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中国境内独立的国家不止七个，但国势强盛、互相雄长的，则只有秦、楚、齐、魏、韩、赵、燕七国，史称“战国（指有力作战的国家）七雄”。这时的七个强国，都想在战争中吞并其他国家，进行着激烈的决定存亡的战争。战国初年的六十年间，魏国是个风头十足的国家，在它西边的秦、东边的齐、南边的韩、楚，北边的赵，没有不受它的侵略的。各国称王后，周王室的余威完全消灭。各国也就无需另寻理由地锋刃相指了。此时的秦国，既已“出柙”，六国的外交政策不外两途，即所谓“合从（纵）”和“连衡（横）”，或简称“从”、“衡”。自魏衰后，六国中声势足以与秦相埒，力量足以左右局势的惟有楚和齐。这两国若再倒坍，秦国统一天下便可注定。秦国在战国中期的合纵连横变化中，逐渐强大起来。到了秦孝文王、秦庄襄王时，秦的统一已到大势所趋，水到渠成的境地，最后便由秦始皇完成了吞并六国的事业。
魏、齐争霸与“会徐州相王”
魏国自从魏文侯任用李悝实行变法，就开始强盛起来。文侯、武侯两世，魏灭中山国，东面屡败齐人。西面侵入秦之河西，派李悝、吴起守西河、上郡，一再挫败秦国的进攻。到武侯子惠王时，实行改革，更加强盛。公元前361年，惠王从安邑（今山西夏县）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市），从此更加紧了对宋、卫、韩、赵等国的进攻。
在魏国进一步强大的同时，齐国由于齐威王的改革，秦国由于商鞅变法而都强大起来。
公元前354年，由于赵国夺去了魏国的附庸卫国，魏国就起兵伐赵，率宋、卫联军围攻赵都邯郸，次年破之。于是，赵国向齐求救，齐威王派田忌为将，孙膑为师，前往救援。孙膑认为魏国的精锐部队在赵，内部空虚，乃“引兵疾走大梁”，魏军回救本国，齐军乘其疲备，“一举解赵之围而收■于魏”（《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在桂陵（今河南长垣西南）取得大胜，“擒庞涓”（《孙膑兵法·擒庞涓》）。但在公元前352年，魏惠王调用了韩国军队联合打败了齐、宋、卫的联军，齐国不得已向魏求和（《水经·淮水注》引《竹书纪年》）。次年，魏国便迫使赵在漳水之上结盟，并把邯郸归还赵国，魏在东线取得了胜利。
这时的秦国，正在奋发图强，公元前354年曾打败魏军于元里，攻取了河西的少梁；公元前352年又攻入魏的河东，一度攻取了安邑；次年又包围固阳，迫使归降。后来，魏国和齐、赵先后结盟讲和。到公元前350年，魏又回头向秦反攻，曾围攻上郡的定阳（今陕西延安市东），结果秦孝公在彤（今陕西华县西南）与魏惠王相会修好，因而魏在西线也取得了胜利。这时的魏国，就一般形势来说，仍很强盛，但其力量还是敌一国有余，敌天下不足。因而在公元前344年，魏自称为王，“广公宫，制丹服，旌②建九■，以七星之■”（《战国策·齐策五），“乘夏车，称夏王”（《战国策·秦策四》），俨然摆出天子的场面来。同时，魏惠王还有心去做盟会中的霸主，于是在公元前344年召集逢泽（今河南开封市南）之会。邀了宋、卫、邹、鲁等国国君和秦公子少官来参加会盟，并同去朝见周天子。逢泽之会可以说是魏惠王势力发展的顶点，也可以说是战国时期连横局面的开始，这是黄池以后从来未曾有过的大型盟会。
公元前342年，魏国向韩进攻，三战三胜，直入韩国。韩向齐国求救。
齐威王在次年当魏、韩打得精疲力尽时，派田忌、田婴为将，孙膑为军师，以十万大军应战。孙膑利用魏军骄傲轻视齐军，采用了“减灶诱敌”的计策，逐日减少营地军灶数目，三天之内从十万灶减到五万灶，再减到三万灶，制造齐军大量逃亡的假象，迷惑敌人。魏国果然中计，庞涓因之曰：“我固知齐军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过半矣”。于是，只以少数精锐轻装部队兼程追赶。到了马陵（今山东范县西南），正好天黑，马陵道狭而旁多险阻，魏军进入齐国伏兵的包围圈，顿时“齐军万弩俱发，魏车大乱相失”（均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结果庞涓自杀，太子申被俘，魏军主力被歼，遭到了惨重的失败。《孙膑兵法》中具体说明了把许多战车和武器作为障碍物，怎样在急迫中歼灭“窘处隘塞死地之中”的魏军，取得了“取庞□（涓）而擒太子申”（《陈忌问垒》）的战果。魏兵本来是训练有素的精锐之师，经过此次大败之后，精锐完全损失，接着韩、楚、齐、秦四面来进攻。魏国除了自守外，再也振作不起来了。
公元前341年，齐、秦、赵从三面向魏进攻，魏国曾向秦反攻，失败了。公元前340年，魏国派公子■和秦国商鞅交战，公子■中计被俘，这是魏国的又一次惨败。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卫鞅亦被杀。但继位的秦惠王（当时尚称惠文君）承袭了富强的基业，到秦惠王八年，魏割黄河以西地方入秦，到秦惠王十年，魏再割黄河以西的北部地方上郡入秦。自此以后，秦、魏就以黄河为界，重新恢复了春秋时期秦、晋旧界。
