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1期
随赵启正访日
作者：蔡名照
这是在中日关系出现一些麻烦的情况下，为促进两国有关方面加强沟通和交流的一次重要访问。
为使读者近距离感受启正的智慧和风采，故追记此次访日的几个片断。
富士山下的夜晚
抵日第二天傍晚，在紧张的拜访座谈之后，王毅大使邀请我们去看富士山。富士山是日本的象征，我几次来日本，但一直没有机会走到它的近前。
到达山下住地时，太阳已经西落。收拾完行李，启正、王毅和我对坐窗前，窗外是一片染上秋色的树林，林子的边际就是高耸入云的富士山，夕阳把整个山体映得通红，山顶的堆雪闪耀着金色的光芒，飘在山腰的云带在夕阳的折射下忽隐忽现。只是，在周围辽阔的原野衬托下，富士山多少显得有些孤寂。
凝视着窗外的景色，我们开始议论起白天的会谈。当天上午，我们在东京会见了日本经济新闻社社长杉田亮毅、日本前驻华大使谷野作太郎，中午与日中协会会长野田毅、理事长白西绅一郎共进午餐，下午在总理官邸会见官房长官细田博之。自从小泉首相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后，中日两国政治关系受到严重损害。在会见中，大家讨论的一个共同话题，就是如何打破中日关系“政冷经热”的僵局。杉田先生是长崎人，亲身经历了原子弹爆炸的悲剧，他说：“应该让日本人到中国的纪念馆去看看，这种做法比在教科书上学习要来得更加深刻。”七十多岁的野田毅显然精通中国的传统文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年轻人不知道那场战争给中国带来的伤害，如果美国总统每年去参拜在长崎扔原子弹的美国兵，日本人能不反对吗？”细田博之也说，“1980年我36岁时，开始从事与中国的经贸工作，深刻体会到中日两国一衣带水的含义。”这使我们真切感受到，在日本，中日友好仍然有着深厚的根基。
吃完晚饭，夜色已遮住富士山的身影。启正召集大家围坐在餐桌旁，讨论他接受TBS电视台访谈的细节。与启正共事四年，这是我第一次与他一起出差。平时印象，启正是个粗线条的人，说话快言快语，为人随和，衣着随意，他办公室的桌子、沙发、茶几上几乎堆满了各种书刊，也从没见他整理过。但此时，他却表现得格外细致。对访谈中可能涉及的问题，他一一做成卡片，把我们当作观众，演示回答时的论据、论点、用词、语气，请大家评头论足。
启正曾从事核物理学工作二十多年，用他自己常说的话，搞外宣是“半路出家”。其实，他正是得益于自然科学工作的习惯，勤于积累数据、积累文献。他在对外交流中，往往能用朴素简单的语言，把事说清，把理说透，使外国人能听得进去，听得明白。尽管这次访日前，在国内已作了充分准备，但是根据白天与日方交流的情况，启正又引导大家对一些问题再作深入讨论。他反复说，这次来日本交流，既要充分表达我们的观点，又要入情入理，让日本普通民众能够接受。凑着昏暗的灯光，启正认真记录着大家的意见，一遍一遍地推敲，直到深夜。
天刚蒙蒙亮，王毅大使就叫醒大家看日出。我们走上楼顶的阳台，清新的空气中透着秋末冬初的寒气，极目远眺，辽阔的原野里升腾着一层水雾，托着新出的朝阳依在富士山旁。朝霞里的富士山映衬在蔚蓝的天空下，显得那么雅致和清秀。迎着朝阳，我们向东京出发了。
与国会议员座谈
接下来的访问异常紧张，我们的车队每天从早到晚在东京往返穿梭。看着东京街头幢幢崭新的建筑，使人感到日本经济确实开始复苏了。
三天里，我们先后拜访了日本外相町村信孝、经团联会长奥田硕、自民党总务会长久间章生、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高村正彦，以及共同社、时事社、朝日新闻社、日本放送协会（NHK）、朝日电视、东京放送协会（TBS）等日本主流媒体负责人。启正在担任上海浦东新区管委会主任和国务院新闻办主任期间，曾与这些人多次会面，从一些人见到启正时兴奋地拥抱的神情看出，他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会谈中，启正坦率地对他们说，小泉参拜供奉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在中国罪行累累，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参拜表示严重不满是理所当然的，这不能用所谓的日本文化传统去辩解，更不能说中国干涉日本内政。
9日上午，我们在新大谷饭店举行座谈会，邀请15位日本青年政治家以“促进中日友好”为题交换意见。这些青年政治家大都三四十岁，分别来自自民党、公明党、民主党、共产党、社民党等，都是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的成员。
