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作物，古代称作谷。谷的品种相当多，故有“百谷”之称。其中主要的品种，是“五谷”。《孟子·告子》说“五谷者，种之美者也。”关于五谷的解释，说法不一，而多用以指黍、粟、麦、稻和大豆。这五种谷，在先秦时期固然是主要的粮食作物，一直到现在还在不同程度上分别保持它们的传统地位。 　　黍甲骨文中黍字作■，上部系穗形披散，正是黍的特征。黍原产我国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已有发现。《夏小正》中有种黍、耰黍的记载。卜辞中黍字凡百余见，其他粮食作物的字多者数十见，少者数见、一见。黍在《诗经》中出现的次数亦占各种作物的名称的首位。可见黍在夏商西周是最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这是因为黍有耐旱、耐碱、生育期短的特点，正好与黄土地区干旱多盐碱地的自然条件相适应。黍类与杂草竞争能力强，尤其适宜在新垦田中种植，在农垦之初种植特别普遍。但它的产量不及粟，其在粮食生产中的地位亦次于粟①。 　　到了春秋时代，黍的地位明显下降。《春秋》重视禾麦，罕言黍。人们以黍配鸡饷客，可见黍是比较珍贵了。但在北方，黍仍然保持它作为主粮的地位，如《孟子·告子》说：“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穆天子传，载周穆王西征时沿途国家多以■麦相饷。■也是黍属，粘者为黍，不粘者为■。 　　粟粟，在先秦时代亦称禾、稷、齋。粟耐旱，也是黄土地区天然适应性的植物，被公认原产于我国黄河流域。从考古材料看，早在距今七八千年即已成为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甲骨文中禾字作■，表现了粟穗攒聚下垂的特点，是粟的原始象形字。由于粟早已是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卜辞中的禾已成为粮食作物的共名①。于是又出现了齋作为粟的专名。甲骨文中，齋字出现的次数仅次于黍。在《诗经》中，禾是谷类总名，间或亦作粟之专名，而更多是以稷名粟。稷之未秀者称苗，稷实称粟，好粟为粱。稷在《诗》中出现次数虽比黍略少，但加上其别称禾苗，粟及别称粱、秬、芑，则出现次数多于黍及其别称，正与粟作为主要粮食作物的地位相当。②春秋时代，①黍好吃，但产量低，为贵族常食，一般平民以稷为食，丰年亦食黍饭，如《周颂·载芟》：“或来赡汝，载筐及筥，其饟伊黍”。郑笺：“丰年之时，虽贱者犹食黍。”孔疏：“《少牢》、《郊特牲》大夫士之祭礼食有黍，明黍是贵也。”《玉藻》：“子卯■食菜羹，为忌日贬而用稷，是为贱也。贱者当食稷。”卜辞中黍出现次数特多，是由于殷人好酒，黍是酿酒的主要原料，且商代新垦田较多，故频繁卜测黍之年底。 　　①卜辞中有“受黍年”、“受來年”、“受齋年”而无受禾年，即其证。②近世学者多有训稷为黍属之不粘者，这是因为唐宋以后稷、■音近而被误认为一物的缘故。其实稷与■的古音并不相同，唐以前学者训稷为粟，明确无误。自新石器时代以迄隋唐，粟一直是我国最主要粮食作粟的地位继续上升。《左传》所载谷物以禾为多。 　　《汉书·食货志》载董仲舒语：“《春秋》它谷不书，至于麦禾不成则书之，以见圣人于五谷最重麦与禾也。”《论语》中粟作为民食，作为俸禄，作为赋纳，出现次数最多。以后《墨子》、《孟子》、《荀子》、《管子》等书均菽粟并称，视其为当时人民的主粮。《吕氏春秋·审时》，则把禾放在粮食作物之首。由此可见，粟在先秦时代始终是黄河流域的主要粮食作物。麦甲骨文中有来字作■■，是小麦植株的象形，上部有下垂的叶子，穗直挺，似强调其芒。《说文》：“来，周所受端麦来，一来二缝（缝即夆，指麦芒），象芒束之形，天所来也，故为行来之来。《诗曰》：贻我来牟。”剥去这一传说神秘的外衣，它只是表明小麦和大麦并非黄河流域的原产，而是传入的作物。正因为如此，在卜辞中来已用以表示行来的来了。于是又在来下加文作为小麦的名称，这就是麦（■）字。迄今为止，黄河流域没有发现过东周以前的小麦遗存。最早的小麦遗存发现在新疆孔雀河畔的古墓沟墓地，距今约3800年左右，初步鉴定为普通小麦。在距今2800年的天山北麓巴里坤石人子第遗址中亦有炭化小麦出土。成书于战国时代的《穆天子传》记述周穆王西游时，现新疆青海一带部落馈赠的食品中亦有麦。这些事实表明，原产西亚的小麦很可能是通过新疆河湟这一途径传进中原的。传进时间当在原始时代之末或文明时代之初。 　　先秦时代种植的麦类包括小麦（称麦，古称来）和大麦（称麦，古称早），一般秋种夏收，被称为“谷之始”（《管子·轻重己》），有“接绝续乏”之功，亦利于作物轮种。但需水量比粟黍大得多。因此，它在黄河流域是随着金属工具的推广和生产技术的进步而逐步发展的。商代和西周麦类种植并不普遍。①春秋时代以后，麦作在近海而雨量稍多的黄河下游地区获得较大发展。