魏国因受齐、秦的夹击，不断失败，因而展开了多边的外交活动。首先在公元前334年，采纳了相国惠施“以魏合于齐楚以按兵”（《战国策·魏策一》）的建议。通过齐相田婴的关系，率领韩国和其他小国国君，到齐的徐州（今山东滕县东南）朝见齐威王，尊他为王，齐威王也称认魏惠王的王号，此即所谓“会徐州相王”。战国时代七国中，除楚国早已称王外，魏在逢泽之会，自称为王，齐的称王即由此次会盟始。于是，魏、齐地位相等，共分霸业，缓和了两国的矛盾。齐、魏两国在“徐州相会”，则是赵、楚、②《管子·乘马》云：“方六里为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马也。一马，其甲七，其蔽五。四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车辆”。这就是说，在六里见方的范围内，要出兵车一辆，包括马四匹，甲士二十八人，蔽兵（防护战车的兵二十人，白徒（步兵）三十人，共八十七人。这叫做“乘马”制度。秦等国不能容忍的事，所以，公元前333年，赵肃侯派兵围攻魏的黄城（今河南内黄西）；楚威王亲率大军，进围徐州，打败了齐将申缚：秦国也以魏为“腹心疾”（《史记·商君列传》），不断攻魏，并使公子繇作为质子送到魏国。然后张仪前往魏国，游说魏惠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无礼”（《史记·张仪列传》），魏国因而把土郡十五县包括少梁在内一起献给秦国，互相言好。这样，黄河天险也就为秦所掌握了。
公元前325年，魏、齐徐州相王后的第九年，秦、韩也相继称王。韩国由于经过昭王、申不害的治理，国力比赵、燕强，所以韩比赵、燕先称王。公元前323年，秦国派张仪和齐、楚大臣在■桑（今江苏沛县西南）相会，目的在于拉拢齐、楚，以便向魏进攻，这是张仪的连横政策。同时，公孙衍出任魏将，号为犀首，采取合纵的策略，发起“五国相与王”（《战国策·中山策》）。参加的五国是：魏、赵、韩、燕、中山，从这年起，赵、燕、中山也开始称了王。
在各大国纷纷拉拢与国，开展激烈的斗争中，便产生了所谓合纵连横的运动。“从（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衡（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所谓一强，是指秦国。秦在西方，六国皆在其东。六国中任何一国与秦的结合是东西的结合，东西为横，故称“连衡”；六国共相结合是南北的结合，南北为纵，故称“合从”。所谓纵横家，就是适应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而产生的①。他们鼓吹依靠合纵连横来称霸，或者建成“王业”，宣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均见《韩非子·五蠹》），“纵成必霸，横成必王”（韩非子·忠孝》）。张仪、公孙衍的一纵一横，其声势可以倾动天下。所以《孟子·滕文公下》引景春说：“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当时六国“诸侯之地，五倍于秦；料度诸侯之卒，十倍于秦。并力六国为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战国策·赵策二》），因而秦最怕合纵的成功，直到后来六国都被证明已经失去单独对抗秦的力量的时候，秦人还“■■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轧已也”（《荀子·强国》）。合纵虽然对山东六国有利，但是，一则由于各国没有一个不想侵夺别国领土扩大自己，再则由于秦国连横政策的破坏，正如秦惠王所说：六国“诸侯不可一，犹连鸡之不能俱止于栖之”（《战国策·秦策一》），各国之间，不断侵伐。
合纵连横中楚、齐的削弱自魏衰后，在东方六国中能与秦抗衡者，只有楚、齐。但是，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楚、齐两国在纵横捭阖的变化中逐渐削弱了下来。
楚的衰落经过长期的战争，魏已衰弱，当时的形势已由魏、齐争战变成了齐、秦争强。公元前318年，公孙衍的“五国伐秦”以楚怀王为纵长，但是，实际出兵与秦作战的，只有韩、赵、魏三国。次年，秦派庶长樗里疾与三晋在修鱼（今河南原阳西南）交战，把三晋联军打得大败，齐又倒戈攻①《周礼·地官·乡大夫》职云：“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从来注释家认为，七尺是二十岁，六尺是十五岁（详孙诒让《周礼正义》）。《周礼》所说的，大体上也是战国时代的制度。这里所说：“五尺”当是十四、五岁的成童。《荀子·仲尼》有“五尺之竖子”，《管子·乘马》有“童五尺”之称。
赵、魏，这次纵约，不待秦人破坏，先已瓦解。越一年，秦灭蜀，并灭巴，国土增加了原有的一倍以上，与楚的巫郡、黔中相接。
如果当时的齐国和楚国联合起来，势力颇大，于是秦国便开始图楚。公元前314年，恰巧燕国有内乱，齐宣王命令匡章带了“五都之兵”，会同征发来的“北地之众”，向燕国进攻，仅以五十天的时间攻下了燕都，燕王哙身死，子之被擒后处醢刑而死。齐宣王虽然自己夸耀“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五旬而举之”（《孟子·梁惠王下》），但因齐之破燕破坏了国际均势，各国环顾不安，酝酿救燕，加之齐军在燕“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盂子·梁惠王下》），过于残暴，结果“燕人叛”（《孟子·公孙丑下》），齐军终于撤退。
