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第1期
蒋介石与胡汉民
作者：江 地
胡汉民把眼睛一瞪，头一摆，什么话也没有说。
以后的日子，卞稚珊每隔三五天要去巡视一次。每次去，他总是看见胡汉民不说话，显得心事重重，抑郁寡欢。
卞稚珊只好和胡木兰交谈三五句，然后离去。
神秘使者潜入南京营救胡汉民
1931年8月上旬，一位神秘的人物从上海专程来到南京。
他照例悄悄住进了卞稚珊家里。来人就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喻培伦大将军的弟弟喻培棣。他要卞稚珊设法救出胡汉民。
原来，作为国民党第二号人物的胡汉民与外界隔绝后，很快就激起了国民党内部的反对。
在南京参加国民党统一政府的胡汉民派、孙科的太子派、张继的西山会议派等首脑人物都明白，蒋介石权迷心窍，是不择手段的。为了避免株连，他们纷纷潜去上海密谋对策。在广州与南京的国民党中央貌合神离，政治分会的元老派，如邹鲁、古应芬、肖佛成、邓泽如和两广实力派如李宗仁、黄绍雄、陈济棠、白崇禧、余汉谋、香屏翰、李杨敬等，对于他们视作政治支柱的胡汉民无端被扣，更是激烈反对。这时在香港的前北平扩大会议主席汪精卫，不甘心在前不久同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蒋的失败，又利用西南反蒋的机会，企图东山再起，于是，便与西南合作。大家联合在一起，与南京国民政府唱起了对台戏。
5月27日，广州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非常会议”，发表了反蒋宣言，并且成立了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和广州的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由唐绍仪、汪精卫、古应芬、邓泽如、孙科、李宗仁、邹鲁、许崇智、林森、萧佛成、陈济棠、陈友仁、李烈钧、熊克武、唐生智、蒋尊组成，推选汪精卫、孙科、古应芬为常委，汪精卫又一次当上了国民政府主席。
但是，这个临时组成的集团，各怀心事，离心离德。汪精卫利用国民政府主席这块牌子，表面上援胡反蒋，实际上为了他自己。盟主陈济棠援胡是真，反蒋也不假，但他总是想让人去打头阵，自己却不出人、不出力、不出钱。轰动一时的西南援胡反蒋活动，并没有达到迫使蒋介石恢复胡汉民自由的目的。
于是，在广州的国民党元老派派专人到上海，委托驻沪的曾经同胡汉民一道参加过广州起义的老战友熊克武、但懋辛、喻培棣等，就近设法援救。
“我奉锦公和老二哥之命来营救胡先生。”喻培棣对卞稚珊说。
锦公是熊克武。熊克武，字锦帆。1885年12月生于四川井研县。中国同盟会第一批盟员。1924年1月，由孙中山提名当选为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同年夏，被孙中山任命为建国川军部民司令，率2万人借驻湖南常德，整训部队。孙中山北上时，曾给他一封英文密函，嘱其部队带到武汉待命，他做了认真准备。孙中山不幸病逝后，他力排众议，率部到广州，准备参加北伐，却遭蒋介石、汪精卫陷害，被囚禁于虎门达两年之久。1927年被释放后，他坚决表示不与汪、蒋合作，密谋进行反蒋。
老二哥即但懋辛。但懋辛，字怒刚，1886年1月生于四川荣县，与熊克武同学，在日本东京加入同盟会，参加过广州起义。1924年11月，孙中山应北京政府电邀北上“共谋统一建国之方略”，但懋辛随同前往。1929年，但懋辛与熊克武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主要招收川籍学生，家庭贫寒而有志于学者均可到中国公学读书，食宿也可以得到妥善解决。
“为这件事，西南已采取各种办法，蒋介石仍顽固地拒绝释放。现在远水不能救近火，如果采取军事行动营救还有许多顾虑。所以，才多次商请在沪诸老同志就近设法，最低限度要暗中保护他的生命安全。”喻培棣又补充道，“当然，最好是想尽一切办法，营救他出险。”
卞稚珊一边听，一边静静地思考。
当年，即1925年，汪精卫、蒋介石为夺熊克武的几万部队，捏造熊克武派但懋辛与陈炯明勾结。图谋颠覆广东政府的罪名，将熊克武扣留，通缉但懋辛。当时，卞稚珊任熊克武部一师一团团长。熊克武被扣后，群龙无首，官兵分散，各自谋生，遭遇凄惨。
