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2期
心动别处，心安在家
作者：晓 玮
在回信里我总是对她们说：“离开家已经有一些时候了，从此岸到彼岸，不论是一个人，还是和一群认识或者不认识的人，到不同的地方，其实心下里常常是一片茫茫然的。却是那些在路上听到的遥远家园书信声，才洗淡了一些我真实的流离失所的心情。”
我相信有很多从出生到长大都在一个地方的女孩子，会在她们最美丽的二十初几的时候，遭遇一桩感情。它们本来应该莺歌燕舞的，可是最后却变成了相见是罪过、不见是难过的纠缠。但凡经过一次，也就够了，累了，怕了，想逃了。还有一些女孩子，每天平静地在下班路上的公车上默数着到家还有几站，重复了一些年这样的生活，突然有一天，自忖难道一生就这样念着静安寺、愚园路、镇宁路、江苏路，然后到中山公园下车回一成不变的家吗？于是她们轻轻摇摇头，说，不如换个地方住吧。女孩子们就这样离开了她们从出生到长大到第一次恋爱的家乡，到了遥远的地方。从此以后，她们习惯了在旅途中，对好奇的路人说：“家在上海。”
若干年前，我成为了她们中的一个。
旅行的开始，总是轰轰烈烈的，花全开了，天天天蓝，周围的人总是笑意盈然的，看到新奇的东西，兴奋地“哦，哦”嚷嚷着，只想做一只不点地的鸟。在除夕的新加坡河克拉码头，在湄公河三角洲素昧平生的水上人家，在美国最南端遥望古巴的凯威斯特岛露天沙滩，在“死亡之谷”全美海拔最低的谷地，在科罗拉多河白水漂流后的篝火营帐，在渥太华深夜零下20摄氏度的丽都运河天然冰场，在墨西哥正午45摄氏度的只有仙人掌的沙漠边境，度过了一些或者有伴或者单身的散漫时光。可是时间久了，就有点孤单了，甚至很孤单了。
那是2000年7月的第一个星期，我开始了穿行在北美旷野的汽车毕业旅行。从北加州的圣荷塞出发，经由5号公路折到东向的80号公路，以120多公里时速辗转在从西海岸到内陆的绵长公路线上。从大清早开始飞驶1000多公里，沿路灌满眼的只有黄沙漠、仙人掌，甚至还看到了大漠深处的重刑犯监狱，好不容易挨到了漫长一天的黄昏时分，终于到达了内华达州和犹他州的边界。眼前倏然一亮，漫漫黄沙不经意间已然变成千里盐滩，似练如雪!而噬血残阳外，寒鸦数点，翠峰如簇。
减慢了车速，我随手换了一盒磁带在卡座里，那是1999年夏天回上海时在“东方广播电台”的《三至五流行世界——我听音乐》栏目里，我介绍给听众的几首影响自己青春心情的老歌。“Wrangler”吉普狭小的空间里，可以听见自己的声音若云浮动，“在俄州念书的地方，黄昏7点多钟家家吃晚饭的光景，中部天边总有非常灿烂的晚霞，层层叠叠，那是爸爸妈妈生活了一辈子都没有看到过的颜色”，接着，声音的背后，罗大佑的《家》洋洋溢溢起来：
“轻轻地爱你?摇轻轻地爱你?摇我的宝贝?摇我的宝贝
轻轻地想你?摇轻轻地想你?摇我的眼泪?摇我的眼泪
我的家庭我诞生的地方?摇有我童年时期最美的时光
那是后来我逃出的地方?摇也是我现在眼泪归去的方向”
悄然间，湿漉漉的烟雾偷偷地占据了我的眼，一时之下竟然看不清楚道路的前方。我只好把车泊在高速公路的路肩，这是暂时安全的地方。车厢的抽屉里总有家信，习惯了收到家信后只看一遍，就收在那里，再也不敢多看。于是就把它们藏在这个近乎随身的地方，它们让我有心安的感觉。我抖抖索索地抽出其中的一封，爸爸写道：“清明扫墓时忙了—下，腰就又有一点痛。近一年脑后添了不少簇白发。这是规律，老就是老了，不承认也不行了。”爸爸还写道：“前两天，去了家里附近新开的饭店‘大宴楼’把60岁的生日饭吃了，还给你留了块蛋糕呢。还有，到闵行的仙鹤公墓给爷爷扫墓的时候，我代你鞠了躬了，已经是第三年了……”
唉呀，我心目中还是正当壮年的爸爸竟然已经过了60岁的生日了。