正当中原各国因为齐国攻破燕国，纷纷图谋伐齐存燕的时候，秦国又进攻中原。公元前314年，秦攻取了魏的焦（今河南三门峡市西）和曲沃（今三门峡市西），又打败韩军于岸门（今河南许昌西北），迫使韩国不得不向秦国屈服。于是秦。韩、魏三国和齐、楚两国就形成了两个对立集团。秦国为了破坏齐、楚的联合，使张仪人楚，以商于（今河南浙川内乡一带）之地六百里的许让为条件，诱得楚怀王与齐绝交，但旋即食言。怀王大怒，于公元前312年，发兵攻秦，战于丹阳（今河南丹水北），楚国大败，秦俘楚将屈■及副将等七十余人，斩首八万，又取楚的汉中郡（楚汉中不是秦汉中，秦汉中为南郑即西成，在陕西境内；楚汉中即楚上庸，在湖北境内）。怀王愈怒，再以倾国之兵袭秦，战于兰田（湖北钟祥西北），又是一败涂地。韩、魏两国还趁火打劫，攻楚至邓（湖北襄樊市北）。在这两次战争中，秦国取得了楚的汉中，使关中和巴蜀连成一片，从此排除了楚对秦国本上的威胁，秦更强盛起来。
大约在公元前306年，齐又提议合纵，自为纵长，邀楚参加，楚怀王因受秦国的欺骗，而且两次被秦打败，因而同意参加。但是，秦国恐怕齐、楚联合，于已不利，将上庸（今湖北竹山）之地六县还给楚，楚竟变卦，并与秦国互相婚姻。公元前303年，齐、魏、韩便连兵讨楚背约，怀王使太子质于秦，请得秦的救兵，三国才退去。但在次年，楚太子斗杀秦大夫，逃归。秦国借此机会，便联合齐、韩、魏，攻楚方城。接着又给了楚国两次惩创之后，秦又忽然和楚“亲善”起来，并且请求怀王亲至秦、楚交界的武关会盟。楚怀王本想不去，又怕得罪秦国，加之儿子的催促，便应命前往。他一入关，秦的伏兵便把关门闭起，把他劫持到咸阳后，朝章台宫，如同藩臣一般。秦人要他割让巫郡、黔中，以为释放的条件，他答应了，但秦国要先得地后放人，怀王愤而拒绝。在秦羁留了两年，公元前297年，楚怀王想试逃归，事泄，秦人截住楚道，他从间道走赵，正要往魏，秦兵追至，把他押回。次年，楚怀王病发而死。楚国愤然与秦绝交。过了三年，秦大败韩军，“斩首二十四万”之后，投书楚怀王于楚顷襄王曰：“楚倍秦，秦且率诸侯伐兹，争一旦之命。愿王之饰士卒，得一乐战”，顷襄王吓得心惊胆战，立即“与秦平”，次年又“迎妇于秦”（均见《史记·楚世家》）。
在秦、齐两大强国合纵连横的斗争中，地处南方的楚国成为首当其冲的对象。楚国不但陆续失去了大片土地，而且怀王被拘死在秦国，国势从此衰落不振。
秦、齐的联合称帝公元前295年，秦国兔除了赵武灵王所信任的楼缓的相位，改用魏冉为相。次年，齐国也采取祝弗的计谋，驱逐了亲魏的大臣周最，改任秦的五大夫吕札为相。秦国为便于攻取韩、魏的土地，齐国为便于灭亡宋国，相互联合起来。由于秦、齐两国的联合，韩、魏遭到秦的大规模进攻。公元前293年，秦将白起在伊阙（今河南洛阳市东南）打败韩、魏两国军队，斩首二十四万多人。公元前288年左右，魏昭王通过赵国李兑的关系献地与赵惠文王，企图依靠赵国攻秦。正当这时，宋国发生内乱，赵、齐联合攻宋，秦乘机攻赵，这时，李兑虽然发起了赵、韩、魏、楚、齐五国攻秦，但因齐国不能切实合作，无功而罢。
自楚衰后，齐、秦在列国中形成了东西对峙的局面，秦国为了打击邻近自己的赵国，秦昭襄王于公元前288年约合齐■王同时把尊号升高一级：秦王为西帝，齐王为东帝。这一提议，一方面表示了他们的特殊地位，同时也有着秦、齐平分天下的意义，企图达到离间齐与东方其他国家的关系，阻挠它们的联合。
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十三》对秦、齐称帝的意图说的非常清楚，意思是说：齐攻宋，秦取魏之上党，韩魏从，进而攻赵，秦取韩之上地（指赵之上党），齐取赵河东。赵从，秦取韩之上地（指韩之上党），齐取燕之阳地（指黄河以北齐、燕交界处的燕地）。
“三晋大破，而（攻楚），秦取鄢”，“齐取东国（指楚的东地）、下蔡（即蔡国所迁的东来）”。“齐、秦虽立百帝，天下孰能禁之。”但是，不久齐■王接受了苏秦的计谋，认为“伐赵不如伐宋之利”，要天下“爱齐而憎秦”，以便“间举宋”（《战国策·齐策四》），乃废除帝号，表示和各国的平等。《战国纵横家书四》记载了一段重要历史，说：“齐赵遇于阿（山东阳谷东北）..臣与于遇，约攻秦去帝”。这里的“与于遇”是参与了这次会晤的意思。可见，苏秦参加了这次会见，齐王和赵王达成了去帝攻秦的协议。
齐■王受劝复称王后，秦昭襄王也随之取消了帝号。秦、齐两国互尊为帝虽然时间不长，但由此可见当时两国势均力敌的情形。
齐的骤衰齐■王的帝号虽已取消，但是他的野心并没有减弱。过了两年（公元前286年），他起用韩珉为相，多次向宋发动进攻，终于把宋攻灭。这就是《战国策·燕策二》所说的“三覆宋，宋遂举”。接着，又南割楚的淮北，西侵三晋，并且打算吞灭西周。所以，泗上邹、鲁等小国的君主，个个震恐，向齐称臣。
灭宋以来，齐的国力大为损牦。燕昭王为了伺机报复公元前314年齐破燕都，占据三年之久的仇恨，发奋图强，“卑身厚币，以招贤者”，“吊死问生，与百姓同其甘苦”，经过二十八年努力，使得“燕国殷富”（《战国策·燕策一》），便于宋灭后二年（公元前234年），联合秦、楚和三晋，大举伐齐。燕将乐毅率师长驱进击，攻入齐都临淄。燕昭王亲自到济上慰劳军队，封乐毅于昌国（山东淄博市东南），号昌国君。乐毅破齐后，把三十年前齐军在燕京的暴行照演一遍。这泱泱大国的首都六七百年所积的珠玉财宝、车甲珍器被动一空。齐■王出走，连历邹、鲁等国，到处碰钉子，又回齐国，结果为楚国淖齿所杀。别国士兵饱掠■归后，燕兵继续前进，六月之间，攻下齐国七十余城，除了莒和即墨外，齐国的郡县都成为燕的郡县，齐国国上仅剩五分之二。
