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秦所以能够统一六国的原因战国时期七国争雄，战争频繁，其激烈、残酷的程度都远远超过了春秋时期。 　　由于铁器的使用，无论兵器、兵种、战略战术，都有了显著的进步和发展。由此也产生了许多著名的兵法家如孙膑、吴起、廉颇、白起、王翦等等。三晋是法家的发祥地，魏国最早变法。后来商鞅入秦，秦的变法实际是从魏传播过去的。但是秦的商鞅变法，比当时任何国家都要彻底深入。这是秦所以能够战胜六国和最后统一的重要原因。 　　战国时期各国进行变法，是为了“富国强兵”，而“富国强兵”是为了战争。“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一切矛盾都已爆发，只有依靠武力（战争）和生产才能解决。梁襄王见到孟子时首先提出了“恶乎定”的问题。孟子回答说：“定于一”，又说：“惟有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襄王当然听不进去。孝公接见商鞅时，商鞅最初讲“王道”，继讲“霸道”，孝公都不爱听，最后讲“富国强兵”的道理，他听着不觉膝行而前。可见战争已是当时解决一切矛盾的出路。 　　战国后期的战略战术已不但在夺取敌人的一地一城，而且在摧毁敌人的战斗力，如秦国白起于前279年攻打鄢郢之战中，楚竭力抵抗，久攻不下。白起竟采取引水灌城的办法，在鄢的城西筑堤，引水为长渠（今湖北宜城西）把水从城西灌入城东，使楚国军民溺死者数十万人，表现出极度的残酷性。楚国因此迁都于陈（今河南淮阳县）。前262年，秦赵长平之战中，双方相持达三年之久，都消耗了很大的兵力。赵国终于被迫投降。白起竟然将全部投降官兵四十五万人活埋，这是灭绝人性的举动。 　　战国末年，六国兵力不但失去抵抗能力，而且还内部腐化。秦国于是采用兵法家尉僚子的策略，派间牒到六国活动，不惜用大量的钱财收买、贿赂或离间君臣将相之间的关系。如秦灭赵时，赵军竭力抵抗，最后却因赵王的宠臣郭开受秦贿赂，造谣李牧、司马尚谋反，赵王改用李葱和颜聚代替李牧和司马尚，后来又杀李牧。结果秦王翦大破赵的代郡。又如齐国灭亡前，齐王建的相国侯胜“多受秦间金玉”因而加速了它的灭亡。 　　此外还有一个原因，秦国对六国进行战争时，不但拓地西戎，而且向西南的巴蜀地区开发经营。楚国原来也在那里开发金矿，建立岷山庄王。但是秦占领汉中、黔中之后，楚与巴蜀的交通便被隔断，秦得以更加积极地经营巴蜀，发展水利事业，使巴蜀成了秦的经济资源仓库。后来它又消灭了义渠，使游牧经济也有所发展。东方六国只有楚国领域广阔，资源丰富，齐国沿海，可以收鱼盐之利，但是总不如秦的富厚。至于三晋的兵力虽然很强，但是韩魏处于中原，四处受到战火的威胁，所以三晋一弱，秦的兵力已所向风靡，势如破竹。战争不但是政治力量的决赛，而且愈来愈成经济力量的决赛。（二）郡县制——地域关系的基础三家分晋、田氏篡齐，标志着战国时期的开始。通过变法和战争，由秦统一六国、从而建立了以地域关系为基础的郡县制君主专制国家。 　　郡县制开始于春秋时期晋楚和秦等国。晋国赵简子的誓师辞里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左传》哀公二年）可见春秋末期，县还比郡大，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县和郡都是新被兼并过来的土地。它并不分封给卿大夫贵族作为封邑，而由君主直接统治。县，悬也；郡从君从邑，就是君主的邑。它们往往设置在国家的边境上，有一套自成系统的军事组织和政治组织，因此逐渐形成为地域关系的地方行政区域，和原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封国采邑不同。 　　晋楚秦等国于春秋初期已经有县的出现。楚国最初的县，其县公也是世袭的，如申被灭亡后，建立申县，第一个县公为申公斗班，申公斗班以后，继任者为申公斗克，即是斗班之子。又如晋的原县，第一个县大夫为赵衰，称为原衰，而继任者为赵衰之子赵同，称为原同。又如楚的申公巫臣，晋以为邢大夫，而巫臣之子世袭为邢大夫。战国秦汉以后，由于小农经济的广泛出现，世袭贵族统治体制已逐渐瓦解，而成为君主直属的地方行政组织了①。战国时期，由于各国战争频繁，边地增加，从而形成郡县制，从此由郡而统治县。