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一位富有诗人气质的学者
作者：李子云
在我眼里，王元化是一个既单纯又丰富、具有鲜明性格特点的人物。当年——五十年代初，忠厚长者孔罗荪背后笑称他是个“性格演员”。那是说他是个有棱角的人。如果让我形容他，我说他是一位富有诗人气质的学者。
我形成这样一个看法是经过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的。在我刚认识他的时候，说老实话，我对他不但没有好感，而且还相当反感。五十年代初，他很被领导器重，身负文艺界好几个方面的重任。当时胡风问题初露端倪，隐约间也听到过视他为胡风派的议论，而且几度传闻在他担任总编的新文艺出版社，为社内的“胡风派”所不满，遭到他们的攻击。但他仍受到上海的领导、至少是夏公的信任和支持。当时他给我的印象是“少年得志”(听说他十七岁入党就得到地下党领导人的另眼相看了)、恃才而骄、颇为自负，甚至有一股凌人的盛气。平时不苟言笑，发言每每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这种神态用普通话说是“很凶”还不传神，要用俗语说“很飙”才行。因之，即使到了文艺工作委员会，我和他办公室门对门，我也不想和他多打交道，连当时我写了文章，夏公叫我先拿给他看看，我也尽量拖延。
让我对王元化改变看法的是反胡风运动。据我接触所及，胡风除去文艺主张不见容于当时最高领导之外，他还被认为有“宗派主义”。夏公一直认为王在这两方面都与他们有所不同，1954年还将他吸收进上海批判胡适、胡风学术思想的领导小组。但待到胡风“反革命材料”公布，涉及他们之间有过通信往来之后，谁也无法保住他了。凡有信件公布者一律立即沦为审查对象。他的情况还相当严重，不仅宣布进行审查，而且当即抄家隔离。
我在好几篇文章中谈到过我目睹他被检抄办公室时，他以臂掩面直挺挺地躺在帆布床(当年处长以上干部都在办公室配一帆布床，供午休之用。)上情景的感受。尽管后来在“文革”中我自己也反复被抄家，但这第一次亲眼看抄家所受到的精神震撼至今仍难忘。由此不仅看到党内斗争的残酷，同时，还看到人作为个体脆弱的一面。王元化，还有一些所谓“胡风分子”，都是当时已很少见的“飞扬跋扈”、桀骜不驯的文人，但在强大的政治运动面前不堪一击，只要政治机器压过来，毫无挣扎余地只能束手待毙，甚至化为齑粉。后者给我的震动尤大。
王元化在隔离审查中的情况，我不了解。但他“结案”时的表现，却让我彻底改变了对他的看法。前面提到过，夏公对他一直很欣赏很器重，周扬同志似乎也如此。周扬曾说过他是党内为数不多的文艺理论家。在他的问题即将“结案”时，我在宣传部文艺处听说，周扬提出，只要王元化承认胡风是个反革命分子，就可将他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他认为缺乏有说服力的证据，予以拒绝。领导层给了他逃出“阶级敌人”厄运的机会，他居然不接受。结果他是戴上胡风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出来的。许多人为之惋惜，我则为之一惊!这是什么样的骨气!这种傲骨真有一种遗世独立的悲壮!我不由得修正了过去对他的成见。我开始悟到不能以某些浮面的表现来论人。他身上的“骄横”之气，并非无端的自负，其实包容着一副不屈的傲骨。人是需要骨气的，这样才能在突发的灾难面前保住自己起码的尊严。
我是在他戴上反革命的帽子、被安排在刚成立不久的上海文学研究所古典组之后，带着几分钦敬的心情与他逐渐接近，也与他的家庭逐渐接近起来的。如果说更进一步的接近，那则是在“文革”之后了。
文研所小环境对他不错，无论是所一级领导郭绍虞先生和孔罗荪，还是组内的田念萱、黄屏，都对他有一份理解、一份同情，还有一份尊敬。在知识分子当中，获得同情不太难，而得到尊敬则大不易。我想，大家大概都和我一样，主要是为他这种保持住了独立人格的精神所感动。
应该说，他的真正的学术生涯是从此时开始的(如果更准确地说，则是从隔离审查后期、被允许看书的时候开始的。自那时起，阅读成了他全部生活内容)，政治前途已然断送，社会交往也大大缩减(其实这时留下来的倒都是至交或新建的知交)。他开始逐渐走出流行的革命文学的限定，沉潜了下来，沉潜到对于学问的追究中去。“文革”后，我曾与他开玩笑说，如果您没有遭到接连而来的厄运，中国就少了一位大学问家，而多了一个作风峻急不太高明的文化官员。当时的文学研究所的所长给了他很大的支持和帮助，他的蜚声海内外的《文心雕龙》研究就是由此而来。不过，更重要的，是他的家庭，他的父亲清华大学的王芳荃教授为他开辟了新的道路。获难之后，自六十年代起，他开始就黑格尔哲学、传统哲学求教于父亲的同学、好友——大学问家韦卓民、熊十力先生，这就为他铺平了学术研究之路。元化所研究的这些领域，博大精深，而我又特别拙于抽象的思考，所以对他所从事的研究，我没有资格置喙，不过当年也曾发生过一件滑稽的事。元化从那时起就有一个习惯(这习惯一直保持至今)，每当他正在思考哪一方面的问题时．如有人来访，他必讲他对这问题的看法。不论你懂不懂，他都会滔滔不绝地讲下去。就在这滔滔不绝中，他逐步形成、明确自己的新观点。因之对他所研究的问题我虽不懂，但我却能知道他这时的研究中心。“文革”后期，开展大规模的尊法批儒运动，尊韩非子为法家。元化开始对此问题进行思考。“四人帮”倒台前夕，他写就了《韩非论稿》给我看。我虽似懂非懂，但是他所作出的论断还是让我吓了一大跳。他说韩非思想以“术”为主，他所主张的以“术”治民，并非法治，而是正好相反的“君主本位主义”。这不是和当时的批儒评法运动、和对韩非的评价正好唱反调吗?特别是他对“术”的解释——说“术”主要指一种极端诡秘的权术运用，更是非常可能会被上纲为影射、攻击运动发动者，那不再一次引来殃及全家的大祸吗?我劝阻他千万别拿出去，等将来形势有所变化时再说。这件事让我更懂得了他这类知识分子，有言在心不得不发，哪怕杀头也得发出来，对自己以为是的，执著不屈。更可贵的是，他对自己也不断地进行反思，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观点，甚至进行自我否定。当然，这是八九十年代之后的事了。
尽管如此，刚直，不屈从于任何压力，冒杀头的危险也要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是他的本色。“文革”中期，1970年又发生了一件出乎人们意料的事。一天，他突然主动站出来坦白自己有“翻案”思想，结果再度惹出祸事，并且牵累到家人。这件事与我还有一些关连。
“文革”开始，我们这些人统通被赶进“牛棚”，他算是算过旧账的“死老虎”，与我们这些新揪出来的“牛鬼蛇神”还有些不同。如果他“老实服罪”，埋头劳动，一切遵守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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