莒和即墨之所以能够支持，因有田单在。田单出身于国君疏远的宗族，原为临淄的市椽。燕军破齐后，他东走安平（今山东临淄东北）。燕军攻破安平，他的宗族依靠特制的铁笼来防御，得以安全退保即墨。即墨大夫战死，田单被推为将军。公元前279年，燕昭王被杀，其子惠王即位。燕惠王猜忌乐毅，改用骑劫为统帅，乐毅逃往赵国。骑劫改变了乐毅的“修整燕军，禁止侵掠，求齐之逸民，显而礼之，宽其赋敛，除其暴令，修其旧政”（《资治通鉴》周赧王三十一年）的指导方针，对于齐的降卒滥施剿刑，还挖掘城外坟墓，焚烧尸体，激起齐人的强烈反抗。田单为了迷惑燕军，使老弱妇女登城守望，又派人把黄金千镒送给燕将，麻痹他们。接着田单用牛千头，披上画有五彩龙纹的■衣，角上缚着兵刃，尾上柬着灌有油脂的芦苇，并把城墙凿了几十个洞，在夜间点燃牛尾上的芦苇，使火牛狂奔到燕军中去，后边五千壮士随同火牛向前冲击。田单的“火牛阵”大败燕军，杀死骑劫，把燕兵全部驱逐出境。田单因此封为安平君（《史记·田单列传》）。所以《荀子·议兵》说：田单是“世俗之所谓善用兵者也”。从公元前284年六国攻齐到田单复国，前后有五年之久的齐、燕之战，对于齐、燕两国都没有科益，得到好处的就短期来说是楚、魏，楚、魏两国共同分取了淮北之地。就长期来说是秦，因为楚本来积弱不振，虽然得到了领土，好处还是有限；魏国只是在齐、秦两国夹攻之间，稍缓一口气而已，威胁尚在，而秦国却扫除了东方的劲敌，于是战胜攻取，都是秦国的天下了。
秦国独强与长乎之战和邯郸之围楚、齐两大强国衰落之后，山东六国中算得上强大的只有赵国了。公元前270年，因为赵国不履行交换城邑的协议，秦国派了中更胡阳越过韩的上党，向赵的险要地区阔与（今山西顺县）进攻，赵派赵奢前往援救。赵奢在离邯郸三十里处驻屯了二十八天，坚壁增垒，麻痹秦军，待掌握秦军动态后，乘其不备，以两天一夜的时间，赶至前线，以一万人占据了北山，居高临下，大破秦军。
公元前266年，秦昭襄王采纳了范睢（即后来化名的张禄）的远交近攻以便“得寸则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的兼并方针，以及“毋独攻其地，而攻其人”（《战国策·秦策三》）的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策略，在公元前265年，秦军大举向韩进攻，切断了韩本土与上党郡之间的联系。公元前262年，韩把上党郡十七县献给赵国。赵派廉颇率领大军驻守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防备秦军，秦也派自起进攻长平，开始了战国以来从未有的大战。
由于廉颇筑垒固守，赵、秦两军在长平相持了三年，不分胜负。公元前260年，秦以反间计说赵孝成王曰：“秦之所恶，独畏马服子①赵括将耳”，赵王因以赵括代廉颇。赵括为将后，一反廉颇的措施，向秦军发动进攻。白起采用了迂回的运动战术，先在正面佯败后退，诱赵军深入，待赵军到了秦军的壁垒下被阻，后方也被秦军二万五千人切断，秦军将赵军分割为两部分。赵军战斗不利，筑壁垒坚守以待后援。秦昭襄王得悉秦军完成了对赵军的包围，亲赴前线，并征发河内十五岁以上的壮丁开到长平，用来堵截赵的援兵和接济的粮食。赵军被围，四十六天不得食，分为四队轮番向秦反攻，仍不能冲出重围。最后赵括亲自带兵搏战，被射而死。于是，赵军大败，全军四十多万全部被俘，白起除“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外，“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均见《史记·白起王翦列传》）。在这次战争中，损失严重的赵国从此也衰弱了。
公元前259年，秦国军队攻取了赵的太原郡，全部占有了韩的上党郡。
①免老，本谓达到老免年龄，这里当指老人。
这年九月，秦派五原大夫进攻包围了赵都邯郸。长平之战惨败的赵国人民，对进攻邯郸的秦军作了英勇的抵抗，秦军不断失利。秦昭襄王改用王■代替王陵，秦相范睢又起用郑安平为将军，于是郑安平成了进攻邯郸的主帅。公元前257年，魏、楚两国图谋救赵。魏安厘王派了将军晋鄙带了十八万大军驻在汤阴（今河南汤阴），魏军因畏俱秦国，犹疑不定，不敢前进。魏相信陵君魏无忌为了救赵，设法偷了魏王的虎符，假传王命，带了勇士用铁椎击杀了晋鄙，夺得了军队指挥权，挑选八万精兵攻秦。同时，楚国春申君黄歇也派景阳领兵救赵。邯郸城下的秦军，在赵、魏、楚三国军队的内外夹击之下大败。秦将郑安平在赵军围困下带了两万人降赵。
赵邯郸之围虽解，但自此以后，山东各国均已削弱，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独抵御秦国的进攻了。
诸侯割据的结束与秦的统一秦国虽在邯郸之围失败，但其主力并没有受到很大损失，因此稍事整顿后，于公元前256年，秦昭襄王进攻西周君，西周君被迫尽献属邑三十六、人口三万户和未散的宝器。同年，周赦王死，无后，周朝断祀，九鼎迁秦。公元前249年，秦庄襄王又把都于巩的东周灭掉，于是周王室先于六国而亡。公元前256年，秦昭襄王已经衰老，名将自起又被疑忌诛死，而继承昭襄王的两个君主，一个享祚三日，一个享祚三年，秦王政又以冲令践位，这些都影响了秦的统一事业的迅速发展。
