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9期
六十年代美国试图对中国核计划实施打击揭秘
作者：李向前
1960年底，美国中央情报局号称完成了他们意义最为重大的一项使命：终于确认了中国核计划的存在。当时，他们把这项使命的意义定位在：“在北京有能力爆炸它的核装置之前，在最早的时刻就知道了它。”事情总是相辅相成。知道中国的核计划，一方面意味着情报的先机，另一方面则加剧了美国政府内部的紧张。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政府的最高决策班子，在60年代相当多的时日里，就如何对中国核计划作出反应的问题，以及是用军事抑或外交手段来遏制中国的核计划；中国核计划对东南亚和世界局势会产生怎样的所谓影响；以及如何同苏联协调对付中国的核计划等等，进行了一系列的评估和辩论。在这其中，使用武力打击中国核计划的方案，不仅被提出，甚至已经有了雏形。当然，这些辩论及计划的制定，都是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
最近，由于美国冷战史学家们的努力，尘封在档案馆中的这些机密，开始得到曝光。美国几家有影响的大报，相继发表文章，披露60年代美国对中国核计划的这种拟议中的打击。美国非官方的国家安全档案馆研究人员威廉·铂尔和杰夫里·理查尔森，是两位锲而不舍的档案专家。他们所著《是否把婴儿扼杀在摇篮中》一文，通过对档案的大量细致调查，以真实的笔触，报道了整个60年代美国对中国核计划的情报侦察、政策辩论、打击预案，以及其后未能将这些计划加以实施的原因。该报道披露了大量历史内幕，至今读来，仍令人触目惊心。
事情的缘起
早在1964年，也就是肯尼迪遇刺后不到1年，美国军备控制与裁军署署长威廉·福斯。特在会见一位历史学家时就透露，肯尼迪曾经考虑采取一项危险行动，迫使中华人民共和国遵从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当时，肯尼迪甚至试图放弃他正在推行的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多边核力量”计划，来换取苏联在必要时同美国的合作，以打击中国。福斯特的这个谈话记录一直保存在肯尼迪图书馆，直到1994年方才解密。
最早用档案材料说明肯尼迪和他的顾问们试图用武力打击中国核设施的人，是华裔美国历史学家张少书。他在1988年撰写的题为《肯尼迪：中国和原子弹》一文中，首次披露了这个秘密。但是，文章刚刚发表，便遭到曾任肯尼迪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麦克乔治·邦迪的反驳。邦迪说，当时在白宫，关于采取阻止中国实现核计划行动的议论，只是简单地“说了一说”，并不存在认真的计划和真正的企图。可是，与这位当事人的愿望相反，历史学家们不但没有轻信他的证言，反而由此激发了对这件事的兴趣。他们希望找到确证，美国政府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进行了阻断中国核计划的行动。
结果，这段久不为人所知的历史终于被“翻腾”了出来。
新解密的档案显示，邦迪与总统之间就中国核计划的讨论，远远超过所谓的“说了一说”。在一片厚实的幕布后面，肯启迪、约翰逊两位总统以及他们的一大批顾问，为对付中国的核计划绞尽脑汁。他们为此做了各种可能的设计，动用了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侦察设备，并试图说服苏联一起动手。整个事件的“危重”程度是超乎人们想象的。新解密的档案，终于为世人讲出了这一个复杂而诡谲的故事。
撩开面纱
从现有材料中我们知道，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计划始于50年代中期。1953年，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向国家提出建议，发展自己的原子能事业。1955年1月，中央书记处召开专门的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我们国家已经知道有铀矿，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一年后，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再次提到：中国“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在美国近年出版的著作中，对于中国核事业开始的大致时间，已经有了基本准确的记载。这些著作还记录了中国核武器研究院、包头核燃料工厂、兰州气体扩散厂以及罗布泊试验基地建立的大致时间。这些著作所根据的材料，基本是我国正式公布的。
然而在60年代初，美国人对中国的核计划并不十分清楚。例如，直到1959年的9月，美国才得到了兰州气体扩散厂的照片。那时，他们对中国核武器研制的进度，很大程度上是靠推测。直到1960年8月，美国间谍卫星才第一次得到中国的有效图象。而因为航程的关系，U?鄄2飞机也很难飞到罗布泊这样中国深远的内地。当时美国的情报分析家们曾感叹道：我们对中国核计划所知道的东西，是那么零碎，就如同我们了解苏联在什么性质和多大程度上援助中国核计划一样，是那样破碎不堪。
直到1960年底，美国的情报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开采铀原料以及建立浓缩铀工厂，大约是用铀来生产钚。同时，情报分析认为，中国第一个核反应堆大约能在1961年底接近完成，它会在1962年提供钚。据此，情报专家极为肯定地认为，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如同其他核国家一样，其关键成分是钚而不是铀。因为要把浓缩铀作为原子弹材料的过程是比较漫长和艰难的，而作为第一代的原子弹，只需要较少的钚。至此，对中国原子弹的制造，总算有了一个明确的说法。
感受威胁 寻找对策
就在中国核计划被确认下来时，肯尼迪接替艾森豪威尔成为美国第35任总统。肯尼迪的反共立场一点也不比他前任来得弱。对于中共政权，他抱着敌视态度。正如他的一位幕僚所回忆：肯尼迪曾经把中国试图进行的核试验视为60年代最糟糕的事情。但是，总统却不真正了解中国核计划非常有限的目标。
在肯尼迪入主白宫的头两年间，没人对中国的核计划进行全面分析。那些出台的报告，基本没有讲清楚中国核计划的政治和军事意义，而只是作出结论说，北京如获得核能力，那将会危及美国以及自由世界的安全，特别会对亚洲造成极为显著的影响。国务院的一份报告还说，北京的核计划将造成比军事还要严重的政治和心理问题。因为它会在世界形成一种观念：“共产主义将是未来的潮流”，从而引起人们的“心理分化”。在亚洲，中国的核试验可能会使它经济发展模式的信誉增高。人们会对自己乃至美国的实力产生怀疑。这种影响具有某种冲击力，它驱使许多国家接近中国，从而削弱美国的影响，并使美国以盟国利益进行各种干预的行为遇到麻烦。
此外，美国还极为忧虑所谓核扩散问题。美国官方认为，一旦有核国家的数量稍许增加，那么，世界的不稳定因素就会加大，非理性和孤注一掷的可能性都是有的。
于是，有人开始提出对策。1961年9月，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主任乔治·麦吉向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建议说，一个有效消除中国原子弹造成心理影响的办法，就是鼓励甚至帮助印度发展核武器。因为当时印度的第一个核装置已经接近于爆炸试验。这时，麦吉一点都没有顾虑印度拥有核武器之后会给亚洲带来的不稳定，而只是想以一个非共产主义国家来“狠狠揍共产主义中国一拳”。当时，曾经拟议由总统科学顾问杰罗姆·韦斯纳在访印期间，拜访印度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向他试探询问，中国的核计划将会对印度发生多大影响？其用意在于，引出印度提出援助的要求。但这个计划最终被否定。因为，美国决策者还是害怕担当扩散核武器的名声。腊斯克最终同意了麦吉的另一个建议，即打一场宣传美国核武器的绝对优势，同时贬低中国的核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