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历史发展的主流是抗日、团结、民主。国民党拒绝开放政权，加紧强化专制统治，并接连发动“剿共”内战，对日本帝国主义一味妥协退让，背离了历史的主流。对于中国革命领导者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赋予它抗日救国的重任，要求它把抗日列为首要任务，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但“左”倾路线控制的中共中央，犯了严重的关门主义错误，偏离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和革命的中心任务。这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察：第一，关于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中国东北的错误看法。 　　1931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制定《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对九一八事变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认为日本武装占领东北的原因是：（1）摆脱经济危机，“企图在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之中来找得经济危机的出路”。（2）加紧进行反苏战争的“一个主要步骤”，是“反苏联战争的序幕”。（3）更能便利的“调动大量军队镇压中国的土地革命、苏维埃运动和游击战争”，“准备直接武装干涉中国革命”。因此，中国无产阶级及劳苦群众的“伟大的历史任务”是：（1）武装保卫苏联；（2）反对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打倒一切帝国主义）；（3）消灭国民党政府（包括在野的“反动派”）；（4）实行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5）求得“民族的与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彻底解放”。 　　这些主张，放过了真正的革命目标（日本帝国主义），而把非主要目标和可以联合的政治力量作为主要的打倒对象。这就完全离开了当时的政治形势，离开了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 　　第二，把“民众自动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同“对日宣战”对立起来，用前者反对后者。 　　《红旗周报》第21期（1931年10月25日出版）有一篇题为《是对日宣战？还是民众自动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的文章说：“在此次反日运动一开展时，明显地便有两个根本不同的中心口号。一个口号，是由南京国民党中央提出，而被一切反革命派别——从国家主义到托陈取消派、罗章龙右派——拥护的；另一个是由中国共产党中央提出，而得到全国工农兵贫民及革命学生所拥护的。前一个是对日宣战，后一个是民众自动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把这两个口号对立起来、认定“对日宣战”是反革命的口号，这是极端错误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当时国民党政府是反对宣战的。 　　第三，把国防政府与苏维埃政府对立起来。认为国防政府是从买办地主到小资产阶级共同主张的反革命政权。 　　思美（洛甫）在《红旗周报》第23期（1931年11月20日出版）发表《满洲事变中各个反动派别怎样拥护着国民党的统治？》一文说，各反革命派别都把“‘宣战’与‘国防政府’当做了他们的中心口号”。认为反革命势力“要镇压革命，必须要有一个新的政府的形式，来团结反革命力量，这一新的政府形式，就是各反革命派别所宣传的国防政府”。他强调中国的政权只能是工农民主专政，即苏维埃政权。 　　第四，所谓“中国革命是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两巨潮的汇合”的问题。 　　博古在《论民众革命与民众政权的口号》①一文中说：“中国革命目前阶段的特点，是在两个伟大的革命潮流的汇合，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与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土地革命。因之反对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现阶段的主要内容。这一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正在苏维埃的旗帜之下开展着。” 　　这段话包含有许多基本错误观点：（1）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的汇合（结合）问题，从革命整体上说两者是不能分离、互相促进的，但在具体阶段上，则可以有先后、轻重、主次之别。为了抗日可以暂缓土地革命，可以把反帝与土地革命分开解决。但“左”倾教条主义者机械地认为两者只能同时进行。（2）“反对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问题。土地革命的直接目标是反封建，是反对国内的反动阶级、反动制度，它只是间接地反对帝国主义，并没有直接反帝的性质。“左”倾理论把土地革命说成是反帝的，强调了中国革命的反世界资本主义性质，这是“左”倾理论的基本观点之一。（3）土地革命是“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土地革命”问题。土地革命是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不是反对资产阶级的。“左”倾理论将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同等看待，混淆了土地革命的对象和性质。 　　第五，“民众革命推翻国民党是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先决条件。” 　　中共在《中央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1931年4月14日）中，对此有明确的表述：“号召组织与领导无产阶级与农民来消灭出卖中国污辱中国的反革命的国民党政权，消灭这个反革命的投降帝国主义的政权，建立民众的苏维埃政权，是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打倒国民党（包括其中的各个派别）是民族解放的前提。“倒蒋”是抗日的前提。革命逻辑的发展正好相反，反帝（集中为抗日）是倒蒋的前提。 　　第六，实行“下层统一战线”，打倒一切中间派别。 　　1931年5月1日，在《中央关于全国组织报告的决议》中说：“对于国民党改组派、取消派和右派等组织影响下的群众，必须应用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分化和夺取他们到我们的领导下面。”1933年7月24日，中共中央①《红旗周报》第29期，1932年1月25日出版。 　　《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与我们党的任务的决议》中说：“集中党的注意力，在最受资本主义进攻威胁的企业中去进行艰苦的群众工作，组织工人阶级的反抗，采取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以孤立反革命派，与增强我们与群众的联系。必须具体的开始建立群众的赤色工会与争取国民党工会工人的工作。”下层统一战线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三方面：（1）争取黄色工会及落后的工人群众，去消灭黄色工会，反对黄色工会的首领。（2）争取中间派影响下的群众，把这些派别打倒。（3）在军队中组织士兵反对军官，把指挥权夺取过来。 　　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成立“福建人民政府”，提出了“反蒋抗日”的口号，并寻求与中共联合。中共不仅拒绝合作，而且进行了揭露与批判。认为：“它不会同任何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府有什么区别，那它的一切行动，将不过是一些过去反革命的国民党领袖们与政客们企图利用新的方法欺骗民众的把戏，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推翻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正是为了要维持这一统治。”①“所以，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一切想在革命与反革命中间找取第三条道路的分子必然遭到惨酷的失败，而变为反革命进攻革命的辅助工具。”②从以上分析可知，九一八事变后，“左”倾路线控制的中共中央不是正面地对着真正存在的革命任务，集中力量去反对、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而是把从小资产阶级到帝国主义者一律打倒，集中力量去推翻国民党，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这就偏离了历史发展的主流，偏离了现实的革命的中心任务。 　　①《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7页。②《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第5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