赢政为王时，秦国已是七国之最强者，但因他年仅十三，大权落入吕不韦之手。吕不韦培植私人党羽，“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史记·秦始皇本纪》），并“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经，二十余万言”（《史记·吕不韦列传》），发动舆论制造个人声望。在庄襄王死后，吕不韦与始皇间的矛盾逐渐显著，始皇九年，太后的宠臣■■作乱，被夷三族，太后迁于雍。此事虽然连及吕不韦，然因其奉先王功大，并且宾客辩士为其游说者众，故未致于法。始皇十年，以齐人茅焦之说迎太后于雍，复归咸阳，免吕不韦相，并令出咸阳，就国河南。十一年，吕不韦就国岁余，而宾客使者相望于道，始皇恐其生变，致其函曰：“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史记·吕不韦列传》）吕不韦恐诛，饮■而死。此后，秦国实权才真正回归始皇之手。公元前237年，始皇亲自掌握国权，重用尉缭和李斯。这时尉缭献计说：“以秦之强，诸侯譬如郡县之君，臣但恐诸侯合纵。..愿大王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史记·秦始皇本纪》）。李斯也出类似计谋，秦王乃“阴遣谋士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其良将随其后”（《史记·李斯列传》），加紧策划灭亡六国的行动。在六国之中，韩最弱。公元前233年，韩王安被秦胁，对秦公称臣。公元前231年，韩把残存的南阳地献给秦，秦使内史腾做南阳假守。次年，秦内史腾攻韩，俘获了韩王安，灭了韩国，把所得韩地建置为颖川郡（《史记·秦始皇本纪》、《韩世家》）。
公元前229年，秦将王翦、杨端和率领大兵攻赵，为李牧、司马尚所败。赵王宠臣郭开受了秦国贿赂，使言李牧、司马尚欲反，赵杀李牧。次年，王翦大败赵军。赵公子嘉率其宗族几百人奔代郡，自立为代王。但六年以后，公元前222年，代仍被秦军所灭。
公元前227年，秦派王翦、辛胜攻燕，燕、代两国发兵抵抗于易水以西。次年，秦更大举攻燕，攻下燕都蓟城，燕王喜迁都辽东郡。秦将李信追击，燕王喜杀太子丹求和。公元前222年，秦派王贲攻燕的辽东，虏燕王喜，亡燕。
公元前225年，秦派王责攻魏，魏人坚守大梁。秦人引黄河水灌之，三月后大梁城坏，魏王假出降而亡。
公元前225年，秦派李信、蒙武攻楚，初步得到胜利。楚军乘秦军不备，跟踪反击“三日三夜不顿舍，大破李信军”（《史记·王翦列传》）。后来，秦改派王翦领兵六十万向楚进攻，大破楚军于蕲（今安徽宿县东南），迫使项燕自杀。接着，秦军攻入楚都寿春，俘楚王负刍。公元前222年，王翦更平了楚的江南地，降眼了越君，置会稽郡，楚亡。
当秦先后灭韩、赵、魏、燕、楚五国时，齐相后胜接受秦的贿赂，又使宾客受秦金，共劝齐王“去从（纵）朝秦，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五国既亡，秦兵于公元前221年，攻破齐国，俘齐王建，齐亡。
秦国从公元前232年到公元前221年，仅仅用了十三年时间，便将山东六国消灭，完成了海内统一的大业。
秦国所以能够完成其统一中国的历史任务，是由许多因素促成的，而各国人民渴望脱离战乱之苦和秦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的优势，当是其重要原因。
战国时代，在大规模的残酷战争中，全国人民遭受了深重的苦难。如同苏秦所说，一场大战，所有战死者的安葬、医药费用和车马武器的损失，“十年之田，而不偿也”（《战国策·齐策五》）。
据说，韩、魏两国在秦国的进攻下，“刳腹折颐，首身分离，暴骨草泽，头颅僵仆，相望于境，父于老弱系虏，相随于路”，“百姓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亡为臣妾，满海内矣”（《战国策·秦策四》）。当时的人民是战争的最大受害者，都有反战情绪，因而就有墨子的“非攻”、“兼爱”的思想产生。为了免除战祸，需要和平，需要政治的统一。
在人民心理都趋于政治统一和周天子不起作用的当时，人民的愿望和思想总要有一个寄托。所以墨子就说：“然计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而以尚同一义为政故也。天下既已治，天子又总天下之义，以尚同于天”（《墨子·尚同下》）。孟子针对当时兼并战争中“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的情况，也说“定于一”，而且认为只有“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梁惠王上》）。荀子认为“天下归之谓王”（《王霸》），就是说，做到天下归心，就能完成统一的“工业”。《吕氏春秋》不但提出了建立统一的集权国家的迫切要求，同时还明确指出了“民之所走（归向）”是在建立统一的集权国家过程中“不可不察”（《功名》）的问题。由此看来，要求政治上的统一，到了战国时期已经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只是“尚”那一种“同”、“定”于那一种“一”，各家有不同的说法而已。当时的思想家所说的“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志在于天下，而不在一国，也反映了这种统一的要求。
