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九一八事变后，各中间政派便积极呼吁团结抗日；华北事变后，他们仍然坚持抗日民主立场，一方面抨击国民党内战独裁政策，另一方面响应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推进了抗日救亡运动高潮和抗日民族团结的进程。 　　中共《八一宣言》发表后，国社党首脑张东荪在《自由评论》上发表《评共产党宣言并论全国大合作》，敏感地意识到中共政策的转变，赞同并支持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他根据自己的理解，站在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立场上对中共的政策转变作了评述。认定《八一宣言》是中共由阶级斗争理论“转向”民族革命的标志。 　　他说：“一个向来主张废除私产的党现在居然说保护财产和营业的自由了。以一个向来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党现在居然说实行民主自由了。以一个向来主张完成世界革命使命的党现在居然说为国家独立与祖国生命而战了。以一个向来受命于第三国际的党现在居然说中国人的事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了。以一个向来主张用阶级斗争为推动力对于一切不妥协的党现在居然说愿意与各党派不问已往仇怨都合作起来，这是何等转向，这个转向是何等光明！我们对于这样勇敢的转向又应得作何等佩服！其实这十年来我们就是为了国家主义与民主主义而呼吁。到了现在，我们不愿带些刺激感情的口调，说民族主义已征服国际主义，民主主义已征服了共产主义。但在事实上即此却可作一个极大的证明，即证明中国今天所需要的是对外为民族独立与对内为民主自由。至于阶级斗争与一党专政都是一些治丝益棼的东西。”①这里，张东荪十分明确地断定中国目前所需要的是“民族独立”与“民主自由”，反对中共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也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他欢迎中共政策的转变，赞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但中共政策的转变，只是暂时的政策、策略的改变，并不是对革命性质、基本革命任务的理论的转变，更不是放弃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这一点是张东荪没有能够认识到的。 　　1936年9月，《自由评论》上发表了题为《我们需要更进一步的统一》的文章，它赞同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呼吁国民党政府“反省”，改变自己的政策。其中值得注意的有三点：第一，提出“攘外”是压倒一切的目前中国的首要问题。它说：“我认为现在中国存亡的转机，并不在于采取何种制度，实行何种主义，而在于如何攘外，如何图存。..目前的问题，是中国人如何在中国境界之内，实行中国人自己的主张。如何排除一切直接或间接外来的障碍。换言之，就是攘外问题。我相信无论是在朝在野，何党何派，‘攘外’的主张，总是一致的。”①张东荪：《评共产党宣言并论全国大合作》，《自由评论》第10期，1936年2月7日出版。第二，主张国内各政治力量在攘外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它说：“假如我们认为‘攘外’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先决条件，则大家应该能以‘攘外’为中心，联合成统一的阵容。”又说，国民党没有什么理由不能在攘外旗帜之下与其他党派联合。 　　第三，国民党应当开放党禁、容纳异党异派。它说：“开放党禁，容纳异党异派，并无损于政府的威信和政府的‘面子’。”它呼吁说：“总之，中国目前的问题，是保持其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的问题。凡是拥护这个大原则者，都应该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其他政见的不同，以及如何的调整，都是以后事，都可姑置不论。我们期望中央如此，期望其他各党各派也是如此。”①如果说以张东荪为代表的国社党的言论体现了中间集团右翼的政治主张的话，那么，以沈钧儒等人为代表的救国会的言论，更多的是体现中间集团左翼力量的抗日民主主张。 　　1935年7月15日，沈钧儒、陶行知、章乃器、邹韬奋四人，联名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集中反映了以救国会为代表的左翼中间势力关于抗日民主问题的见解。在这一影响很大的纲领性文件中，值得注意的有三点：第一，对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既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又表明了诚恳的希望和拥护态度。他们在批评了国民党的误国政策以后说：“我们更希望蒋先生亲率国民政府统辖下的二百余万常备军，动员全国一切财力智力物力，发动神圣民族解放战争。这民族解放战争达到完全胜利之后，蒋先生不仅是中华民国的最高领袖，而且将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这是我们十二分诚意盼望的。”同时又说：“我们所希望的，有民族革命的光荣历史的国民党，握有中国统治权的国民党，应该赶快促成救亡联合战线的建立，应该赶快消灭过去的成见，联合各党各派，为抗日救国而共同奋斗。”第二，在响应中共《八一宣言》的同时，也对中共提出了希望和委婉的批评，促使中共彻底改变“左”倾方针，把主要矛头集中到抗日民主上来。他们说：“我们所希望的，中国共产党要在具体行动上，表现出他主张联合各党各派抗日救国的一片真诚。因此，在红军方面，应该立即停止攻击中央军，以谋和议进行的便利；在红军占领区域内，对富农、地主、商人，应该采取宽容态度；在各大城市内，应该竭力避免有些足以削弱抗日力量的劳资冲突。这样，救亡联合战线的展开，才不至受到阻碍。就我们个人参加救亡运动的经验来说，救国会和其他群众团体中间，往往发现有些思想幼稚的青年，在抗日救国的集会或游行中间故意提出阶级对阶级的口号，以及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口号，以破坏联合战线。还有少数青年，在抗日运动中，依然采取宗派主义的包办方式。这种行动，我们相信决不是出于中国共产党①亦绳：《我们需要更进一步的统一》，《自由评论》第42期，1936年9月1日出版。的指示，因为这是违反中国共产党最近的主张的。” 　　第三，极力倡导建立抗日救国的联合战线。他们认为：“抗日救国这一件大事业，决不是任何党派任何个人所能包办的。脱离了民众，单是政府，抗日必然失败；但是没有一个政府的领导，单靠民众自动作战，也决不会有胜利的前途。”抗日救国要依靠全民族的一致参加，所以各党派有结成救亡联合战线的必要。“联合战线应该结合各党各派的力量以达到抗日救国的目的，但不能为任何党任何派所利用”。①这些议论，集中体现了中间政派在民族危机面前抗日救国的主张。从总体上看，他们反对内战和独裁，要求抗日和民主，与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是一致的；对中共“左”倾错误的批评是对的，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批评忠告和期望也是中肯的。 　　以上这些民主进步人士和中间政派的主张以及为实现他们的主张而进行的活动，大大推进了团结抗日的实现和中国政治的进步。 　　①沈钧儒等：《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1936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