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1期
毛泽东决定下放知青始末
作者:白 丁
1965年下半年到1966年初,毛泽东认为,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共中央内部,已经产生了修正主义分子,他们是—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简称“小五界”)的领导权已经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了;在党、政府、军队里,也有一部分权力被这些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所掌握。如果不搞掉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因此,他下决心,要发动一场自下而上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篡夺的权力夺回来,以保证无产阶级江山永不变色。而要整倒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又必须先从“小五界”下手,这就需要搞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从“小五界”下手搞“文化大革命”,依靠谁?毛泽东经过认真思考之后,把目光落在了青年学生身上。
毛泽东说,“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前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
正是在对所谓“小五界”中存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全国各地高校和青年学生中,涌现出了一大批造反的青年学生,并且自发地组成了一个又一个松散的组织,产生了一些小头目。这些学生组织以“红卫兵”作为自己的名称。
1966年8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除了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等文件外,十分重要的内容,就是肯定红卫兵组织。
接着,毛泽东自己主动提出要接见红卫兵。
1966年8月18日,首都举行有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
参加这次大会的主要是北京和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大会召开之前,毛泽东并没有出席这次大会的打算。
当他得知参加大会的多数是红卫兵时,临时表示要出席这次大会。
他出席大会的主要目的,就是见一见红卫兵。
他还要求工作人员为他准备了一套绿军装。这是建国后毛泽东首次穿军装。
这个举动带有深意,说明毛泽东要直接管军队,还说明毛泽东鼓励军队要支持红卫兵造反。
当天,毛泽东身着绿军装,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几百名红卫兵的代表。
接着,毛泽东走过天安门前的金水桥,一直走到群众当中,同周围的许多人紧紧握手,并且向全场革命群众招手致意。
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很快就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
从国内报纸上发表的消息来看,全国出现一片欢呼和庆祝的声音,国外一些左派政党和组织也表示祝贺。
此后,全国的红卫兵组织展开了“破四旧”的大规模行动。
8月23日当天,《人民日报》发表两篇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好得很》,对红卫兵扫“四旧”表示支持。
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之后,中共中央于9月5日发出通知,决定全国各地的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全国很快就掀起了大串联的高潮。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
当天被接见的红卫兵约有100万人。
毛泽东这次接见红卫兵之后,党中央内围绕着红卫兵运动,明显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是完全肯定;一种是反对红卫兵造反时打倒一切领导干部,冲击工农业生产。这两种声音,在1966年8月17日出版的第16期《红旗》杂志上同时出现。
1966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周年纪念日。毛泽东决定把庆祝建国17周年大会和接见红卫兵合并进行,因此这次被接见的红卫兵比以前要多,有150万人。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天有的红卫兵组织在天安门广场打出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横幅,公开呼喊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毛泽东第四次接见红卫兵时林彪的讲话和《红旗》杂志社论,引导了红卫兵的斗争方向。
1966年10月18日,毛泽东第五次接见红卫兵。据毛泽东的警卫们回忆,他在这次接见红卫兵时,已经明显表现出很无奈的神情,他虽微笑着,但表情却很严肃。
1966年10月底,在北京的外地红卫兵越来越多,都要求毛泽东接见,不接见,他们就不走。无法,11月3日,毛泽东只好再接见红卫兵。这是毛泽东第六次接见红卫兵,人数比前几次都多,有200万人。
到1966年11月中旬,在北京的红卫兵更多了。无奈,毛泽东决定当月的11日接见红卫兵。这是毛泽东第七次接见红卫兵了。
这次接见结束后,毛泽东焦急地问周恩来:“我已经几次接见红卫兵了,为什么北京还有这么多红卫兵要接见?”
周恩来回答说:“你不见他们,他们不走啊。”
于是,毛泽东当即决定:“11月25日、26日连续两天接见红卫兵,让在北京的红卫兵都参加接见。接见完毕后,再不接见红卫兵了。由中央起草一个通知,以后串联再不实行免费了。”
1966年11月,上海发生了“安亭事件”,王洪文率一部分造反的工人卧轨拦车,造成全国主要铁路中断。
毛泽东明确表示支持这一事件。1967年1月,上海工人造反组织又夺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权,毛泽东又支持了上海工人夺权。这就是震动全国的“一月夺权事件”。此后,毛泽东主要瞩目的是工人。他在此后的一系列批示,都是支持工人造反夺权的,很少再有批示支持红卫兵夺权了。
对于青年学生及其组织红卫兵,毛泽东是不再信任了。不仅不信任,他还认为,这些青年学生是需要接受再教育的。
基于这一考虑,毛泽东采取了三个措施:
一是派工宣队进驻各学校,由工人维持学校的秩序,甚至在党委已经倒台的情况下,由工人代表来当学校的负责人;
二是派军宣队进驻各学校,由军代表主持学校的工作;
三是在后来成立的“三结合”领导班子中,让军队干部、工人代表、老干部代表担任主要领导人,青年学生代表虽然也结合进领导班子,但是位置排后,不担任主要领导工作。
再到后来,毛泽东看到,学校的秩序仍未稳定下来,而且全国的大学、中学都停课闹革命。加上全国各地都处于混乱之中,学生到了毕业期,却难以分配工作。怎么办?
毛泽东想出的办法,就是让大学毕业的学生到工厂、部队去,接受工人阶级和解放军战士的再教育,让中学毕业的学生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于是,大学生们逐步分配出去了,一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开展起来了。学校也相对安静了下来。
此后,红卫兵组织大多自然消失,红卫兵运动沉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