秦之所以为七国之雄，而“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者，与商秧变法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如李斯所说，秦“孝公用商鞅之法，移凤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两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鄙、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纵），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令。昭王得范睢，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均见《史记·李斯列传》）。这就是说，有了六世之经营，秦在经济上、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已经具备有统一天下的条件。秦始皇统一六国，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使整个中国从战国割据混乱的局面下摆脱出来，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秦始皇不仅完成了中原地区的统一，还进一步在秦、楚两国经营西南少数族地区上完成了西南地区的统一，还统一了今天的江浙南部和福建一带东南沿海瓯越和闽越地区；统一了今之两广一带的南越地区；又击退了匈奴贵族对中原地区的扰乱，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幅员辽阔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这不仅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也符合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同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战国时期边疆的少数族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战国时期中国境内有很多的民族，它们多数已经从原始社会过渡到了阶级社会。中原华夏各国同各少数族的关系，在春秋时代主要表现为激烈、复杂的斗争。到了战国时代，其间的斗争虽然未曾停止，但融合已经是主要的倾向。
北方与西方的少数族在燕、赵、秦的北方有东胡、林胡、楼烦、代、义渠、■、■、匈奴等族外，还有中山国。
三晋的北边，有林胡、楼烦，燕北有东胡、山戎，东胡以东有秽■、肃慎。东胡、楼烦和林胡，史称“三胡”。东胡，约有今辽宁西部和西北部、河北北部和内蒙古哲里木盟、昭乌达盟一些地方。林胡，约有今内蒙古河套地区。楼烦，约有今山西西北部和内蒙古集宁一带。不少北方民族被燕、赵两国所征服。赵武灵王曾大破林胡、楼烦，把占领的土地新建置为云中、雁门和代郡。公元前265年，赵将李牧又“破东胡，降林胡”（《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燕昭王时，燕将秦开“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史记·匈奴列传》）。燕亦建置了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在辽宁、内蒙古和河北北部一带，近年发现不少属于战国时期的古墓，出土有不少的青铜剑、戈、匕首和工具、马饰。有的墓中还有铁器和燕国铜市。这些古物无疑是东胡或秽、■人所遗留下来的。从这些古物能够清楚地看到中原文化对于他们的影响。
春秋以来，秦的北边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陕西有羌、绵诸、混戎、翟、原等，再向西敦煌、祁连一带有月氏，天山以南有楼兰、龟兹、于阗等，准噶尔沙漠以北有乌孙、呼揭等。春秋战国之际，“是时义渠、大荔最强，筑城数十，皆自称王”。秦国不断对周围各族发动进攻，公元前461年秦灭大荔（在今山西大荔），公元前五世纪中叶到四世纪中叶，绵诸（在今甘肃天水市）、乌氏（在今甘肃平凉）、翟（在今甘肃临洮）、■（在今甘肃陇西）先后为秦所灭。羌族居于黄河上游的赐支河、湟河一带的广阔地区。春秋战国之际，秦厉共公时，一个叫做无戈爱剑的人，成为羌戎的酋豪。羌族本以射猎为事，爱剑“教之田畜”，受到羌人拥护，羌人部落逐渐依附于他。秦献公时，羌人的一支“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分开。后来的越■羌、广汉羌、武都羌就是这支羌人的后代（均见《后汉书·西羌传》）。羌和秦有过密切关系，秦孝公时，羌人首领曾随秦太子朝见周显王。秦并原，羌族被迫向西迁移。