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原名文濬,早年改名知行,后又改名行知,还曾用不除庭草斋夫等笔名。1891年10月18日(清光绪十七年九月十六日)出生于安徽歙县西郊十里地的黄潭源村,祖籍浙江绍兴会稽县陶家湾。父任潮,曾经营酱园,有田四亩,酱园停闭后以务农为生,入不敷出,则由母亲给人缝洗辅以度日。陶行知5岁时,常随父识字,本村塾师方秀才见他资质优异,免费收为蒙童。15岁那年,母亲在省城歙州耶稣教堂帮佣,他经常挑菜进城,顺便探母,或者助母干活。教堂主教兼崇一学堂校长英人唐俊贤,喜爱他聪敏勤快,于1906年让他免费进学堂就读,1908年因学习优异提前一年毕业。毕业后,他满怀“医药救人”的心愿,考入杭州广济医学堂。学习半年后,方知非教徒须自费见习,他愤然退学,离杭去苏州。1910年秋,还是受唐俊贤的资助,考入南京金陵大学文学科学习。在这里,他边学习边任金大学报《金陵光》中文版编辑。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后,在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影响下,他利用《金陵光》宣传革命思想,拥护民主共和。他敬佩明代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常用笔名陶知行发表文章(1917年正式以陶知行为名)。1913年以全校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提前一年毕业。在毕业典礼大会上他宣读论文《共和之精义》,指出:“教育实建设共和最要之手续,舍教育则共和之险不可避,共和之国不可建,即建亦必终归于劣败。”①这些话表明了他对教育立国的坚定信念。
1914年夏,陶行知得到金陵大学师友多方面的资助,学校保送他去美国留学。他先入伊利诺大学攻读市政学,和孙科同学,1915年夏获政治学硕士学位。同年秋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究教育学,为杜威和孟禄的学生,和胡适同学,颇受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响。1917年获都市学务总监证书后回国,同年9月他受聘于南京高等师范学堂,历任教员、教授、教务长等职,除主讲各门教育学科外,经常去市郊作教育调查。正是通过这些调查研究所得到的启示,他才逐渐离开大学,从事平民教育。
1917年冬,陶行知回国执教的时候,国内提倡民主与科学,抨击封建旧制度、旧文化,传播新思潮的新文化运动已经兴起。1918年夏,他发表了《生利主义的职业教育》,主张:“职业教育应以生利为主义”;应发展“生有利之物”,“生有利之事”以“利群”的职业教育②;造就生利人物,则“国无游民,民无废才”③。这种将职业、教育和生活、国家利益相联系的设想是他的生活教育思想的表现,也是他积极从事平民教育运动的思想基础。
五四运动爆发后,陶行知积极投入反帝爱国运动,痛斥卖国的“二十一条”,发表演说强烈要求归还青岛。与此同时,他一面继续进行校内的教育改革,将教学分离的“教授法”改为“教学合一”的“教学法”①;一面又陪同应邀来华的杜威在南京、上海等地讲学(以后又陪着孟禄做调查研究),借以宣传新教育。
1921年,教育界的三个团体(实际教育调查社、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①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陶行知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51页。②《陶行知全集》第1卷,第80页。
③《陶行知全集》第1卷,第86页。
①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理论研究室编写:《陶行知年谱稿》,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7页。编辑社)合并组成中华教育改进社。蔡元培等9人被选为董事,陶行知任《新教育》主编。1922年5月他和蔡元培、胡适等16人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指出“好政府”的基本要求应该是一个“宪政的、公开的和有计划的”政府。②1923年他和朱其慧、晏阳初等共同倡议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成立宣言中说,共和国的国基是否稳固,全看国民是否受过相当教育,“我们如想挽救全国不安的景象,除了把平民教育推行全国之外,决无第二个好的办法”③。