大家围坐在宽大的会议桌两侧，桌上几盆插花，姹紫嫣红，为会场增添了柔和的气氛。出身政治家世家的自民党议员林芳正首先发言：“目前的中日关系是‘政冷经热’。最近有一种说法，‘政冷’已经影响‘经热’了。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中国特别提到把日本与德国相比，但是大多数日本人不知道德国是怎么做的。”林芳正发言后，各位议员陆续作了简短的发言，态度友好但气氛略显严肃。这时，启正以轻松的语气接过一位议员的话题，说：“中日两国是近邻，两国友好对双方有利。比如，日本历史上有很多遣唐使到中国学习，带回了中国的文化成果，日本的文字就受到中国汉字的影响，这只是一个方面。在近代，中国又从日本吸收了很多文化成果。比如，汉语中的俱乐部、混凝土、物理学、化学、干部、立场等等词汇，都来源于日语。上世纪初曾有人统计，汉语中来自日语的词汇有九百多个。还有，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中国现代文学大师鲁迅先生都曾在日本学习，从这里吸收了民主的思想……”启正的一番话，一下子把双方的距离拉近了，会场的气氛开始活跃起来。
启正的确是善于沟通的演说家，他总能在双方的差异中找到共同点，在距离之间找到桥梁。即使是严肃的话题，他也能轻松幽默地表达；即使是尖锐的挑衅，他也能使其为我所用。2001年美国“9·11事件”发生时，启正正在德国举办柏林亚太周活动。晚上我给他打电话汇报工作。他告诉我，下午举行记者招待会，德国记者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美国遭到恐怖分子袭击后，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表示了对美国的同情，但中国的年轻人却在互联网上幸灾乐祸。请问是否有这种现象？他回答说：“我本人在上海工作时，建造了一座和纽约世贸中心几乎一样高的金茂大厦。金茂大厦在设计、管理方面与世贸中心有着良好的关系，现在它失去了一位好姐妹。至于你说到中国一些年轻人的反应，我想中国人口很多，在网上表达这种情绪的人不会超过千分之一。他们显然是联系到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和中美撞机事件，因此这只是他们一时的情感宣泄，不是哲学的思考，而你们德国人是有哲学传统的民族。”我问启正，德国记者什么反应，他轻松地说，“他们都笑了”，说完他自己在电话那头也大声笑了起来。
为了这次与日本青年政治家的座谈，我们作了详细的准备。启正手里拿着一摞卡片，记录着在网上查找到的各位议员的简历、爱好等资料，因此每位议员发言，启正都能对上话，显得亲切自然。共产党议员小池晃赞叹道：“赵先生到底是一个广报大臣，我听了你的话十分敬佩。你对日中关系的担忧，我能理解。日本的侵略战争是事实，日本应该在承认侵略战争的基础上开展外交。”
在相互信任的氛围里，赵启正坦率地阐明了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对当代日本人，我们没有追究责任的意思，‘江户的账不能让长崎来还’，”启正信手拈来一句日本成语，“但日本方面有人一再触动旧伤，中国人是很痛的。中国人对战争历史很敏感，我们并非鼓励仇恨，只是为了警惕今天和未来。中国人在别的问题上看法也许多种多样，但在战争历史问题上的观点是相当一致的。”赵启正接着说，“中国在近代约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是贫穷、虚弱和受欺凌的。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签订马关条约，中国赔偿日本2亿银元，这是当时中国两年的财政收入，相当于日本三年多的财政收入。大家可以想象，一个国家两年没有一分钱的财政收入会是什么局面？而日本用赔款发展了工业，改进了教育。日本孩子的教育普及了，而中国孩子失学了。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中国，中国失败了，又赔偿4亿5千万两白银。中国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就一年一年分期给。后来美国老罗斯福总统提出，没赔的钱就不要了，美国还把一部分钱用于中国教育，一部分钱建了大学，其他六国也响应了美国。但惟独贵国没有少要分文。中国电影电视中，关于鸦片战争的、关于八国联军的也有一些，但关于日本侵略的最多，这是因为这一百多年来日本侵略中国的时间最长。仇恨不能遗传，历史却不能遗忘，过去的贫弱不能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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