“当时胡先生亦在蒋介石的监视之下，虽对我们很关心，但心有余而力不足，现在老蒋旧性不改，又以同样的手段来陷害胡先生，无论公谊私情，我们都不能袖手旁观。但如何下手，颇为踌躇。”喻培棣说，“锦公想到老蒋既把胡先生交你负责监视，便可能从中想出一个两个办法。因为大家是多年共患难的朋友，相信你也不会坐视，所以我亲自来一趟，把希望完全寄托予你。”
过了一会儿，卞稚珊说：“去年我能同你们到武汉反蒋，今天当然要设法救胡。不过需要研究出行之有效的办法，千万不能草率，以免打草惊蛇。”
“的确需要考虑周全。”喻培棣说，“我看是不是这样，你设法让我和胡先生会晤一下，把内外情况交换后，再作计议。”
卞稚珊考虑到保安队上下对他虽无恶感，但也无特别的好感；而蒋介石惯用权术，今天用自己，但不一定就信任自己；再说，四处都有蒋介石的耳目，不能保险没有人盯着自己。因此，他对喻培棣说：“你务必要准备好谈话内容，时间不能多耽搁，而且要见机行事。”
第二天，卞稚珊照平时一样，前往孔宅巡视。喻培棣化装后随卞稚珊前往。到了胡汉民楼下，卞稚珊以请胡院长写书法为名，叫喻培棣把宣纸送上楼去。
喻培棣乘机上楼见到了胡汉民。
秘密会见胡汉民
见到喻培棣，胡汉民很是高兴和激动。
胡汉民早年就与喻培棣和他的哥哥喻培伦熟识。
1910年11月，胡汉民同孙中山、黄兴等在南洋槟榔屿开军事会议，准备发动广州起议。翌年1月，在香港设立起义指挥部，他任秘书课长。1911年4月27日，黄兴发动广州起义时，胡汉民与宋教仁未及时赶到，次日晨他到达广州时，起义已失败。喻培伦大将军在这次起义中壮烈牺牲，胡汉民当时十分悲痛。
喻培棣扼要将外面的情况和来南京的意图向胡汉民作了说明。
“这几个月来，前后来看我的人共十多个，他们语调不同，用心则一，可以说他们都是蒋介石的传声筒。”胡汉民叹了一口气说，“唉，这也难怪，我的遭际尚且如此，他们焉能不自保安全？”
蒋介石除了派戴传贤、邵元冲、吴稚晖3人对胡汉民进行劝说外，又增派陈布雷、张静江、于右任、叶楚伦、宋子文、孔祥熙、张群、吴铁城等前后11人对胡汉民施加压力，要他放弃反对制定约法的主张，但始终遭到胡汉民的拒绝。
“这些人的意图，大概可以分为两个，一是在南京召开国民会议以前，要我放弃主张，不再反对，仍然可以恢复我的名誉地位。对此，我当然不能为蒋介石而开此先例。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关系到国家法制的根本问题。我不能忘记总理的建国大纲精神。如蒋介石要一意孤行，由他自己负责。”胡汉民说，“二是西南成立国民政府以后，这些人不断啰嗦，理由是，要我顾全大局，一致对付共产党，要我亲笔函劝西南，恢复统一，然后他们才有向蒋疏通的余地。亏他们想得出来，说得出来。”
胡汉民继续说道：“我想，目前蒋介石不敢公开杀我，顾虑的是可能遭他暗害。特别是近来各方面形势紧张。这一手，他蒋介石是做得出来的。我并不怕死，所不甘心的是死得不明不白———”
“院长……”喻培棣急忙打断了他。
“你同锦帆、怒刚诸兄热情可感，不知来此可有妥善办法？”
“院长，熊先生和但先生对整个形势已经缜密考虑过，不管局势如何演变，大家一致认为目前救人第一，我此来正是为了此事。”
喻培棣接着说：“熊先生和但先生想到有一人可托，所以要我亲自来与院长联系。”
“哪一个？”胡汉民立即追问。
“卞稚珊。”
“卞稚珊？”胡汉民一听，反而失望地说，“他，他把我看得这样紧，哪会救我！”
“院长，今天与昨天不能同日而语，你知不知道，他就是卞小吾烈士之后，与我们一军有一段很长的历史关系，是一个能够共患难的同志。”喻培棣对胡汉民说，“去年，他可以同我们到武汉反蒋；今天，又能让我单独进来会你，这难道是一般朋友能做到的吗？”
直到这时，胡汉民才知道近几个月来暗地关照自己的卞稚珊的一些情况。