一次,他给友人信中说到:“中国现在危亡之祸逼在眼前,万万等不得国民小学的学生长大之后,再出来为国家担当责任。我们必定要努力把年富力强的人民赶紧培植起来,使他们个个读书明理,并愿为国鞠躬尽瘁。”④陶行知先后在南京、上海、杭州、安庆、南昌等地组织平民读书处,为收容五四运动中被迫离校的学生成立“安徽公学”,提倡公学师生“共学、共事、共修养”,“共生活、共甘苦”⑤。他指出平民教育是到民间去的运动,也就是到乡间去的运动;中国以农立国,100个人中有85个住在乡村,平民教育必须普遍的办。他说:“平民教育的宗旨是要叫种种人受平民化。”一方面要打通贫富贵贱“层层叠叠的横阶级”,另一方面要打通行业地区的“纵阶级”,“用四通八达的教育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①。在以后的数年里,陶行知从这种救国救民的平民教育发展中,充实了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和内容。但是,他以办乡村教育改造乡村和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社会”的设想,最终没有实现。
1926年秋在考察南京燕子矶北固乡小学和江宁县师范等学校时,他发现这些乡村学校不仅教学生读书,并且教学生做事、劳动、做饭,由此得到启示,他提出,乡村学校的教员、校长,要有农夫的身手,教师的头脑和改造社会的精神,办用钱少成绩好的活教育。为此,他发表了《半周岁的燕子矶国民学校》,《天将明之师范学校》和《无锡小学之新生命》等文,指出江宁师范“可以为中国师范教育开一个新纪元”②。1926年冬,他会同东南大学教授赵叔愚一起拟订了乡村教育计划,发表了宣言并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办学申请,着手筹办试验乡村师范学校。
1926年12月,陶行知和赵叔愚公布了江苏省教育厅批准的乡村师范第一院简章,暂定学制1年,招收初、高中或大学第三年肄业学生有农业经验者,修学期满,成绩合格,服务半年后,可以任初小、高小或师范学校教师;有特殊才能者可任各级学校校长和乡村教育辅导员。入学考试科目除作文、常识、智力测验外,必须在“农场操作一日”。1927年3月15日,晓庄师范学校正式开学,第一批学生16人。
晓庄师范是一所集资的私立学校,上设乡村师范董事会,蔡元培和王云五分别任正副董事长,陶行知任秘书长兼校长,赵叔愚任小学师范院院长兼研究部长。
②《陶行知年谱稿》,第9页。
③《陶行知年谱稿》,第11页。
④《陶行知全集》第5卷,第40—41页。
⑤陶行知:《中国教育改造》,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页。
①《陶行知全集》第5卷,第55页。
②《中国教育改造》,第51页。
1927年3月下旬北伐军进驻南京,晓庄师生列队欢迎,慰劳和协助部队救护伤员,参加农民协会。同年3月底,他去上海和北方筹措经费,奔走了一个多月。4月初,他在上海给晓庄师生写信说:“本校既已参加农民协会,当为乡村组织教学做之实例,就是已经开始与土豪、劣绅、伪农民短兵相接了。我们必须有百折不回的精神才能达到我们的目标。”信中他还说到“上海杀机四伏”,倘若他被炸死,“这封信就算作我的遗嘱”①。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5月15日他又写信鼓励晓庄师生,“我和诸位同是在乡村里摸路的人”,“我们朝着实际生活走,大致不至于迷路”②。晓庄师范就是在这种环境中艰苦创业的。他的生活教育理论也是在这样的实践中渐次形成的。其代表作有:《从野人生活出发》、《生活工具主义之教育》、《如何教农民出头》、《平等与自由》、《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行是知之始》、《生活即教育》等重要文章。通过这些文章,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在两方面各翻了半个筋斗:一是从王阳明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思想,倒翻成“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这半个筋斗使他和杜威的实用主义观点“有用即真理”一致起来。这半个筋斗还促使他把陶知行的名字改为陶行知(1934年正式改名)。另半个筋斗是从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和“做中学”的理论,倒翻过来成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和“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论。