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一个文化北漂者的心声

作者：胡明刚　史壹可

　　
　　我们“一耽学堂”最需要的，是政府的认可，在法律上给予定位，给予支持，给予注册。刚成立这个学堂的时候，我只喜欢做事，我连什么叫公司都说不清，到后来才知道，公司是工商所管的，公益组织是民政局的，听朋友的提议，我到工商部门注册，他们说我们是公益机构，不是公司，不属他们管，是民间机构，让我找民政部门去；找民政部门，他们又说要先找个挂靠单位。挂靠单位要交管理的费用。不像我以前想的那么简单，我们也找不到合适的娘家，一直漂着。还没有着落，最近找了一家挂靠单位，大致谈好了。“一耽学堂”要发展，要把公益做大啊。
　　学堂怎么扩大，怎样形成目标呢？挣钱不容易，花钱也不容易。要花钱，“众生”也很累，满足温饱，其他的都用到公益上。我们是花钱机构，要发动大家参与，我要鼓动大家来。用很多的人力资源来做很多的事情。需要大家各方面的支持。我有实力全部包了，也不好，大家都做了好事，功德也给大家了。我们的目标就是：一，要有最大容量空间的公益文化平台；二，有统一风格的连锁机构；三，要建立文化传播中心；四，要成立海外文化传播中心。我们不是要引起某个机构重视，而是要引起整个社会的重视。走自下而上的群众路线。我们的困难也是中国文化的困难。
　　有一次我们在金融街吃饭，告诉朋友说，每个人出1元钱，全国有13亿人口，就有13亿的资金。主要的是，有钱的不愿意花钱。民众也不愿意花钱。其实，民间做事情，效果也不见得差，固定的项目可以由民间来做，比如迎奥运，与其花几个亿修复死建筑，不如花几万块钱给民间组织，扩大事业，捐助资财，自力更生。现在我们的副产品很多，做了很多的文化讲座光盘，我们也编写自己的教材。现在的方式主要是在社区、家属区组织读书小组。比3年前更有规模了。最担心的没有，每个月存有几千元钱就行。每个义工捐助几百，房屋租金就解决了。今年的义工很多，文化素养、知识能力很好，工作了，努力了，但没有钱留下来。做义工，什么都要懂，教育，文化，管理。五人搞专职，要优秀的才行，要覆盖半个中国，这太大了，不是我一个人的，不是一个集体的，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只有一批人，才能凑成一个文化形象，脱离以前的依附人格，既可以高立山巅，又可以探究深海。我可以做一个大家，也可以做一个平民，以前一个人可以代表一种文化现象，现在不行了。
　　我在一篇文章中说，社区就是最小的文化单位。我最担心的是什么？不是文化，是人。
　　你做文化北漂访谈录，叫我谈一谈“漂”的感觉，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做了一个专题，《漂的感觉怎么样？》嘉宾主持白岩松也问过我同样的问题，在我选择“漂”的过程中，钱曾经起过很重要的作用吗？我说，钱基本上不起什么作用，因为我在“漂”，如果说，非得用“漂”这个字的话，那可能就是说出于我自己内心的这种要求，要求保持思想权利的这种充分自由，和我思想风格的连贯一致。白岩松问我，逄飞，因为你从大学校园出来很短暂的时间上了研究生，从研究生毕业又刚进入了“漂”这个状态，其实也不是时间太长，你对前面的那种可能走的道路，跟一般人不是特别一样，有没有什么样的预期，或者说是担心？我说，我可能是在江湖的时间还是短，或者说我的那种不安全感，或者说不稳定的感觉，使我基本上没有意识到担心。在“漂”的过程中，我内心的信念是我自己生活的主导，当我投入到一个能够关系到很多人，尤其能够关系到我们现时代所有人的生存状态的这样一种文化的事业当中时，我个人的这种归属感，我的安全感都不成为什么问题了。当时，我还在恋爱中，白岩松也与你一样问我结婚恋爱的问题，问我要不要孩子，我说我将来是肯定要孩子的，因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嘛。我觉得结婚和要孩子，与我们现在做的“一耽学堂”这个公益事业关系不大。我认为只有生活有了保障，才能考虑这个问题。我也要对这个家庭负有充分的责任，首先要能解决维持家庭的生存条件。“稳定”才是大道理，生活的基本条件保障了，才能提结婚生子的事。
　　说到家庭这个层面上，我总想起父母，沈阳的老家也很少去了，但当我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会想他们，我在北京的生活在我父母看来是不“稳定”的。学堂毕业了找不到固定的工作，他们很难理解。我即使在电话里安慰他们，他们总是不能放心，他们总是更多地想念我，我也内疚。但是，我还是与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说我生活得很不错，也许能缓解父母的焦虑。我的漂是很自觉的。我只是低调的理想主义者。
　　我曾经对白岩松说，我做的是一种没有前景的、漂泊的文化事业，它本身就是一种漂泊的事业。漂泊的人过着漂泊的生活，从事的也是漂泊的事业。当然，我们漂泊的时候，需要一些拐杖，需要更多的拐杖，相信你也给了我一根这样的拐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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