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2期
侍奉年迈的父母，我别无选择
作者：王金钢
1
早在接父母回来住之前，我和妻子就设想过，今后家里就要多一个陌生人朝夕相处了，会不会因此别扭。我们以为到劳务公司，指不定有多少像电视里演的年轻、秀气的农村姑娘，排着队等我们挑呢!没有。劳务公司能提供的劳务人员只有一位四十岁上下的湖北女人，根本没的挑拣。我直觉面前的女人面相即带几分刁钻，至少是很精明，有点想放弃。对方好像也并不急于找活儿干，坐在那儿打毛衣，有话答音地把我们家里的情况详细问过一遍，才勉强跟我们回家。
徐姐干活、做菜都很麻利。起初我们还为此着实庆幸了一阵子，觉得请了保姆真的让自己有种解脱感。但问题很快来了。
起因是父亲（那时父亲还不糊涂，还讲理，说话有分寸）。父亲不止一次私下里向我和妻子反映，保姆一个人在家的时候，经常长时间打电话。有时下午出去买菜，两三个小时不回来。
——这怎么行？父母行动不便（其时母亲的病尚未复发，老两口生活都能自理）磕了碰了的身边没人怎么能行？
我们试探着打电话回家，父亲接的，说保姆又出去了。在当月发薪之前，我们决定找她谈一次话。
没想到她先急了。为自己开脱了一大堆理由：说我们给她的钱又少活儿又累人，说她来不是受气的，她也根本不想伺候人，北京人都很坏，跟她耍心眼儿……连珠炮似的，声音越嚷越大，几乎吵起来。父亲闷坐一旁不言声。母亲吓得直哭，不知所措。
“走，明天就给我走!!!”妻子被她肆无忌惮的叫嚷逼急了，“也不看看这在谁家？!你再这样我们就报警了，告诉你!”
总算把她给唬住了。
斤斤计较领过了工钱。第二天一早，我们把她辞了。
第一次请保姆，就让我们领教了保姆的厉害。
2
换了一家劳务公司，让我们遇上了小马。
这位来自山东聊城的姑娘，别看年纪小，但为人老实，做起家务不惜力。粉扑扑的圆润脸膛，让人联想起杨柳青年画上抱着金鱼的白胖娃娃。爱脸红，由外而内透着一股健康气息。
小马刚来的时候不会做饭，我和妻子就轮流“培训”她，从蒸米饭、炸酱面到烩饼、饺子、炒菜……坚持了一个礼拜。小马悟性强，终于能把家常的饭菜做得有模有样了。
2002年5月2日。前一天晚上三姐一家过来，我和姐夫喝了不少酒，晕乎乎的。睡得很晚，起得很迟。起来时三姐一家三口已经走了。
大概是中午吧——父母那屋，父亲对小马大喊大叫——
“你给我走!!!”
父亲疯了一般。小马不敢大声顶嘴，在一边委屈地哭。起因是父亲认定小马两边挑拨，把这个家搅得人人都反对他。还有前几天，母亲病的时候，小马给母亲喂药，第二天母亲就拉稀了——父亲把这些“偶然”按自己的逻辑串联成一个“必然”，硬说小马给母亲喂的是“毒药”。
小马哭着向我保证：“我怎么可能给大妈喂毒药？……”
越说越委屈，哭声越大。
“我们都知道。老头儿是糊涂了，别往心里去……”我们还能怎么劝？!
