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9期
寻找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作者：朱学勤
然而，以后我在学术领域生活十年，自己再没有寻找到当年那些不计功名的对思想发生兴趣的同道。他们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似乎集体失踪，一下子成了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治思想史者，多半有翻案癖，希望在自己的笔下为某一个思想人物洗出一段清白，或是为某一类思想事件洗出一段光彩。我自进入思想史这一行当，始终有一个古怪的寻踪癖，想寻找一群还活着的人，20年前他们有过一段思想踪迹，似可载入大陆思想史。我曾希望这群人能站着进入思想史，或许能改变一下思想史上都是一些横躺着的先逝者的沉闷格局。有一段时间，我甚至感觉自己之所以进入思想史，而不是历史学的其他类，就是为了寻踪他们而来。
1968年前后，在上海，我曾与一些重点高中的高中生有过交往。他们与现在电视、电影、小说中描述的红卫兵很不一样，至少不是打砸抢一类，而是较早发生了对文化革命的怀疑，由此怀疑又开始启动思考，发展为青年学生中一种半公开半地下的民间思潮。我把这些人称为“思想型红卫兵”，或者更中性一点，称为“六八年人”。
那时我才小学毕业，只能守候在弄堂口等候两个在重点中学的大龄伙伴黄昏回家，给我讲述当天在他们校园内发生的思潮辩论，或者是那些有思想色彩无具体派性的大字报。大概就是在这段时间，发生了后来我那种对思辨生活的偏好。中学毕业后，选择插队落户地点，我拒绝与同年龄的同学同行，一个人选择了没有国家分配名额的河南省兰考县，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当时已经有9个上海重点中学的高中生自愿组成了一个集体户，在那里开辟了一个边劳动边读书的生活氛围。1972年进工厂，这群人和另外一个更富思想气息的集体户汇拢在一起，一锅端，被端到三百里外的另一个县城，于是在那里形成了一个奇特的精神小气候，用我后来的体悟，是出现了一个从都市移植到山沟的“精神飞地”，或可称“民间思想村落”：一群中学生在下班之后，过着一种既贫困又奢侈的思辨生活，既与他们自己的社会身份极不相称，也与周围那种小县城氛围极不协调；他们以非知识分子的身份激烈辩论在正常年代通常是由知识分子讨论的那些问题，有时竟会争得面红耳赤，通宵达旦；被他们吵醒的工友邻舍，时常用奇怪的眼光打量着这群白天还在一起干活的钳工、管工、搬运工，怎么一到晚上竟会争论起史学、哲学、政治学，争论那样大而无当的问题？
今天想来，当时是以旺盛的体力、贫弱的学力沉浸于那些激情有余理智不足的争论，而且还属于业余性质、半地下状态，既觉得可笑，也留有一分怀念。我开始熟悉黑格尔、别林斯基的名字，不是在大学讲堂，竟是在那种时候，肯定有浅陋误读之处。然而事后回忆虽然有点可笑当时那种业余状态的精神生活，却有一个今日状态下难以产生的可贵素质——毫无功利目的。你不可能指望那样的讨论结果能换算为学术成果，更不可能指望在这样的思想炼狱中能获得什么教授、副教授职称。
从“民间思想村落”出来后，我始终摆脱不了当时那些业余状态下的精神记忆。这些记忆成为某种剩余意识，难以被学院生活完全吸收。学院生活对我而言，就好像进入一道四则运算，思想意识大多被整合归位，但是最后还剩下一些因素，通过最后一道除法，怎么也除不尽，成了一些除不尽的“余数”。这些小数点后的余数，时时作祟，既是烦恼，却也造成一些别样的情怀。我相信，当年那种业余状态下的思想生活里有必须淘洗的东西，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宝贵的东西不必抛弃。知识与思想的传统是必须尊重的，轻易否定自己的前人，不管是什么样的前人，哪怕是半截子前人，都是愚蠢的，也是不道德的。我所经历的一九六八年人“民间思想村落”，是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转眼即逝，也不该美化。但是有一教育史的发展趋势却可注意，也不限于哪一年代哪一国度：在近代知识体制取代从前那种民间性私人传授方式以后，大学垄断了高级知识的传承渠道，一方面是有效，它能大规模传授知识，批量化复制知识；另一方面是有害，它在大规模复制知识的同时，也在大规模腐蚀、阉割知识的个性灵魂。特别是一年一度的职称评定，往往是大学体制集中释放它体制性毒素的时候。每年的这个时候，稍有性情者，无论是在哪所院校，都会感到是生活在“三闾大学”，“一地鸡毛”。每年的这种时候，我会更加怀念当年散播在乡野小城的那些“民间思想村落”。身陷大学环境，理应充分尊重知识传承，但是与此同时，如果没有另一份同样充分的对知识体制化毒素的警惕与抵制，一个人的精神世界恐怕很难均衡健康地发展。