我知道爸爸一直是怕老，也不承认老的，读到那些段落，无数蓬莱往事雾霭纷纷地掉落下来，怎样止也止不住了。突然之间，很怕亲眼看到这些白发。很多和我一样总是在路上的朋友说，很想回家，可是每次却怕回家，怕看到吓一大跳的白的头发、深的皱纹和弯的脊梁；还怕可能下次回家就什么都看不到了，见一次少一次的恐惧。所以，有些人犹豫着，很多年了终究也没有回去。这些话，可能在旁人看了，充满着矛盾和借口，可是在路上的人却多少能了解一些。
我想起了自己，每次回上海，探亲假期结束终于要离开的时候，总是特意掐准了时间赶到机场，这样一来因为登机前要有准备工作，使得告别的仪式就会因为仓促而不至于过于感伤。妈妈总是怕我误机，在送客大厅，总是急急地催促，“好了好了，要来不及了，快进去吧。”于是我推着行李车，一路“咕噜咕噜”着进了关，有了借口，没有回头。
那个不回头，其实是来自于小时候念住宿学校的经验。每个清冷的周日晚上是必须返校的时间，坐在爸爸28寸载重自行车的后座，食指勾着他长裤的皮带襻，一路颠簸着到了21路鲁迅公园终点站。然后爸爸送我上了电车，有时候他会在车窗前再关照几句。可是往往等不上说完他要交代的所有事项，车就启动了。每次车开出了站，我都没有回头，至今也不知道如果回头，看到的是单车轱辘上摇晃的背影呢，还是树荫灯影下斑驳的脸庞。我想，其实有些东西在你长大成人的过程中是不会变的，虽然十几岁初期的时候，它可能发生在城里街道的电车上；二十几岁后期的时候，它可能发生在城外天空的飞机上，但一定都是黑暗的眼睛里蓦然汹涌而出的流淌久久的水，悄然没有声息，在暗色里，有点咸，却不涩。
直到今天，我已经是一个彻底的成年人了，可心底里始终觉得自己还是个犯了错误怕有人告状到父母那边的孩子，尽管我心里很明白父母对自己的职业、兴趣、爱情和生活已经不是很了解的了。听哥哥说爸爸妈妈每次要写信给我时，饭桌上总是一阵热烈的讨论，到底女儿现在在哪里，哪个地址是最近的，每个人有一种说法，把我当作了棋子在美国地图上腾挪。于是我郑重地关照哥哥，他们的女儿早已经从东边回来了，现在在加州开始朝九晚九地上班了，那里和上海有15小时的时差，让他们不要忘记调整家里那一个特地为我设的闹钟。加州已经是家人能接受的最微观的地理概念，如果再说到住在圣何塞（San Jose），上班在塞尼维儿（Sunnyvale），可能又要把他们搞糊涂了。
爸爸妈妈对于一个已经成年的、长年在外的孩子能做到的关心也就是在每封信、每个电话里，不厌倦地关照着：“一个人在外面，一定要吃饱、睡足，保证营养，千万不要省，家里不需要你的钱。还有，遇到合适的就考虑起来，玩够了，就回来，听到吗？”每次就应着：“哦，哦，晓得了，晓得了。”虽然这样的对话可以背得出来，每次重复的时候，仍然好像是，孩子刚离开家，给家里打的第一个报平安的电话。有关亲情的牵挂就是这样，永远不会是一场大开大阖的盛装演出，它只是那些小悲小欢有离有合的情景小品。家里的电话号码是一个你在大快乐的时候不一定第一个会想到的数字，但却会是在你大失意的时候第一个毫不犹豫会拨打的数字。
记得当年刚从商学院的MBA毕业后，仗着在毕业前就找好了在一个世界知名大公司的工作，于是肆无忌惮地在美国走南闯北玩了四个月，把读书剩下的钱用了精光，然后才到公司报到上班。可是到了这个总部在美国东部的公司以后，却发现这并不是个适合自己个性和理想的地方，他们的森严和一丝不苟让我窒息。于是四个星期以后就收拾了所有的三个手提箱的家当，飞到了北加州的硅谷。选择硅谷的首要原因很简单，并不是因为它是新金山，只是当时就想找一个和东部不一样的、终年阳光灿烂而离家里近一点的地方，那就只有加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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