如魏的上郡有十五县，赵的上党郡有二十四县，赵的代郡有三十六县，韩的上党郡有十七县。秦楚燕的郡县制都是效法晋国的。商鞅变法集小（都）、邑、聚为县，凡三十一县或四十一县。因此原来聚族而居的村落，必定有许多被改编为县，从而打破了血缘的纽带关系。 　　如前所述，秦昭王根据范睢的建议，在战争中，每克服一城一地，就随即置郡。如前222年，王翦平定楚江南地，降服了越，置会稽郡。前225年，于取得燕地以后，置渔阳郡、广阳郡，又在魏地（原为宋地）置泗水郡。攻取齐地以后置薛郡。前223年，灭楚后置九江郡、长沙郡①等等。故争为郡县制的形成作了开路先锋。 　　由于郡县制的确立，全国农民都编入于户籍，所谓“户籍相伍”（前375年），政府按户籍征收赋税，并根据户籍“计口授田”，征收地租，同时实行郡县征兵制。 　　秦统一以后，郡县制已成为全国君主专制中央以下的地方行政组织，但是宗法封建制与郡县制之间也依然存在着矛盾与斗争。 　　前221年秦王政已正式称号皇帝，但是丞相绾说：“诸侯被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无以填之，请立诸子。”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都同意丞相绾的意见，廷尉李斯却表示反对，他说：“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同意李斯的意见。这是第一次关于封建和郡县之间的斗争。 　　前214年，始皇巡游各地回来，在咸阳宫置酒宴会，表示庆贺。但是卜士淳于越又旧话重提，要恢复封建制。李斯这时已是丞相，他又坚决反对，言词激烈。他说：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拒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平下，禁之便！ 　　据此可见，秦统一以后，体制问题是尚未解决而又必须解决的问题。因此李斯提出如下的办法，所谓：“焚书坑儒”事件也就是这样产生的。李斯因此进一步提出：（1）史官非《秦记》皆烧之；（2）非卜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62页。 　　①《资本论》第三卷第410页。 　　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史见知不举者同罪；（3）令下三十日不烧，黔为城旦；（4）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5）若欲有学法令者，以吏为师。这条例是非常残酷的。从秦统一以后，郡县制已确立为不可动摇的国家基础。尽管以后王朝还有反复，但基本上始终未变。 　　（三）君主专制下的统治方式秦统一后，始皇自称为“皇帝”，这是前所未有的至高无上的称号。商周时期最高统治者称为“王”，战国时期各大国也都称“王”。现在秦既统一六国，所以它要另取一个高于王的称号。李斯等大臣说：“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秦始皇说：“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如议”。同时，始皇帝取消了给王死后取谥号的办法，他自称为“始皇帝”，后世以数计，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这“皇帝”的称号，标志着他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它的国家与古代宗法封建制国家不同，它是建立在以地域关系为基础上的君主专制国家。因此它的官制、法律、礼制都标志着它的特色和性质。《秦始皇本纪》说：“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秦自商鞅变法，一直以法家学说为国家的理论基础和政治路线。秦统一以后这条路线始终不变。 　　皇帝是全国的最高统治者，凡军事、政治、经济的大权都掌握在他的手里，一切官僚都是为他服务的，法律就是根据他的意志和命令制订的，全国臣民都必须严格遵守，不得违犯。按照法家的理论，国君应该掌握两个武器，一就是“赏”，一就是“罚”；前者是人人所喜爱的，后者是人人所畏惧的，所以国君只要掌握好和使用好这两“柄”武器，就能把国家治理好。