卞稚珊生于1899年2月，重庆江津人。他的父亲卞小吾，天资聪慧，15岁时考取秀才。1902年，到上海参加了蔡元培等所组织的爱国学社。1904年2月返渝，创办《重庆日报》。因其鲜明的战斗性，引起了社会的广泛重视，也引起了清廷的恐慌。1905年6月1日，卞小吾赴女工讲习所授课，步行至重庆七星岗附近时，被清廷差役拘捕。四川同盟会支部会员熊克武、杨伦白、但懋辛等四处营救，但卞小吾还是被谋杀于狱中，身中70余刀，血溅一地。辛亥革命成功后，他被追认为“辛亥革命烈士”。卞稚珊作为烈士后代，13岁时被保进孙中山、黄兴在南京创办的学校学习，后保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先后在熊克武部下任营副、副团长、团长，又接着在黄埔军校任四期教官、五期步兵第6中队中校队长、六期上校大队长少将校务委员、南京军官学校教导营主任教官、中央宪兵司令部副官处长。1930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发动中原大战时，也曾同熊克武、但懋辛等潜赴武汉秘密策划反蒋活动。
“既然是这样，那好。”胡汉民很兴奋地说，“我在这里，情况不明，也没有成熟的意见。你们商量怎么办，就怎么办。最好是趁蒋介石忙于江西军事，出其不意，给他一个措手不及。”
最后，胡汉民对喻培棣说：“我希望你请卞稚珊明天能够来同我谈一谈。”
三套周密的营救计划
喻培棣从胡汉民处回到卞稚珊的住宅。
他和卞稚珊反复密商，初步拟定了三个营救方案：
之一，和平谈判，恢复胡汉民自由。自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排斥、打击、残杀共产党人，破坏、践踏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大政策后，国民党内部派别林立，互相争权夺利。蒋介石派打着伪中央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的旗号，取得了美、英帝国主义大量的援助，表面上统一全国，实际上，两广、四川、西北、东北各地方军阀都保持半独立状态，割据一方。当然，蒋介石对此很不满意。在国民会议召开后，蒋介石如愿以偿。但是，也因此激起西南成立国民政府以相对抗，使蒋介石在政治上暴露了弱点，在军事上不能实现两广军队在南面包围江西红军的计划。现在江西红军一再胜利，他更需要西南合作。而汪精卫念念不忘的是国民党中央的党权、政权。过去，联合冯、阎发动反蒋中原大战，目的亦是为此。而今虽然当上了西南国民政府主席，但他并不满足于偏处西南一隅的局面，只要满足了他的欲望，那他就什么事也做得出来。至于胡汉民，此时自身难保，无暇他顾；只有在脱险以后，再谈国事。鉴于以救胡出险恶为当务之急，决定以暂时妥协为上策，主动满足蒋、汪的需要。和平解决的办法就是建议西南由元老派出面，以恢复胡汉民自由为条件，撤销西南国民政府组织。
之二，安排内线，择机逃离。假如计划之一不能实现时，就运用个人权力，布置心腹，选择有利时机，离开孔宅。由胡汉民慎选精干可靠人员，秘密介绍给卞稚珊。卞稚珊利用批准先遣队补充缺额的职权，把介绍来的人员安插到警卫孔宅的中队值勤。表面上是保安队警士，实际变成了胡汉民的侍从人员，这就为胡汉民提供了随时可以化装溜走的条件。决定出走之前，必须做好三项准备工作：一是在双龙巷东西口，越出监视线外的黄泥岗或丹凤街待选定适当地点，准备好接应汽车或布置接应站，以保证胡汉民溜出孔宅后，能够安全去往上海。二是要严格要求冒充警士的同志，利用值勤机会，沉着地掩护胡汉民溜走后，留在原岗位，照常服务。这个人必须在胡汉民离开一天后，才能自由行动。因胡汉民从不下楼，警卫人员也从未上楼，门警不逃，胡汉民去上海才有充分的行动时间。三是胡汉民走后，胡木兰和女佣还需留下，照常在楼上活动，以麻痹孔宅周围潜伏哨的监视。
之三，在计划之一、之二条件还不成熟时，预防蒋介石突然袭击。为确保胡汉民的生命安全，这是迫不得已而采取的紧急措施。具体行动是利用卞稚珊有权准许胡汉民出游汤山这一有利条件，到时由卞稚珊亲自出马，与胡汉民同车，表示亲自监视。选择中途预定接应地点，多备现钞，以备在有变情况下收买随行卫士。万一不听指挥，即先发制人，用武力强迫服从，同到上海。要钱给钱，要官给官。以卞稚珊所知的保安队素质，在重奖之下而又有卞稚珊承担责任，他们求之不得。蒋介石惯用金钱收买异己。今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过这一计划，不能期其万全，既有冒险成份，非不得已不能采用。
第二天，卞稚珊即以去取胡汉民书写的单条为由，上楼迳直来到胡汉民的书房，因为此房可以避开周围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