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美国人何以如此郁闷

作者:黄海燕 喻文中 等




  [美]格雷戈·伊斯特布鲁克著 ◎ 黄海燕喻文中译
  
  如果我们的先父跨越两百年重返今日美国,当今世界的规模与繁荣一定会使他们目瞪口呆,并且他们多半不会喜欢这些新事物。其实,这一切我们自己也未必都喜欢。高速度的现代生活会让他们瞠目结舌,在他们那个时代,用一个星期从伦敦到纽约已经快如闪电,他们又何曾体验过现代高速公路的飞速急驰呢?1844年,当大西部铁路公司的新型蒸汽机车以每小时45英里的速度拖动一节又一节车厢时,一些人已经感到惊恐万状,视这种速度为“超乎自然”。家庭医生也敦促人们尽量避免乘坐火车,理由是这样的高速会使人“窒息而死”。如今,我们对更快的速度也已习以为常,呼啸而过的钢铁怪兽包围着我们工作、生活乃至休息消遣的每一个角落,而驾驶它们的人很多还只是十几岁的孩子。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承受同样危险的心理速度和与之相伴的心理压力。加上核威胁、全球恐怖主义,以及无处不在、空虚愚蠢的大众娱乐。对此,我们的先父重返世上的第一反应可能是大失所望,要求回归他们自己的时代。
  然而,如果再深入一点了解的话,他们一定会对今天的世界感到惊叹不已。人们再不用担心食品匮乏,各色各样的食物应有尽有,而且价格便宜,三月份就可品尝到新鲜草莓!营养过剩不仅困扰有钱人,现在也成为穷人的烦恼。穷人甚至比有钱人更容易患肥胖病,而在两百年前,穷人困苦劳顿,骨瘦如柴。对我们的先父来说,穷人营养过剩可能比喷气式飞机从跑道一跃而起更难以想象。
  我们习以为常的现代社会使他们眼花缭乱。20世纪初,美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41岁,现在是77岁,增长了近一倍。过去的许多疾病,如小儿麻痹症、天花、麻疹和佝偻病等都已被一一征服。抗生素发明使以前让人谈虎色变的传染病已所剩无几。我的祖父在1921年死于破伤风,当时无药可治,而今天却只需几小瓶便宜药水就能挽救他的生命。
  当今时代的许多方面还会让我们的先父感到匪夷所思。机器取代了大多数繁重的体力劳动,人们有了更多的闲暇。不论是工作还是从事家务,普通人的劳动时间只相当于19世纪时的一半。全球即时通讯,遥远的城市一日内可达。对少数族群和妇女的歧视在形式上已经宣告结束。机会越来越多,人们相信通过公平竞争可以获得成功。人们普遍拥有自己的住宅,并装有冷暖空调。老年在经济和医疗方面有了基本的保障,人们无需再为晚年担心。民众可以低廉的价钱充分享受信息资源和文学艺术资源。在政治、言论、性和免除兵役方面更是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前所未有的自由。
  今天,我们生活舒适,享受应有尽有的商品和服务;随心所欲地出门旅行;和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人通话:懂得一切该懂得的知识;自由地思想和发表言论;为爱而结婚,和愿意的人做爱;为英年早逝的人悲伤——昔日的少年夭折,如今已鲜有所闻。总而言之,除了当代的高速和嘈杂,以及庸俗无聊的流行音乐,我们的先父可能会说今天的美国就是理想中的乌托邦。
  然而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对这个时代感到乐观,相信生活正变得更好呢?今天的美国人告诉民意测验者,说他们的国家正在走下坡路,远不如上一代人过得好;说他们感到压力太大,难以忍受;说他们的孩子前景堪忧。即使在“9·11”事件发生之前美国最繁荣的时期,他们也是这么说。
  虽然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人的实际收入增长了一倍多,但是认为自己“幸福”的美国人的比例却没有任何增加,日本和西欧也是如此。50年来,尽管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创,人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人们的幸福感却没有相应增加。2l世纪伊始第一天,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说:“西方社会从未在任何时候享受像现在这样的繁荣和进步。”这句话并不只是政治家的外交辞令,客观地说,这是事实。然而,尽管美国和欧盟各国的公民们比历史上几乎所有人都生活得更好,但他们却仍然郁郁寡欢。
  许多人不仅没有认识到生活变好,反而感觉更差了。医院诊断的忧郁症病人数量与经济呈现可怕的同步增长。与半个世纪前相比,去除人口增长的因素,“单极型忧郁症”,一种总是感到抑郁不振的精神患者,却增长了十倍。
  当代的这种忧郁症也许是因为人类的天性所致。人们天生喜欢抱怨,无论条件怎样改善,总是追问为什么不能更好。就像法国作者雅各·不来勒所写的,“富人的孩子,圣人的孩子,谁会心存满足,不怀抱怨?”如果有一天伊甸园重现,人们可能还要抱怨园中只有牛奶和蜂蜜,食谱过于单调;狮子虽然很友好,叫声却尚欠温柔。
  在富足而自由的社会中,存在这样普遍的忧郁症和悲观主义,可能不只是人类的抱怨天性所能完全解释的。波士顿大学的艾伦·乌尔夫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首要问题是,“声称为最大多数人创造最大程度幸福的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制度,为什么会遗留这么多的不幸福感?”
  也许,每解决一个旧的问题,新的问题又随之而生,这意味着更好的生活水平并不一定保证更多的幸福感。也许西方社会已经迷失方向,在创造富裕的物质财富的同时,却制造如此多的压力,使人们无法享受所获得的财富。也许人们应该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观:少一点索取,多一些关注;享受所有,而不是希图所无;“金钱买不到幸福”不应该只停留在嘴上。也许欧美人还应该补上一堂关于感恩原则的基础课。
  针对发达国家个人普遍的郁闷感,我们将对此矛盾现象提出一些可能的解释。它们包括:
  ·新的焦虑取代了旧的焦虑。“选择焦虑症”(choice anxiety)便是其中之一。过去人们在各种社会习俗的束缚中苦苦挣扎,现在却因为拥有太多选择而感到苦恼。还有“贫穷强迫症”(abundance denial)。人们编制出详细的理论,力图说服自己在物质上仍然极端匮乏,从而成功地让自己相信生活并不幸福。另外一种是“崩溃恐惧症”(collapse anxiety)。这是一种普遍的思潮,认为美国和欧盟的繁荣不是真实可靠的,有朝一日,如发生经济或环境崩溃、恐怖战争或人口暴增,以及其他某些想象的灾难,便会土崩瓦解。此外还有“愿望满足周期症”(revolution of satisfied expectations)。当愿望得到满足,梦想终于实现时,人们却感到忧虑和不安。
  从“物质匮乏(material want)”到“价值匮乏(meaning want)”,社会正在经历一次根本性的转变。越来越多的人享受着稳定的生活,却逐渐感到生命缺乏意义。这样的转变并不表示人们不再是物质主义者,没有任何社会指数表明这种可能性。这只是预示更多的人不仅期望更高的物质生活水平,同时还将期望着更高的生活意义。这是一个艰难的任务,因为追求价值比追求物质财富更为困难。
  · 社会创造足够的闲暇和财富,还允许千百万人同时感到忧郁,对此我们终归应该感到庆幸。富足自由却感到不幸福,这种组合总比其他可能性要好一些。
  · 关于幸福和不幸福的最新心理学研究认为:宽恕、感恩和乐观,这些与他人相处的优秀品质实际上对于个人的幸福都是至关重要,最终是为你自己服务的。
  我们生活在有幸的时代,却不感到幸福。关于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未来,这个进步的悖论意味着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