他说,8年来我推行杜威的思想后,经验告诉我,“此路不通!”“教学做合一”是碰壁后才找到的新路。他说:实际上“是生活便是教育”,“是好生活便是好教育,是坏生活便是坏教育”。所以我把杜威的教育理论翻了半个筋斗,改成“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按“教学做合一”的原理实施教育学。①陶行知推崇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提出农民要在农业上“安根”,必须依靠教师教农民实行把民权操在手中,“在立脚点上谋平等,于出头处求自由”②。他指出:教学做合一是主张在劳力上劳心;唯独贯彻在劳力上劳心的教育,才能造就在劳力上劳心的人类。人人在劳力上劳心便可无废人,便可无阶级。
自晓庄师范开办后,各省市在它的影响下,风起云涌,竞相创设乡村师范,浙江湘湖师范的建立和发展便是一个显著的例子。然而好景不长,晴天霹雳,1930年4月12日,国民党政府派兵占领了晓庄师范,陶行知遭到通缉,被迫流亡日本。
晓庄师范被封闭时,师生30余人被捕,14名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牺牲。这一惨痛教训使陶行知意识到:“我们是实际的革命者,我们已经打了一仗,但还没有来得及回敬人家一拳,就溃败下来了”;“中国革命要得到成功,非三万万四千万农民起来不可”。③1931年春,陶行知自日本潜回上海,匿居四川北路,秘密为《申报》工作。他曾和《申报》总经理史量才说起,日本工业发展和科学发达有关①。①陶行知:《知行书信》,上海东亚图书馆1933年版,第197—198页。②《知行书信》,第199—200页。
①《陶行知全集》第2卷,第187页。
②《中国教育改造》,第99页。
③《陶行知年谱稿》,第184—185页。
①《陶行知年谱稿》,第45—46页。
史量才表示愿意捐助10万元,供他作普及科学研究基金。于是陶行知开始筹办“自然科学园”和“科学下嫁运动”的普及教育工作。当时陶行知在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下无法公开活动,只得召集原晓庄师生中的董纯才、戴白韬和方与严等人出面创办“自然科学园”,用陈鹤琴的名义主编“儿童科学丛书”108册,由儿童书局出版。他亲自编写《儿童科学指导》11册,提倡“玩科学把戏”和手脑并用的科学普及教育。当时他发表的《手脑相长歌》,不胫而走,十分流行。歌词是:“人生两个宝,双手与大脑。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饱。手脑都会用,算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佬。”②这一时期内,陶行知还在《申报》的《自由谈》专栏上以“不除庭草斋夫”等名连续发表政论性文章,抨击“不抵抗主义”,反对“攘外必先安内”,提出“不贪钱的文官”,“不怕死的武官”,“手脑并用的散思先生(指科学)”是救国的“三个牛皮匠”③。他还认为:“我们应当从屠夫的手里把科学夺过来”,“拿科学来抑强扶弱”。他说:“科学的使命是要造富的社会,不造富的个人。”④1933年,陶行知在上海组织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招收工读生,先后组成了山海工学团,晨更工学团,和他亲自组建的报童工学团、流浪儿童工学团、家庭亭子间工学团和读书班等。到1934年1月,仅山海工学团就已发展到17处,共316人参加,普及“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生活教育。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通过这些活动推动抗日反蒋运动,发展革命势力。如晨更工学团就是教联、沪西团区委、剧联、左联的一个活动据点。不久,陶行知提出“小先生制”和“即知即传”原则,推行读书识字。
这是他创造的一种普及教育的方法。这一方法经过宣传介绍,后来推行到全国23个省市的一些地方。陶行知出国访问时,还把小先生制传入美国、加拿大、印度等国。