义渠是秦国西北最强大的戎族，它约占今之陕西北部、甘肃东北部径水、渭水以北地方和宁夏少数地方，可见义渠疆域之广。义柒的都城在今甘肃宁县。义渠和秦国不断有征战，《史记·匈奴列传》说：“义渠之戎筑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蚕食”，说明义渠多取守势。公元前444年，秦“伐义渠，虏其王”；公元前430年，“义渠伐秦，侵至渭阳”；公元前327年，“义渠君为（秦）臣”；公元前314年，秦“侵义渠，得二十五城”（均见《史记·六国年表》）。公元前272年，秦昭襄王“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史记·匈奴列传》），灭义渠。秦在新扩大的地方设置了陇西郡、北地郡和上郡。陇西郡是原属翟、原的地方，北地郡为原义渠的地方。
《史记·太史公自序》说：“自三代以来，匈奴常为中国患害”。可见，战国以前北方的匈奴长期以来，就和中原地区常有征战。不过，当时的匈奴尚未正式建立国家，它“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毋文书”，“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匈奴正式建立国家“南与中国为敌国”，则是秦汉之际的事情。匈奴据地很广，“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史记·匈奴列传》）。三国之中首先与匈奴对抗的是赵国。史载赵悼襄王时，赵将李牧“常居代雁门，备匈奴”，匈奴误认为李牧胆怯。公元前265年，李牧“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使“其后十余岁，匈奴不敢近赵边城”（《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这是战国时期华夏国家与匈奴的唯一的一次大交锋。
战国时期，在北方和西方，除上述诸少数族外，还有中山国。中山国属白狄，与赵、齐、燕接壤，从公元前六世纪建立鲜虞国算起，到公元前296年被赵武灵王灭掉，有国长达三百余年。鲜虞的都城据《汉书·地理志》注引应劲说在新市，新市就是鲜虞亭。鲜虞亭据《读史方舆纪要》说是今之河北正定新城铺。中山国在公元前406年被魏所灭，亡国三十年。由于魏和中山国间隔着赵国，不能有力地加以控制，所以在魏和周围各国混战的时候，中山就乘机复国。公元前377年，《史记·赵世家》载“与中山战于房子（今河北高邑西南）”：次年“伐中山，又战于中人（今河北唐县西南）”，便是其证。战国初年，中山国建都于顾（河北定县），复国后迁都于灵寿（今河北平山县三汲公社）。《世本》说：“桓公徒灵寿”（《史记·赵世家》《索隐》引），桓公当是中山复国后的第一个国君。根据1974—1978年河北平山三汲公社战国中山国遗址的调查和墓地出土中山铜器的铭文知道。桓公之后有成公、王■和嗣子■。其出土遗迹、遗物以及墓葬制度也基本上和中原文化一致，仅仅在例如山字形铜礼器、建筑顶部脊瓦作山形以及随葬帐架和帐内用器等，还保留有本民族的遗风②。这恰好证明，中山国文化是少数族文化同华夏文化长期融合的结果。
南方与东方的少数族战国时期的南方少数族，由于地处偏远，山阻②环，读为原，宽宥从轻，古时判处死刑有“三宥”的程序，见《周礼·司刺》。《三国志·张鲁传》有“犯法者，三原然后乃刑”，可资参考。
水隔，使他们与中原的华夏国家交往少，斗争少，因而融合的进程也较缓慢。巴、蜀是战国时期较发达且与北方国家联系较多的少数族，多“沃野、地饶■、■、丹砂、石、铜、铁”（《史记·货殖列传》），物产丰富，而且“大船积粟”多产粮食。这时的巴蜀已形成国家，但在秦人眼中，还是“戎翟之伦”（《史记·张仪列传》）。据《史记·六国年表》看来，从秦厉共公二年（公元前475年）到秦昭襄王六年（公元前301年）的一百七十多年中，蜀国与秦国计有五次交往。秦取得巴蜀以后，就积极加以经营。公元前301年“司马错往诛蜀守辉，定蜀”（《史记·六国年表》），到秦统一中国的近百年，蜀地大为发展，据《华阳国志·蜀志》载，张仪和蜀守张若建设成都，筑有大城和少城，少城连接在大城西边。少城内设有官舍，并没有盐铁市官和长丞。全城间里和市肆的布局同秦咸阳规模相同。后来蜀守李冰筑都江堰（四川灌县）水利工程，成都平原顿成“沃野千里”，“天下谓之天府”。这时秦正谋进一步开拓西南地区。公元前285年，蜀郡守张若攻取窄及其江南（今金沙江以南）地。公元前280年秦派“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于之地，为黔中郡”（均见《华阳国志·蜀志》）。后来，秦就开始在蜀巴设置了郡县。大约相当于中原的商周时期，蜀人就进入了青铜时代，到战国时已有发达的青铜文化。成都杨子山出土有青铜鼎、■、盘、■、戈、矛、弩机等物。在昭化、巴县发现用大木挖成舟形棺的古墓，出土有铜剑、铜钺等物。这些遗物当是巴人所遗留下来的。从巴蜀文化可以明显地看出它受到秦、楚的影响。