然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以后我在学术领域生活十年，自己也没有寻找到当年那些不计功名的对思想发生兴趣的同道。他们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似乎集体失踪，一下子成了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再也找不到了。199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邀集一批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老三届写稿，出版《苦难与风流》一书。我把自己那篇回忆老三届的文章写成了一篇“寻人启事”。
我始终在寻找他们，该不会烟飞灰灭？我读《枫》，枫说他们已去；我读《伤痕》，伤痕里没有他们的印迹；我读《蹉跎岁月》，那里面只有飘浮的枝叶。我还是贴一张寻人启事吧，或许他们中会有人路过，能够辨认出自己昔日的足迹？
“你们大多毕业于重点中学，那时重点中学的熏染，胜过今天的研究生毕业。从此你们关心精神事件，胜过关心生活事件。即使在1968年发烧，别人手里是红小书、绿藤帽，你们手里是康德、是别林斯基。那一年你们卷入思潮辩论，辩论延续至农场，延续至集体户。你们是自愿离城，不是被迫离城，因此不会说这是‘伤痕’，那是‘蹉跎岁月’。后来你们被打散，后来你们又相遇，相逢何必曾相识？一开口，只需问对方精神阅读史，原来还是‘六八年人’，还是在同一年度阅读同一类书!头一年读《震撼世界的十天》，后两年读《落角》，在1975年以前，都读过《选择的必要》。次年春天好大雪，你们私下传阅《天安门诗抄》。1977年恢复高考，你们大多选择了文科院校……
“后来呢，被专业吸干了？被功名掏空了？还是被某一档职称腌制在某一层书橱里？
“早在获得知识分子身份以前，你们已经在思考通常是知识分子在思考的问题。即使在获得这一身份之后，你们选择的课题也应与早年的问题相距不远。你们是问题中人，不是学术中人。这是你们的命运，注定你们不可能雷同上下两代人。前十年你们有问题，却苦无学理；后十年你们学会摆弄学理，却可能遗忘问题，更遗忘勇气。你们有了身份，不能失去自己。学院里的学理，不应是用来换取学位的，那是同辈牺牲近百人才换来你一个人的思考机会与发言权力。”
“寻人启事”寄托了我寻找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寻找那些游弋于体制内外尚未除尽的“余数”，却苦寻不遇的心结。他们理应还活着，之所以隐匿不见，是不是也因为功名利禄的腐蚀才失踪了呢？“民间思想村落”移植进大学，获得知识分子身份与正规的研究条件，这是天大的幸运。但是，一旦获得知识分子身份，就直奔学术身份的前程，在接受知识传承的同时，精神灵魂被知识的体制化毒素吞噬，被高高低低的职称“腌制”在高高低低的书橱里——如果真是这样，灵魂被“除”尽，一点“余数”都未留下，我敢说，那就是一代人买椟还珠的悲剧。
没有一个人来揭下这份“寻人启事”。不过，我内心对“六八年人”的感谢与期待还是没有熄灭。我既对他们失望，又对他们怀有旧情，甚至有一种欠债感。如果说我进入学术生活以后，在近代思想史专业领域内还能做点工作，我首先要感谢的就是当年那些游荡在学院大墙外的孤魂野鬼。在我给大学生记述书本上的思想史之前，是那些“六八年人”——业余思想家，他们以热血书写的思想而不是在纸面罗列的讲义，给我上了一堂真正的思想史课程。从血管里出来的是血，从喷泉里出来的是水。从此，他们使我能从血肉中感觉得到什么是真正的思想史，什么是三流教授为换取职称而编制的印刷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