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考场舞弊与诚信危机
作者：章 夫
2004高考特大舞弊案
2004年是我国在考生中推行诚信考试承诺的第一年。考生签署诚信考试承诺书不仅意味着要在考试中杜绝作弊，关键还是一场自我教育、自我约束的过程，也是一次郑重接受诚信教育的洗礼。
承诺与手段并没有遏止舞弊行为的蔓延。发生在河南省镇平县的“2004高考特大舞弊案”，多少显得有些猖獗。让人悚然的是，这一“挑衅”是一个就读于兰州某著名大学的大二学生邵将制造的，他组织一批成绩不错的大二学生来完成高考试题，将答案通过手机传给他的“客户”。得到高考试题后负责答题的有近20名学生。邵将等人多次在学校中物色“买家”。高考答案最初开出的价格是每科300—400元，后来有人提出四科一共1000元的“优惠”价格，而最多的一人甚至交了3000元!
比这更猖獗的消息源于河南。2004高考期间，河南濮阳市反贪局某处副处长家中，当场抓获几名正在做答案的人和一高中老师，并在现场缴获六台电脑和几部手机。
同样的消息还有河南濮阳县三中由田春山(政教处副主任)、肖付印等七名老师组成了舞弊团伙，用手机彩信传题、数码相机拍题和直接抄写考题等方式将考题带出考场，由专门安排好的答题小组做出答案，再用手机短信等形式回传给交钱的学生。
作为濮阳县三中政教处副主任，田春山这个位置能够建立在这一地区的各种关系。当时，田春山找到本校高三一些教师，准备打高考的“主意”，最终形成了上百名学生的“高考产业链”。其中有两名老师甚至在课堂上公开跟学生说，如果高考需要帮忙，可以来找老师。
学生在交钱时同时把手机号交给老师，田春山等人在考试前做好了一张100多名交钱学生的姓名、考场、考号、手机号等基本资料的名单。
按照与监考老师达成的约定，交钱学生立即在考试时获得优待。收钱后的监考老师记住需要“照顾”的学生，根据学生出价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交600元的学生给他一个宽松的考试环境，交1200的可以透露几道题”。而对于没有交钱的学生，田等特地嘱咐，“严格管理”。
有了监考老师的“视而不见”甚至帮忙，舞弊的渠道变得相当畅通，以至于花了钱的考生感觉“答案漫天在飞”。
公开的秘密
濮阳舞弊案事发具有“偶然性”。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对考场外作弊现场的偷拍才真正给濮阳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该栏目几个月前就接到当地好几人用公用电话举报高考作弊，于是，2004年高考前两位记者偷偷在考场外蹲点。由于学校大门及教学区距离马路近百米，根本无法接近教室。“而2000年媒体偷拍湖南嘉禾作弊时，记者就在教室对面的楼里，教室里发生的事看得非常清楚”。等到6月7日高考真正开始后，在路边蹲点的央视记者发现，“马路边就有一堆一堆的人念答案、发短信、打手机，即使在路边拍到的现象就已经很触目了”!虽然无法接近教室内部，爬到附近楼上的记者还是偷拍到了几个挂着工作证的监考老师偷偷离开教室的场景。
我们不得不佩服舞弊者的粗糙与胆大。
没有任何悬念，“相关责任人”都受到了处理。
许多“出事”的地方，往往是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事前相关类似舞弊现象早已属“公开的秘密”，在平常百姓那里也是“生活常识”。但个人和非权力部门感性认识再多，也无法对恶势力、坏现象作出法律或行政、舆论上的指证。就连“事发”之后，举报人也还是出于种种现实的考虑而隐身埋名。这一现象所说明的问题更加严重，令人想到社会管理系统的信度、效度已经降到了“底线”。
我们何时恢复高考原态?
通过分析高考舞弊案可以发现：舞弊案折射出的是社会管理之信度、效度的全面危机。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一个人的责任感和他所拥有的权力呈现一种正相关的状态：权力越充分，责任感就越强；权力越小，责任感就越弱；完全没有权力，就完全不负责任。
考场考验中华民族，首先考验的是“管理精英”。这场对他们的考试，考题是常规、常识性的，认证的却是其所依附系统的存在价值：管理系统的信度和效度。
不可否认，科场舞弊固然反映了考风的纲废纪弛，但同时也暴露了教育资源的极度短缺。我国的教育经费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6％，占世界教育经费总和的1％，与之相应，中国的高等学校毛入学率是10．5％。这样，一个学校的升学率最终能占这“10．5％”的多少，不光关系到一个考生的前程，还关乎一个学校的未来，甚至一个地区的声望。
“一个人的作弊动机可能出于他出人头地的渴望，一个群体的集体舞弊肯定证明某种规则已经被破坏”。“中国的现实是，考分就是资源，资源就是权力”，教育部一名官员说得很形象。
教育资源的困境决定了一种选拔制度，而这种制度又恰恰导向了一套现状中的生存法则。全国教育考试研究委员会委员刘海峰从人口增长的角度分析科场舞弊的发生：清代人口由清初的不足1亿，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已达到约4．3亿，人口总量增长所带来的考生增加，使科举之途越来越窄，压力下舞弊潜滋暗长。在这种生存法则下，诚信便被无情地抛弃在一边了。
规则被破坏的动力不光来自于个体。舞弊案背后常常有着一个庞大的利益共同体：官员与其他县市比拼政绩，升学率高的学校可以多收学费，可以从有限的教育资源中分配到更多、获取更多的教育经费，老师可以拿到高额奖金等。逾越规则的投机和冒险很容易在利益的勾结中得到膨胀。说白了，这是背后的一个巨大权力。
一位教育业内人士说：“在这样的动力下，集体舞弊只需要教育系统直管单位的一个默认，便成了心知肚明的事了”。
美中教育联合会主席、美国乔治亚州肯尼索州立大学教育学院院长万毅平博士亲历了中美两种教育制度，对于国内的高考制度和教育制度有不少话想说：
“中国教育的关注重点是学生的考试成绩，是以分数论英雄；而美国的教育，主要是从考试中看到你有哪方面的潜质。”
“美国学生也有作弊的，但作弊的迫切性比国内考生要小得多。”万博士认为，这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学生可以不断地换专业、换学校。一门课通不过不是什么大问题，只能说明他可能不适合学这门课，他可以换一门，没有作弊的必要。
另外，美国人很重视孩子从小就讲信用。一般在考试之前，学生们都会宣誓，或者签字，表示他不会作弊，这场考试的成绩代表他的真实水平。
作弊也意味着撒谎。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明美国孩子把撒谎看成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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