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10期
花翎漫笔
作者：吴 文
花翎在等级森严的清王朝，是一种“辨等威、昭品秩”的标识，非一般官员所能戴用。花翎本身有三眼、双眼、单眼之分，所谓“眼”，指的是孔雀翎上的眼状的圆花纹，一个圆圈就算作一眼。翎眼的多寡，也反映了严格的等级差别。按照清制，皇室成员中爵位低于亲王、郡王、贝勒的贝子和固伦额附（皇后所生公主的丈夫），有资格享戴三眼花翎；清宗室和藩部中被封为镇国公或辅国公的贵族，还有和硕额附（妃嫔所生公主的丈夫），戴双眼孔雀翎；五品以上，在皇宫服务的内大臣，前锋、护军各统领，参领（担任这些职务的人必须是满州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出身），戴单眼孔雀翎。可见花翎是清朝居某种地位的王公贵族特有的冠饰，而“外任文臣无赐花翎者”。在清宗室藩部内，即使是有资格戴用花翎的王公贵族们也并非生下来就可享戴花翎，而是在十岁时，经过必要的骑、射两项考试，合格后才能戴用。花翎如此高贵，因而在清朝特别被人重视和向往。
福建提督施琅，本是明朝将领郑芝龙的部将，他降清后隶属汉军镶黄旗。康熙年间，在平定台湾时立了头等大功，还建议在台湾屯兵驻守，以备抵御外来侵略者。他的功劳与建议得到了康熙皇帝的赞赏，被赐予御用袍等荣贵物品，封为“世袭罔替”的靖海侯。所得荣誉足够显赫，但是施琅却上疏，力辞侯位，而恳切要求“照前此在内大臣之列赐戴花翎”。这件事，引起朝廷的震动，大臣们认为在外的将军提督，无赐花领的先例。而眼光远大的康熙皇帝则特别下旨予以赐戴。拿封侯去换取一枝花翎，可以看出当时的崇尚花翎的风气。自施琅始，清最高统治者为笼络收买人心，鼓励臣下为其效力，开始把花翎赏赐给对封建王朝作出特别贡献的官员。乾隆皇帝曾明确宣称：花翎可“特赏军营奋勇出力之员”，并规定，“如有建立大功，著有劳绩，理应戴用（花翎）者”。这样，花翎的作用扩大，不仅是某种地位的标志，而且也成了显赫军功的象征。
大臣中因功赏赐的花翎，也有三眼、双眼和单眼之分。乾隆时功勋卓著的保和殿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傅恒，据《清史稿》本记载，曾先后被赐予双眼花翎两次、三眼花翎一次，每次他都感到诚惶诚恐，而上疏力辞，不敢戴用。乾隆以来直到清末被赐三眼花翎的大臣只有乾隆时的傅恒、福康安，嘉庆时的和琳，道光时的长龄、禧恩，光绪时的李鸿章、徐桐，总共七人。这也说明清统治者赐给臣下花翎是非常审慎的。据《啸亭续录》记载，大臣中赐双眼花翎的也不过才二十余人。难怪赏赐花翎，被看作是“宠遇尤隆”的“千古荣遇”，被赏赐的人能够对皇帝“感激涕零”了。
宗臣中最为显贵的是亲王、郡王和贝勒，按照清朝的规定，是不戴花翎的。而花翎这种贝子以下的“臣僚之冠”，由于日益为人所重视，也被亲郡王们所看中了，于是，一位郡王以担任前锋统领为理由，竟向乾隆乞戴花翎，乾隆认为“花翎用贝子品制，诸王戴之，反觉失制”。有一位大臣说：他年幼，“欲戴之以为美观”，乾隆这才说：“皆朕之孙辈，以为美观可也。”同意了这位郡王的要求。这样，亲王、郡王、贝勒就开始戴三眼花翎了。
花翎的赏赐虽然严格，但赶得巧，也可能在皇帝高兴时意外地得到它。《清稗类钞》中记载，新疆张格尔叛乱，道光皇帝“锐意太平，望捷若渴”。各省的文报，按照规定是由兵部经奏事处上报皇帝的。有一位宦况清凉的老司员，平常独乘驴车出入，行止都在别人后面，被人鄙为“寒伧翁”。擒获张格尔的捷报传来时，天色已晚，官员们都已回家，而兵部来不及派值班的人去奏报，凑巧这位“寒伧翁”仍在公署，于是便派他去报捷。道光皇帝听到平张的捷报后，大喜过望，下旨说：“报捷音者，赏戴花翎，着军机处行走。”老司员真可谓“时来运转”，受宠若惊；而当时的人也不得不叹服老司员的福气。
清朝后期，花翎的赏赐范围渐渐扩大。过去“非军功不准保荐”，“若建绩大臣及赏赐王公宗室大员子弟，（赏赐花翎）皆出自特恩”。到了道光二十八年（1848），恭修玉牒告成，定亲王载铨奏奖赏戴花翎，开了对在其他方面作出贡献的人保举花翎的先例。道光时刑部郎中耆龄还因平反冤狱有功被特赏花翎。后来则更有了捐翎的例制。鸦片战争后，清国库空虚，财政窘迫。广东洋商伍崇曜、潘仕成捐十数万两银子，无法褒奖，于是，被赐戴花翎，自觉荣耀无比。以后，清最高统治者就明确规定了捐翎的金额，花翎七千两实银，蓝翎五千两，不准折扣。蓝翎是与花翎性质相同的一种冠饰，以染成蓝色的鹖鸟羽毛作成，无眼。据此可知，清代各朝“花翎”尊贵显耀的程度是不同的。随着清王朝的衰败，花翎也在不断地贬值。但无论怎样，“摘去花翎”也是皇帝对臣子的一种极严厉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