春秋时代东方《诗》多有言麦者，如《卫风·载驰》：“我行其野，芃芃其麦”种麦面积似已不小。《左传》中种麦的记载更多。据《周礼·职方氏》并郑注，产麦的有青、兖、豫、并四州，与东周诗和《春秋》经传所载大体相合。《礼记·月令》季春“祈麦实”，孟夏“登麦”，仲秋“劝种麦”，对种麦十分重视，主要反映了春秋以后东方情况。相比之下，黄土高原直到汉代种麦还是不多的。 　　稻我国是栽培稻的起源地，早在距今七千年前，长江下游地区已出现了发达的稻作文化。《周礼·职方氏》辨天下之财用，周知其利害，“扬州宜稻”，物。稷被尊为五谷之长，并成农神之称呼，这就象禾由粟的专名转变为谷类共名一样，是粟在粮食作物中崇高地位的反映。古人言五谷者，多有稷而无粟。《周礼·职方氏》、《礼记·月令》所载主要粮食作物中，亦有稷无禾，《吕氏春秋·审时》、《睡虎地·秦简·仓律》中则有禾而无稷，而其余作物各书所载即大略相同。显然稷就是禾，就是粟，否则，于文献记载，于考古发现都是说不通的。①卜辞中麦字除后期用作地名外，仅十余见，一条“食麦”，其余均为“告麦”，这是为掠夺邻近部落麦田而进行的占卜。《诗经》中的西周诗，麦仅见于黄土高原的陕西。 　　“荆州宜稻”。《史记·货殖传》：“总之，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这些材料说明我国南方自古产稻；种稻是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农业的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先秦时代北方产稻地区比现在为广。《史记·夏本记》说大禹治永后在北方发展水稻生产。《周礼·职方氏》载除荆、扬宜稻外：青、幽、兖、豫、并亦兼宜稻，唯雍、冀二州未言宜稻。但从《豳风·七月》、《唐风·鸨羽》、《小雅·甫田》、《白华》、《周颂·丰年》、《鲁颂·閟宫》等诗篇看，雍、冀二州也产稻。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是黄河流域先秦时代比今天温暖，宜种稻的下隰地较多。战国时代下隰地虽然减少，但农田灌溉发展起来了，尤其是黄河及其支流两岸的盐碱地，相当一部分在灌淤后改为稻田（漳水十二渠及郑国渠即其例），这使北方的稻作继续得到了发展。先秦时代北方种稻地区虽然很广，但种植面积却不大，在黄河流域的作物构成中，稻比不上黍稷甚至菽麦的地位。稻和粱都是珍贵的食品，食稻和衣锦一样看成是高级的享受。先秦北方的稻大多是用来酿酒的。 　　大豆我国是世界公认的大豆原产地。大豆在先秦称菽。菽字始见于金文。在《大雅·生民》中，周人追述其先祖后稷从小种植“荏菽”，亦即大豆。这意味着我国原始社会末期可能已有大豆的栽培。但目前最早的大豆实物遗存，是山西侯马出土的春秋时期大豆。《豳风·七月》及《小雅》一些篇章中谈到烹菽、采菽和获菽。除栽培大豆外，似乎还在采集野生大豆。东北地区诸侯似乎很早就种大豆。《逸周书·五令解》记载山戎（山戎是与东胡有密切关系的少数民族，春秋时在燕国之北）向周成王贡献特产“戎菽”。《管子·戎》说：“（齐桓公）北伐山戎，出冬葱及戎菽，布之天下。”这大概是一种优良的大豆品种，进入中原后，深得中原人民珍爱，获得迅速推广。春秋末年及战国时代，诸子书言民食多把菽粟并提，说明菽已居主要粮食地位。①从睡虎地秦简有关资料看，菽、麦的价钱比禾（粟）贱，说明大豆生产直到战国末期仍然是很普遍的。 　　大豆生产在战国时代迅速发展并非偶然。战国时代从休闲制转变为连作制，而豆科作物与禾谷类作物的轮作正好适应了新条件下维持地力的需要。大豆可以春夏两季播种，是一种“保岁易为”的备荒作物。它对土壤和气候条件的要求不高，山区隙地都可种植，这也适应了当时扩大耕地面积的需要。粮食作物构成和布局先秦时代粮食作物构成和布局有如下特点：第一，粟一直是最主要的粮食作物。黍是主要粮食作物之一，但其地位逐步下降。水稻自大禹在中原地区推广后，在黄河流域分布之广泛仅次于黍稷。麦、菽是重要粮食作物，其地位在春秋以后不断上升，尤其是菽，成为战国时与粟并列的主粮。麻在粮食作物中不占重要地位。从先秦实际情况看，①如《墨子·尚贤中》：“贤者之治邑也，蚤出暮入，耕种树艺，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荀子·王荆》：“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 　　五谷应为黍、稷、稻、菽、麦。 　　第二，商代和西周，大抵以黍、稷为主。春秋时代黄河下游地区以禾、麦为主，黄河中游地区仍以黍、稷为主。战国时代以粟、菽为主。 　　第三，从地区看，黄河中下游以粟、黍、菽、麦等旱粮为主，长江流域及以南以水稻为主，北方以黍■为主，西方以■麦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