1935年爆发了一二九运动,全国掀起了抗日救国运动高潮。12月12日,陶行知和沈钧儒、马相伯、胡愈之、邹韬奋等280余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提出要坚持领土、主权完整,反对任何伪组织和华北自治,用全国的兵力、财力反抗敌人的侵略,严惩一切卖国贼并抄没其财产等8项救国的主张。随后参与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1936年1月组织国难教育社,陶行知被选为社长,起草《国难教育方案》。同年5月,他与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等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并被推选为常务委员和执行委员。
1936年3月,陶行知在《生活教育》(1934年创刊)第3卷,第1、2期上先后发表《国难教育方案之实质》和《生活教育之特质》两篇论文,对生活教育作出了新的解释,从而使他的改良主义的教育救国立场开始转变。在前一篇论文中指出,当前的“生活”是国难当头,整个中华民族除了反抗敌人的侵略,没有法子可以获得民族解放,除了流血不会获得民族自由。当大众没有解放之前,生活斗争是大众唯一的教育。他把当前的国难教育任务和他的生活教育理论联系起来,把大众共赴国难的生活作为教材,改变了过②《陶行知全集》第4卷,第173页。
③《陶行知全集》第2卷,第357页。
④《陶行知全集》第5卷,第242、243页。
去把日常生活作为教材的基本立场。他认为:(1)当前的教育之生命即民族之生命,国难教育和生活教育已成为单一的教育。(2)国难教育在于唤醒大众组织起来救国。教育大众是当前国难教育,也是生活教育的第一件大事。不许大众救国的教育是亡国的教育,不是救国的教育。(3)国难教育要求一切活动以国难为中心,整个中华民族就成了伟大的学校。(4)领导和群众要上下沟通,才能完成救亡的使命。(5)只有实际行动才能把将亡之国救回来,要在行动上接受民族解放的理论、组织、计划、纪律。为教育而教育,不许行动的教育,乃是加重国难的教育,不是解决国难的教育①。在《生活教育之特质》一文中,陶行知提出,真的生活教育特质是生活的、行动的、大众的、前进的、世界的和有历史联系的。总之,他把生活教育和国难教育合为一体,表明生活教育、教学做合一的理论和国难教育的任务的一致。
1936年7月,陶行知受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委托,出席在伦敦召开的第七届“世界新教育会议”。会后他以国民外交使节的身份访问欧、美、亚、非28国和地区。他在国外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宣传中国的抗日形势,动员各国人民抵制日货和联络华侨发动募捐救国,历时4年多。1938年回国后,他将从国外捐募所得的物资,经由宋庆龄转送给八路军,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救国运动作出重大贡献。他在国内外的声誉也因此大为提高。
使陶行知十分气愤的是在他出国前,国民党政府不给他发出国护照。1936年4月他离沪去华南宣传国难教育,5月从广东去香港设法解决,6月到达香港。在香港逗留4天的时间里,他参与撰写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这是一篇要求各党各派停止内争,建立联合战线,一致抗日的宣言性文件。同年7月,他和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签名发表了这个文件。同年9月18日,毛泽东写了致章、陶、沈、邹的信,向他们表示“敬意”,并指出:“要达到实际地停止国民党军队对红军进攻,实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先生们与我们还必须在各方面作更广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①1936年7月10日,陶行知离香港出访。11月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史良等“七君子”被捕入狱。陶行知正在美国,也遭通缉。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抗战开始。在全国上下要求释放一切政治犯、共同抗日的压力下,“七君子”被释放,陶也免遭通缉。当时他在国外发表的演说中,将国难教育改为战时教育。同年10月在给友人信中他分析了日本必败的三点理由:(1)中国的联合和持久抗战;(2)日本国内民主力量的兴起;(3)全世界各国对日的道义上的谴责和经济封锁。他说:“我将尽最大努力来唤醒西方国家的朋友。假使日本不能从这些国家获得战略物资,它就不可能继续发动战争。”②1938年8月30日,陶行知回到香港。31日,香港各界人士举办欢迎他和邓颖超的聚餐会。此后他在香港四处宣传、募捐、动员港人和在港华侨抗日达3个多月。离港前他向记者发表谈话,提出今后的三大心愿:(1)创办晓庄学院,培养高级人才;(2)办难童学校,收容和培养流散于各地的难童;(3)办香港店员职业补习学校,动员各界港胞与在港华侨抗日。10月初他以国民参政员身份回国参加第一届二次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一次他在国①《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19—21页。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3页。
