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2期

难忘我在上海落实政策的日子

作者：陈锦华




　　事例之四，是有关电影《天云山传奇》和《庐山恋》的事情。这件事和事例之五关于演员剧团的房子问题，都发生在中央工作组撤离之后，但我同他们的交往都是在中央工作组时期结识的。不然，他们不可能找到我。从落实政策上讲，也是一脉相承的。上海电影厂拍的电影《天云山传奇》，在当时争议很大，有人说这个片子是骂共产党的，是为“右派”翻案。我当时是上海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兼市计划委员会主任。我在市人民代表大会上作关于国民经济计划工作报告时，特地加了肯定《天云山传奇》的话。后来谢晋见到我就说，哎呀，陈市长，你的话可是帮了我的大忙了!其实我当时并没有别的想法，就是认为这个片子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其中有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共产党人反思的。影片中那位后来平反了的“右派”，在桥上碰到以前整他的那个地委书记的时候，说过大意是这样的话：你们一定要知道，你们要过好日子，也得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感到这句话讲得极为朴实，其中蕴涵了生活的真理，还有比这更明白的道理吗？这是真心话，是大实话。我记得我这个报告的稿子在市委审议时，并没有人讲不同意见，而是一致通过。当然，我说话是负责的，如果这个片子遭受批判，上面讲话，那我也还是逃脱不了被指责的。
　　当年上海电影厂还拍了一部《庐山恋》，也非常有名。著名导演张骏祥对我讲过，《庐山恋》有突破，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恋爱禁忌的突破。他还说演女主角的张瑜演得很好。当时为了表彰她的出色表演，市委一位负责同志当众宣布要给她加一级工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时候张瑜的工资也不过六七十元，加一级也就是十块八块的事。可就是这十块八块也好长时间落实不了。为什么呢？原因是没有给演得好的演员加工资的政策，钱没有出处。可市委领导同志说了的话落不到实处影响就不太好了。后来这位市委领导同志找到我，让我给想想办法。我当时兼任市委劳动工资委员会主任，这类事归我管。于是我就把劳动局局长于永实找来，要他想想办法。大家坐在一起想来想去，最后终于想到了中央有个文件，规定给厂长有3％的升级权，上海电影制片厂可以算作工厂，师出有名，于是赶紧给上海电影厂的徐桑楚厂长打电话。就这样，张瑜的那一级工资总算加上了。这事儿搁在今天真是不可思议的。
　　事例之五，是关于演员剧团房子的问题。有一天，张瑞芳突然带着几个人闯进我家。张瑞芳跟我熟悉，有事也愿意跟我讲，那天找我是为演员剧团的房子的事情。那时候，赵丹、白杨、王丹凤等著名演员都是上海电影局演员剧团的。演员剧团原来在上海有栋花园洋房，“文化大革命”中被赶到一个临时工棚里，几间平房，100多号人站都站不开。现在他们看上了位于徐家汇的上海仪表局的一栋花园洋房，演员剧团想要，找了好多次都没有解决，于是就想起了找我。我听后，就给仪表局的局长打电话，问有没有这回事？他说有，说张瑞芳她们找过好几次，但这房子他们也要用，所以没答应。于是，我就在电话中同他商量解决办法。当时仪表局正在同美国的福克斯·波罗谈合资办仪表厂（美国总统里根访问上海时专门参观了这个厂）。我说你们把房子让给演员剧团，我批合资项目的时候，多批些钱，你们另外新盖一栋楼。他当即表示同意。我把结果告诉了张瑞芳、牛，他们喜出望外，高兴得恨不得给我磕头。
　　事例之六，是有关落实退赔政策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于原先通过赎买政策付给资本家的定息，停止执行了。在落实政策工作当中，中央工作组和上海新市委决定对这些都要进行退赔。那时候上海资本家很集中，按照情况要退赔30个亿，这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当时市委研究以后决定给中央作报告，明确表示要如数照退。上海退赔的最大的对象就是荣毅仁。他认为这件事情政府做得很对，办得很好。为了扩大政府落实政策在国际上和国内的影响，他带头到上海来领这笔钱。当时，他是带着夫人杨鉴清来的。这笔钱的具体金额，我记不清了，反正数目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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