此外为了防止大权旁落，臣民阳奉阴违，弄虚作假，国君还必须掌握“术”和“势”（权力）以补“法”之不足。“术”就是不使臣民有空子可钻，以售其奸，“势”就是权力，按韩非子说法皇帝就是权力的象征。 　　在皇帝的统治之下，中央设置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它们分别掌管政治军事和监察三项任务。此外还有九卿，它们是负责皇室、宫廷、宗庙之管理警卫以及财政和祭礼、礼仪的官。在地方上，郡设守、尉监，在县设令、丞、尉，它们的职务和中央一致。 　　战国和秦的官制与古代宗法封建制下的贵族制不同，皇帝对官吏有任免权，官吏不能世袭；实行俸禄制，官在则有俸禄，不在官，俸禄也就取消。地方官吏对于中央每年应该向上级报告政务、财政收入等情况，不得隐瞒。皇帝及中央有权监察地方官吏的政务、财政和有无不法行为之权。秦虽然还有封君的存在，但是封君只具征收当地的租税和征发徭役之权，而无行政权，土地和人民仍是属于中央的。秦代还实行二十等爵制，但它只是作为官阶、俸禄、权利的一种标准，因此它与过去贵族的世卿世禄制还有不同。 　　作为儒家的荀子到过秦国，他对于秦的官制、兵制以及富庶的情况都表示赞美，但是他总觉得不施礼义、不顾人民的利益是不能长治久安的。这个批评很有道理。秦二世时，秦的官僚制度已经完全腐化，赵高弄权，“指鹿为马”，竟无一人敢说真话。丞相李斯也被害死。 　　国家是阶级矛盾到了不可调和的时候产生和形成的。春秋以后，周的政权不断地下降，由“政在方伯”到“政在大夫”，结果由三家分晋、田氏代齐开始了战国时期。七雄并争，又通过变法和战争，由秦统一六国，终于形成了以地域关系为基础的郡县制君主专制国家。 　　就阶级关系说，一方面是以皇帝为首的军功贵族和官僚地主构成统治阶级，另一方面是农民和工商为主构成被统治阶级。由于严刑苛法和赋税徭役的增加，他们动辄犯法，陷身于奴隶、刑徒、赘婿、盗贼，因此他们成为农民起义的同盟军。以财富差别为标准的阶级关系毕竟代替了等级关系。 　　一切变革或革命，都关系到所有制的变革或革命。由于土地“王有”的观念始终未变，因此授田制虽然名为国有，实际还是变相的“王有”，公社农民变为“编户齐民”，实际还是皇帝的私有财产。但是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可怜的小农经济毕竟已经形成，从秦到汉之际，终于造成“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局面。奴隶也成了“与牛马同栏”（王莽语）可以买卖，但是始终是家长奴隶制。王莽改革的措施中规定：“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历史几乎出现了倒流。 　　地主必须是官僚地主，才有存在和发展的可能，举几个例子来说：吕不韦原是一个大商人，他为了扩大“门户”，以抵押于赵的秦公子子楚为“奇货”，做了一次政治投机买卖，获得成功，因而做了秦的相国。他以黄老思想的经济自由为指导与门客合著一部《吕氏春秋》，与法家君主专制的思想有某种对抗的因素，结果遭到族灭身亡。 　　战国时期，楚国的春申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齐国的孟尝君，所谓“四公子”，都是贵族，因此他们才能发财致富，仍旧是因贵而富的，而不是因富而贵的，不过他们毕竟是官僚地主和官僚商人，而不是贵族了。 　　不过，那时候土地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已是必然的趋势。君主专制建立在小农经济为经济基础上，大土地所有制对君主专制是不利的。因此，中国历代君主专制者与大土地所有制发生矛盾和斗争。 　　商鞅变法为了富国强兵不得不多少扶植小农经济的发展，以提高他们的积极性和战斗力，但是商鞅死后，由于连年不断对外战争，赋税徭役成倍成数十倍地增长。为了北防匈奴，兴建巨大的万里长城，从内地输送粮食和士兵到前线去，农民逃亡者不计其数。后来罪隶、刑徒、赘婿及最贫苦的“闾左”都被征发，矛盾激化，只短短的十五年历史的秦王朝，就这样在农民起义的洪流中被淹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