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秦晖：国企产权改革反思中被屡屡提及的人物
作者：马国川
郎咸平对几家国内著名企业的质疑，已演变成一场对国企产权改革的全社会反思。在经济学家们激烈的争辩中，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教授秦晖的名字被屡屡提及，因为早在十几年前，这位从研究农民史转而研究经济史的学者，就已在呼吁人们警惕国企产权改革中的不公正性。
挺郎的“非主流”人士纷纷回顾自己过去也批评过这场瓜分国家财产的盛宴，但与他们相比还是秦晖最早。早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官商官倒现象、价格“双轨制”下的以权谋私和承包制下的“公产私用”已经引起社会不满，也使研究农民史的秦晖产生了改革可能遭扭曲的忧虑。1990年左右，许多人断言改革、包括经济改革将会终止，但是他从历史上许多类似过程中感到改革过程反而会加速。果然，1992年后改革很快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形势的发展迫使他从“经济史”走入了“经济”。1992年股市急遽升温直到发生深圳10月骚乱，第一波“圈地运动”也澎湃而起。为此他在深圳股潮后不久写了长文《危险的第一级火箭》，提出了“从掌勺者私分大锅饭到掌勺者私占大饭锅”等问题——这其实就是11年后郎咸平所讲的“保姆占了主人财产”的现象。
尤其是1992年8月，原官员身份的深圳罗湖区时代实业有限发展公司总经理叶启明(叶挺将军之子)，提出个人集资2000万元购买本公司，成为见诸报道的首例法定代表人购买自己企业的“自购自”案例，这也就是今天成为时髦的“NBO”。秦晖写了《“叶启明现象”辨析——国有资产产权改革中的“自购自”问题》一文，指出无论这一个案中的叶启明作为经营有功的企业负责人应该如何给予奖励，在中国现状下作为一般性问题，企业负责人“按自定价格或至少是以此为基础的非市场性价格购买自己所管企业，并使之转为自己所有的做法”不能提倡。“在国有资产产权改革中‘自购自’的方式是不应允许的。”产权改革“只能采取符合国际惯例的方式，公开拍卖不失为其中的一种选择”。秦晖认为，11年后郎成平对MBO的看法与他大致相同。
1994－1996年间，秦晖在《东方》杂志上连续刊出了“四论公正至上”，对经济转轨中的公正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主张“公正至上，效率与公平皆在其中”。1997年之后，在“国企改革攻坚战”中，许多地方出现了比“分”和“卖”更刺激的做法。如对大型国企实行“靓女先嫁”的“界定式私有化”，用政治权力直接把国有资产划拨给“内部人”，并一步到位地实现管理者控股(即所谓MBO)。他在《财经》杂志上对此提出批评。据后来媒体综述，当时对“长沙模式”的质疑以秦晖最为激烈。2002年后，开始实行“国有资产分级管理”。管理者控股的呼声大涨，风传次年将是“MBO年”。他为此写了《国有资产如何公正“退出”》与《要MBO，不要MBO年》等文，指出“分级管理”不能改变政府只是国民资产的看守者而非所有者的性质，国有资产的处理必须先讨论并经过立法(这也是郎咸平此次的主张)，并必须有公共参与与有关利益各方的公平谈判机制。至于管理者控股，他认为如果在公开公平的竞标中实现，那当然可以。但是在非竞争条件下用政治力量推进这种做法，乃至搞大轰大嗡运动式的“MBO年”，是决不可以的。
这些文章让许多人认为秦晖是一个经济学家。其实不然。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先后为：明清农民战争，农业一农民史，改革、革命与现代化问题的中外历史比较，作为比较对象的古希腊罗马社会经济、近代俄国与美国史、现代南非史等。秦晖的许多创造性的见解和研究成果更新了我们对传统社会的认识，他对许多时事问题、现象的评论，都以此为出发点，新鲜、雄辩、严谨而且犀利。
秦晖被誉为这个时代少有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出生在广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学历史的，都在大学里工作。有一次他谈到身世时说，自己“是一出生就和黑暗擦肩而过”，因为他一出生的时候就是先天性青光眼，当时在全国来说这种病都是很难治好的。他的右眼在出生之后就是失明的，左眼也非常危险。他辗转了全国许多省的医院，最后在上海的眼耳鼻喉科医院——当时中国最好的眼科医院之一——做了眼科手术。他感叹地说：“当时如果不做，或者动坏了的话，现在的我就会永远在黑暗当中了”。虽然动了手术，但他还是留有先天性青光眼造成的视神经萎缩，直到现在视力还是很差，右眼失明，左眼只有0．2的视力。他没有受到过多少课堂教育，实际上只在“文革”前上过6年小学。1969年开始下乡，在农村待了9年，之所以在农村插队那么多年与他的视力有关，因为招工时体检总是不合格。有一次他都被招走了，但是又因为体检不合格被退了回去。知青们都感到很愤怒，还跑到县委书记那里去请愿，质问他们怎么能这样干。后来还是秦晖息事宁人，说：“既然他们不愿要我，我也懒得去。”他虽然也很想当工人，但他不愿求他们要自己。
他在农村的时候跟当地的农民关系都不错，老乡们都认为他是不错的人，但是他们认为他不太适合在农村干活。道理挺简单，因为他只有一只眼睛有视力，看东西没有立体感。在山里走路总是深一脚浅一脚的，容易摔跤。只要一有招工的指标就给他，但因为体检的原因一直没有成。有一段时间他曾经对于文艺写作很感兴趣，写了一些演唱材料。当时中国各级的文工团主要任务就是组织每年一两次的地区调演、省调演，以便某些节目可以评奖。那时候县文化局都是有专业的创作组的，但是专业的文化在当时被认为有局限性，就找了一些基层的人来做这些事情，他当时就做过几次。后来县文化局就打算留下他，但也是因为招干指标的问题没成。在那段时间里，他有了一个类似于人类学调查的机会，搞了很多采风，搜集了很多民歌，包括壮剧、壮族的山歌，等等，都是反四旧之后看不到的东西。于是有机会看到了“只给县长看的书”。小学毕业就跟着潮流闹革命的青年秦晖，开始了“真正的思想成长历程”。
秦晖回忆说，“我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家中的藏书也很多，这对我的影响很大。另外，农村那几年，我也学到了不少人生经验，我经常开玩笑说我在农村读的是‘早稻田大学’。我在插队的时候，因为体检老是不合格，当地一些关心我的人总是劝我办病退，但是那时候不但我下乡了，父母也被下放到农村去了，我退都没有地方退。如果当时家在城里，也许我的人生就是另外一个样子。按照我的情况，如果没有‘文革’，大概会小学、中学、大学一直读下来，也不可能形成我对于社会、对于人生的这种感悟。”
1977年，恢复高考。那年的高考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当时第一次录取的时候并没有完全按照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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