忌日，《牯岭遗恨》)，可是，他对现实革命的幻灭感也日益加深。就是在这样向往生活安定的情况下，刚从日本回国不久的蒋光慈找到南国社主任田汉说，“我需要一个爱人”。于是，田汉把南国社的演员吴似鸿介绍给了他。两星期后，从不喝酒的蒋光慈喝了一点酒后，兴奋地对吴似鸿说道：“我现在是非爱你不可了”。第二天，便叫上一辆出租车开到吴似鸿的学校里，把她的行李一古脑儿地塞上车子，拉上吴似鸿就去他的家里。当晚，两人同居。
这种看似浪漫的恋爱，其实，反映的正是蒋光慈对于爱情的真正不抱希望。当年，20岁的蒋光慈开始与宋若瑜通信，直到四年多后，才有勇气给这位漂亮的河南才女发出第一封表示爱情的信。以后，情意缠绵且又感情真挚的情书集《纪念碑》出版。但婚后一个月，宋若瑜的肺病恶化，三个月后，死于庐山牯岭医院。蒋光慈的肺病便是这蜜月的后果。
若说人生是痛苦的，
为什么此生也有过这一番的遭遇?
若说人生是快乐的，
为什么她就这样短促地死去。
蒋光慈《牯岭遗恨》
所以，对蒋光慈说来，再结婚一次，不过是找一个人在一起生活而已。后来，他告诉吴似鸿说，本想找一个乡下人结婚算了。吴似鸿作为南国社的一名演员，主演过不少剧本，也曾风光一时，但她的魅力主要是性格活泼，而她的微寒身世，一个人孤身浪迹在外多年养成的习性，则使她与宋若瑜身上的那种高贵、娴静的气质不可同日而语。
很难说，从这里找得到真正的幸福。
更何况，蒋光慈找到的毕竟不是一个乡下人。果然不久，与蒋同居了三个多月的吴似鸿，身上的另一面开始反抗了。“我很想再过集体的学校生活，那种活跃的、有生气的生活，我是多么留恋啊!尽管有时饿肚子，但对前途是充满希望的。我能再回到那种生活中去吗?”
她把这些想法全都告诉了蒋光慈最好的朋友钱杏邨(阿英)：
“我希望光慈另找一个爱人来服侍他，我要上学去。这样下去的话，我是不行的。”
“有你在他身旁，他怎么能另找爱人呢?”
“我想：杏邨说这样的话，是不是要我主动离开光慈呢?他如果找到了伴侣，我可以回到社会上去。但是万一我离开了他，而他一时却又找不到爱他的人，那就没有人照顾了，说不定病又会加重。到底怎么办才好呢?”(《浪迹文坛艺海间》)。
责任与同情，已经成了吴似鸿留在蒋光慈身边的理由。
无疑，他俩同居生活中的危机已经来到，要么解决，要么爆发。依靠版税，危机解决
革命要杀头，可是革命文学也能赚钱。
蒋光慈，生于1901年，安徽六安人，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批派去苏联留学的人，与刘少奇、任弼时等早期著名的共产党人同学，1922年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共党员。1924年，留苏三年后回国，即开始在文坛上大声疾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现代的文化是阶级的文化!”(1924年)“谁个能够将现实的缺点、罪恶、黑暗……痛痛快快地写将出来，谁个能够高喊着人们向这缺点、罪恶、黑暗……奋斗，则他就是革命的文学家，他的作品就是革命的文学”(1925年)。1925年，他的诗集《新梦》发表，钱杏邨对此评价道，“中国的最先的一部革命的诗集”，“简直可以说是中国革命文学的开山祖”。
但是，这位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第一名先行者、开拓者，他的作品在当时并不受文学界重视，甚至遭到文学同人们的鄙视，也不为读者们青睐。蒋光慈的窜红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1928、1929年普罗文学执了中国文坛的牛耳之时。像他1929年东渡日本治疗肺病时写的《冲出云围的月亮》，仅在出版当年，就重版了六次。书店老板为着赚钱，也常改头换面再版蒋光慈的旧作。例如，将《少年漂泊者》改为《一封长信》，《鸭绿江上》改为《李孟汉与云姑》等。
1930年10月，蒋光慈被开除党籍，除了其不愿服从纪律参加组织生活之外，其中一项指责就是他贪图版税，丧失立场，靠着丰厚的稿费过着资产阶级生活。“他曾写过一本小说，《丽莎的哀怨》，完全从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出发，来分析白俄，充分反映了白俄没落的悲哀，贪图几个版税，依然让书店继续出版……据熟知蒋光慈的人说：他因出卖小说，每月收入甚丰，生活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没落小资产阶级，蒋光慈被共产党开除党籍》)
“他确实是最早一个卖文为生的共产党作家，同时也是那时期的一个最多产的作家”(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
就在吴似鸿对阿英说上述话的当天晚上，回家很晚的蒋光慈告诉吴似鸿，他已和阿英商定两家搬在一起住，这样，喜欢热闹的吴似鸿就不会感到寂寞了。另外，为了满足吴似鸿“很想再过集体的学校生活”的愿望，蒋光慈决定让她秋天开学后就去住校。
蒋光慈的决定，无论是出于阿英的建议，或是诗人自己凭直觉无意识中做出的选择，总之，这场危机就这样解决了，而保证使它做到这一点的正是诗人丰厚的版税。
他们所要搬去的新房子，万宜坊，即使在当时的法租界里，也算得上是高级的弄堂洋房，一幢三层楼房，月租就要90元。
6月，蒋光慈离开了“要算是他一生中过得最舒适的阶段，时间不过一个月”(吴似鸿语)的环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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