②《陶行知全集》第5卷,第321页。
外未能参加)。会上,他提出关于推行普及教育以增加抗战力量和建国基础的提案,指出全面抗战要全面教育配合,以争取最后的全面胜利,这是抗战建国的最高原则。具体而言就是:(1)学校与社会联成一气;(2)抗战建国的生活与抗战建国的教育结成一体;(3)教人在团体的生活里取得团体的教育;(4)教人用手用脑用机械,在抗战建国的工作上取得抗战建国的教育;(5)即知即传,节省时间,花钱最少,使穷人也能受教育①。实际上这是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在抗战建国条件下的新发展。同年12月,他在桂林成立生活教育社。成立那天,郭沫若、白崇禧等文化军政要人均前来祝贺。
1939年7月20日,育才学校在重庆北碚借北温泉小学校舍开学,学生人数从40余到年底增至近百人。分音乐、戏剧、绘画、文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六组。每个组犹如大学的系。办学宗旨是应抗战建国的需要,应用生活教育的原理和方法,培养难童中的优秀儿童,使他们成为抗战建国的人才。它的特点是一般基础教育和特殊基础教育同时进行,以促使一般才能和特殊才能的统一发展,防止两者分裂。他说这是知、情、意三者合一的教育。知的教育不是灌输儿童死的知识,而是同时引起儿童的社会兴趣与行动的意志。情的教育是调节并启发儿童应有的感情,主要是追求真理的感情,同时也是知的教育;而追求真理的感情并且努力奉行,也就是意志教育。在这种统一的教育中培养儿童的知、情、意,启发其自觉,使其人格获得完备的发展。育才学校还以集体生活为教育基础。通过集体的生活教育,使儿童团结起来做追求真理的小学生、即知即传的小先生、手脑并用的小工人、反抗侵略的小战士。育才学校有“三个不”:(1)不是培养小专家,而是使人才幼苗及时得到培养,不致枯萎。在获得一般智能、懂得一般做人道理的同时,培养有发展前途的特殊才能。(2)不是培养人上人。他们从百姓中来,回到百姓中去,把所学贡献百姓、国家、民族和人类。(3)不是丢掉普通教育,而来干这特殊教育,只是生活教育运动的一件新发展的工作①。7月25日,育才学校从北碚迁到合川县草街子凤凰山古圣寺内。陶行知为了办好育才学校,费尽心血。
在重庆的时候,周恩来和董必武同陶行知的交往日渐增多,不时在一起商谈政治形势和应付国民党反动措施的对策。1939年底国民党在华北发动反共磨擦。1940年4月2日陶行知向《新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指出:“目前必须要立即停止磨擦,不使它再发生”,“敌伪怕我们干的事,我们偏要干;敌伪要我们干的,我们偏不干”②。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陶行知处境艰难,但他仍不离开重庆。当育才学校在经济、政治多方面受到国民党种种刁难时,他在一次晨会上斩钉截铁地说:“育才一定要办下去,决没有自动停办之理;他宣布:今天(四月六日)定为“育才兴学节”,“我决心要跟武训学,我们要做一个‘集体的新武训’”。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东南亚华侨方面的经费来源中断,陶行知一面紧缩开支,一面加紧募捐。他还发动组织育才学校中的绘画、戏剧和音乐各组师生举办展销和公演,既扩大了影响,也募集了部分经费。他经常提醒师生,校内可以关起门来随便讲,到重庆就不行了,“大路上讲话,①《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242—243页。
①《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378—379页。
②《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421页。