母亲病的时候，小马给二姐和我打电话。父亲听不清，猜测小马背地里向我们告他的状，意在煽动儿女们集体起来反对父亲，让我们数落他。父亲把所有人都往最坏的方向想。他把所有他看到、听到的细节，经过自己的猜疑和加工，嵌入他自己编织的逻辑网里面。这在以后愈演愈烈。
小马穿一件颜色鲜艳点的衣服，父亲竟也不能容忍。觉得小马定是别有用心，盼着他死。
扫床的时候，小马说：“您靠点边，我给您收拾收拾。”父亲把“收拾”听成了给他“收尸”，气更不打一处来。
“你一趟一趟过来瞅，是看我们死没死，啊？!”父亲恶狠狠地。
父亲闹起来，一副歇斯底里的劲儿头，整个像变了一个人，谁劝，他敢跟谁玩命。
我劝小马，现在就收拾东西走吧。尽管舍不得，但我们既拿父亲没办法，只能劝走小马。
人是我们劝说留下的，现在又劝走。
小马更多的是流露出不舍。送她回公司的一路上，泪水不停地往下淌，毕竟干了六七个月，相处都很好，她也很珍惜我们这个家。
但面对所有老人与保姆的矛盾，谁对谁错已经没的分说——化解的惟一途径只能是，换掉保姆。
3
2002年9月，母亲不慎摔了一跤。当时第三任保姆小任在场，她慌乱异常。我们安慰她别害怕，这不怪她。我们不想让每个保姆对父母的意外背负什么责任。毕竟父母的年岁加病史，无论对谁都防不胜防。对他们的意外事故，保姆只要能及时扶助，及时通知我们，尽心就好了。
但母亲因几次摔跤，脚肿得特别高，已经无法走路。即使由人搀扶，也不能走到洗手间上厕所了。于是索性让她在屋里蹲马扎式的便盆里解手。
夜里，父亲突然把我从睡梦中叫醒，说母亲老想坐起来，根本不睡觉。
母亲坐在靠窗的椅子上，两眼直勾勾地望着窗外。少顷，便开始又哭又闹。我把她抱上床，安慰她。母亲好像突然不懂事了，目光呆滞，强硬地挣脱，还是想坐回到窗下。
母亲从此每晚必莫名地哭闹，说话更加含混不清，思维像是不受控。整宿失眠。一家人只好陪着失眠。如此持续了近三年。
母亲经常失魂落魄，胡思乱想。又常坐在窗边的椅子上，梦呓般叨念着：“我想跳楼……”
她说她想回老家——
“送我家去……”母亲哭着求我，拽我的手。
“还回哪儿呀？这就是家!”
“家去……”母亲还哭，“送我走……”明白了，她是指回农村的老家。
就在母亲发病之前的那天清早，小任接到老家的电话，说她远在甘肃天水的父亲不慎从山上摔下来，情况很严重。
她匆匆辞别了我们。扶母亲下了楼，小任趴在车窗上最后看了母亲一眼，眼泪在眼睛里打转。我们常以为这个平时很少讲话、不太伶俐的小姑娘，一定也不会有太丰富的感情——我们错怪她了。
父亲此前不断向我告状，埋怨小任“一出去就大半天不回，家里没人……”“你妈摔了都没人管”之类的。父亲一贯拿不懂事的母亲说事，其实是为表达他自己的愤怨。小任听不入耳，但也不会强辩。
后来父亲又无中生有地怀疑小任偷了给母亲的戒指和钱，抑或在他饭菜里下毒。有一天，小任端了一个饭盆进入他的房间，父亲固执地认定，小任手上捧的是给他预备的骨灰盒，怒不可遏地把小任轰了出去。
听完小任的转述，我顿时觉得不寒而栗。倒不是因为父亲的无理取闹蛮不讲理，而是我曾听说过——老人通常出现这种遇见神鬼等幻觉，便意味着来日无多了。
当时我们想到，如果能找到一位“全天候”型的保姆，日夜照顾他们，我们愿给付她双倍的工资。
4
新来的小王还处在少女花季的年龄，玩心很大，责任心很少。打一开始她就厌烦了我家繁重的劳动，更有父母带给她的精神上的负担。从她来的第一天，正逢母亲病重的开始。别说她一个小姑娘，以后再找到能胜任如此“家务”的保姆，恐怕真的也很难。
为了劝服她留下，妻子找来动画片的影碟，让她忙中偷闲的时候可以看看，出差也不忘带点小女孩喜欢的饰品送她。到底还是个孩子——她会由衷地很开心。可她就是不愿回到工作上来，甚至把嫌弃和咒骂老人的心里话，通通发泄在账本的背面。从她只言片语的记录看，她是一直在忍受，忍受，已经忍无可忍了。
这样下去对她不公平，对我们也不公平。
干满一个月的试工期，我们决定换人。
她对辞退她的决定一点也不意外，很爽快地接受下来。像久禁樊笼的小鸟，当即甩下还泡在水池里待洗的碗筷，就要我们送她回公司。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