《史记·西南夷列传》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结①，耕田，有邑落。”这些少数族已经进入农耕阶段，且有定居公社，可见其发展水平是比较高的。夜郎是西南夷中最大的国家，位于今贵州西部、北部，以及云南北部和四川南部的一部分。公元前三世纪初，楚顷襄王派庄豪经沅水伐夜郎，战于且兰（贵州凯里西北），夜郎灭亡（《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滇位于夜郎之西，在今滇池一带。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千里”。公元前279年左右，楚顷襄王派庄娇以武力征服滇国。但因断绝了归路，庄娇也就“以其众玉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史记·西南夷列传》），号为庄王。王都在今云南省晋宁县。庆■率兵入滇，加强了云南少数族与中原华夏族之间的关系，使得滇池地区出现了发达的青铜文化，出土有铜鼓、铜枕、铜伞盖、铜扣饰以及铸有人物和动物形象的铜贮具器等。从这些铜器看来，当时滇王所属领地还处于奴隶制阶段①。这些铜器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但其中武器如铜戈、铜矛、铜斧等，和中原地区的有不少相似之处，说明当时滇池地区和中原在经济文化上有着密切联系①。邛都在滇国之北，相当于今四川西昌东南。除夜郎、滇、邛都三国以外，西南夷还有■、昆明，地方数千里，“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史记·西南夷列①徐仲舒《左传选》注云：“两、伍、专、参、偏，皆车兵原有的编组。车五十乘为两，百二十五乘为伍，八十一乘为专，二十七（《司马法》作九，误）乘为参，二十五乘为偏。毁车为卒之后，仍当以步卒之什配合甲士之伍加以改编。前是前锋，后是主力所在，右角、左角，分左右保护侧面，偏为前拒以诱之，以人数最少的偏，为诱敌之师。
①详见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九《春秋列国不守关塞论》。
①“旌”原作“柱”，从王念孙《读书杂志》改正。
传》），发展水平较低。还有徒、■都、■■、白马等，都有“君长”，有的迁徙不定，有的聚落而居。云南的江川李家山、楚雄万家坝、祥云大波那出土了大量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和兵器，可见，这一地区的少数族此时也已进入了奴隶社会。
越族的分布地区颇广，北至浙江、江西，南到两广、福建等地。战国记载中已有蛮越、南蛮、南越、闽越、瓯越等名称，名号的不一，则表现越人部族的分散。蛮越，历来同楚国关系密切。战国时期，吴起为楚悼王相时，“南井蛮越，遂有洞庭、苍梧”。洞庭在湖南北部，苍梧在湖南南部。因此在楚悼王征服湖南之前，这一带是越人所居的地方。从其地发掘的四十七座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墓葬看来，出土器物大都具有越人文化的特点。发掘的八十多座战国墓中，出土的楚器、越器相混杂。后来，秦国势力深入南方，秦昭襄王派白起伐楚，“略取蛮夷，始置黔中郡”。南蛮的社会情况，“衣裳班兰，语言诛离，好人山壑，不乐平旷”，“外痴内黠，安土重旧”，“田作贾贩，无关梁符传、租税之赋。有邑君长，皆赐印绶“（均见《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可能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阶段。南越、闽越和匝越在战国时代的情况，未有记载。但从西汉初年南越王赵惬自称“南越武帝”，“以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东西万余里。乃乘黄屋左纛，称制，与中国侔”（《史记·南越列传》）看来，其国力之强，必是战国以来长期发展的结果。根据地下资料观之，可知战国时期蛮越族人在文化发展上是不平衡的。建国以来，在广东始兴、四会、肇庆、德庆、增城、清远等地的战国遗址、墓葬中发现的青铜器和兵器相当精美，花纹有常见的云雷纹、蟠虺纹等，与中原地区和长江流域楚文化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如鼎、壶、盘、剑、矛、斧和清远出土的铜■。1974年在广西平乐银山岭发掘一批战国中晚期墓，它与湖南等地早期楚墓有不少相似之处，如长方形墓穴和随葬品的铁锄、扁銎矛、戈等，都和楚文化遗物相同。当然，也保存一些地方特色，这表现当时的越人和楚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
居于东方淮泗之间的东夷，到了战国末期已与华夏族融为一体。《后汉书·东夷列传》说：秦统一六国时，“淮泗夷皆散为民户”。这里的“散为民户”就是指的一家一户的百姓，昔日的族属关系已不复占据主导地位了。文献古籍和地下资料证明，战国时期的华夏国家和边疆少数族的经济文化交往较多，互相吸收先进的科学文化。战国时期是我国各族逐步趋向融合的时期，为组成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加速各民族的发展准备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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