草丛中有人听”。这说明了育才学校在政治、经济双重压迫下是如何坚韧不拔地渡过难关,并有所发展的。到1944年冬,育才学校学生增至近300人。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但中国并未走上和平民主之路,接踵而来的是人民反内战、反独裁和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1945年,陶行知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0月在重庆召开的民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会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主编《民主教育》和《民主》周刊。1945年11月重庆各民主党派成立了反内战联合会,呼吁各界人士联合起来制止内战。陶行知连续发表文章阐述民主的意义及其和民主教育的关系。他指出,民主教育是教人做主人,做自己的主人,做国家的主人,做世界的主人。教育为公以达到天下为公。同年12月,陶行知发表《民主教育之普及》,提出“民主教育一方面教人争取民主;一方面教人发展民主”。“无论是争取民主或是发展民主,都要靠广大人民的群策群力才会成功”。①1946年1月,陶行知和李公朴在重庆管家巷28号院内创办了社会大学。他任校长,李公朴任副校长兼教务长。他把“社大”的宗旨概括为“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①。社大设有政治教育系、文学系、新闻系、教育系。第一期招收学生190多名,大多是在职青年。学生自费学习,教授义务讲课,或者举办专题讲座。社会大学的学生在反内战反独裁斗争中起了积极作用。
1946年1月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期间,陶行知和李公朴等组织民主促进会,在重庆沧白堂举办民主讲座。国民党特务时来骚扰会场,于2月1日公然大闹沧白堂,打伤讲演者和听众多人。2月10日,重庆市各界群众在较场口集会,陶行知和沈钧儒、郭沫若、李公朴等为主席团成员。国民党特务大打出手,打伤李公朴、郭沫若等,制造了“较场口惨案”。国民党反动派竟反诬陶行知指挥育才、社大学生捣乱,要传讯他。由于全国舆论反对,国民党未敢按计划行动。陶行知对师生说:“大家要沉着气,要知道民主是需要用鲜血、用生命去争取的。”②1946年4月,陶行知离开重庆到了上海,他积极参加民主运动,到处为争取民主大声疾呼,连续发表演讲100多次。他一方面要经办和筹划育才学校迁来上海的诸多事宜;另一方面又在恢复和发展山海工学团,兴建了总校1所,分校7处。7月11日李公朴在昆明遭国民党特务暗杀;5天之后,闻一多又死在无声手枪之下。消息传出,他也已经被列入暗杀的黑名单中。在这种险恶处境中,陶行知毫不畏惧,沉着地对人说:“我等着第三枪。”陶行知于7月15日得到上述消息,16日给重庆育才全体师生写信嘱咐说:“深信我的生命的结束,不会是育才和生活教育社之结束。我提议为民主死了一个就要加紧感召一万个人来顶补。”他劝告大家:“平时要以‘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达者不恋’的精神培养学生和我们自己。有事则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美人不能动’相勉励。前几天,女青年会在沪江大学约我演讲《新中国之新教育》,我提出五项修养:一为博爱而学习,二为独立而学习,三为民主而学习,四为和平而学习,五①《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571页。
①《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586页。
②《陶行知年谱稿》,第134页。
为科学创造而学习。这些也希望大家共勉并指教。”①谁知道,这封循循善诱的信件,竟成了他为教育事业,为和平民主奋斗终生的遗书。
1946年7月25日,由于长期劳累和一连串事件的烦扰,陶行知在上海爱棠新村的朋友家里突患脑溢血逝世,终年55岁。噩耗传开,正在上海的周恩来立即和邓颖超赶往陶的住处作最后的告别。延安《解放日报》在极醒目的版面刊登了毛泽东的题词手迹:“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
陶行知一生的著作编为《陶行知全集》,1985年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①《陶行知全集》第5卷,第9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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