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张謇


第一节 从状元到资本家





  张謇,字季直,号啬庵,江苏通州(今南通)人。咸丰三年五月二十五日(1853年7月1日)出生于一个富农兼小商人家庭。5岁就读于乡间私塾。16岁考取秀才。19岁以后热衷于攻读桐城派古文和宋儒著作。

  同治十三年(1874),因家道中落辍学。22岁的张謇前往南京投奔原通州知州孙云锦,在孙所负责的江宁发审局任书记。当时南京有几个大书院,山长都是国内知名学者,张謇经常向他们请教“治经读史为诗文之法”,其中尤以凤池书院山长桐城派大师武昌张裕钊对他影响最大。光绪二年(1876)夏,张謇应庆军统领吴长庆邀请,前往浦口入其幕府,是为他政治生涯之始。光绪六年春,吴长庆升授浙江提督,奉命入京陛见。张謇随同前往,在京师结交袁昶等名士,见闻渐广。同年冬,吴长庆奉命帮办山东防务,张謇随庆军移驻登州黄县。当时边疆危机已渐趋严重,日、俄加强侵略朝鲜,意在染指中国东北。光绪八年(1882),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乘机派遣军舰进抵仁川。张謇随庆军从海上疾趋汉城,协助朝鲜国王恢复统治,暂时杜绝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口实。他在错综复杂的国际斗争中增长了阅历,并且以处事冷静而又干练受到赞誉。他曾为吴长庆起草《条陈朝鲜事宜疏》,并撰写《壬午事略》、《善后六策》等政论文章,主张反抗侵略,对外持强硬政策。

  吴长庆、张謇的建议受到南派“清流”首领潘祖荫、翁同和等的赏识,但却受到对外主张妥协的李鸿章等实权人物的冷遇。吴长庆于光绪十年(1884)奉调回国,驻防金州,不久郁郁病故。张謇离开庆军,基本上结束了长期寄人篱下的游幕生涯,重新致力于科举考试。

  张謇于光绪十一年前往京师参加顺天乡试,以第二名中举,时称“南元”(南人列北榜名次最先者),声名渐著,成为“清流”着重延揽的对象。但此后四次参加会试均遭蹉跌,这不能不使张謇为之心灰意懒。他回顾自己从同治七年(1868)到光绪十八年(1892),总共25年的时间,经县、州、院、乡、会等各级考试20余次,其中仅直接消磨在考场中的时间就有120天之多,结果无非是供考官“喜怒而寒燠之”。失意之余,他把自己多年所用的一套考具也丢掉了。

  但是,这些年张謇也不是毫无作为。光绪十三年(1887)曾随孙云锦赴开封府任,协助治河救灾,并拟订《疏塞大纲》。光绪十四年(1888)以后,又曾应聘主持赣榆选青书院、崇明赢州书院,讲学著述之余还兼事县志纂修工作。同时,张謇又开始了“经营乡里”的活动:一是办理通海地区的花布减捐;二是提倡改良和发展蚕桑;三是协助筹办滨海渔团,防范法国侵略者从海上侵犯。他明确提出“欲固国必去厘捐”的口号②,并且主张改良农业、采用机器和集资兴办公司,说明他已初步具有维护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倾向。同时,通过这些活动,张謇与通海地区的花布商、典商、木商、烟商、纸商、洋药商和一般中小地主及富农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正是这些人,以后②《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

  成为大生纱厂创办时期的主要支持力量。

  光绪二十年(1894)春,张謇奉父命再次进京参加会试,一举高中一甲一名,循例授翰林院修撰。不久,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民族危机促使帝后两党矛盾有所激化。以翁同和为首的“清流”拥戴光绪帝,好发主战议论;其主要抨击目标为畏日如虎的李鸿章,实际上都是借以冲击主和的后党,企图为虚有“亲政”其名的皇帝争取若干实权。名噪一时的新科状元张謇,由于历史渊源和政见相近,很快就成为“清流”的佼佼者,是“翁门”弟子中的决策人物。九月,他单独上《推源祸始防患未来请去北洋折》,悲愤陈言:“试问以四朝之元老,筹三省之海防,统胜兵精卒五十营,设机厂、学堂六七处,历时二十年之久,用财数千万之多,但能漫为大言,..曾无一端立于可战之地,以善可和之局,稍有人理,能无痛心。”①在对李鸿章罪行的愤怒谴责中,洋溢着强烈的爱国精神。但是,“清流”们的激昂议论往往流于迂阔的空谈,提不出什么切实可行的办法。他们自身缺乏实力作为后盾。正在主战、主和两派斗争激烈之际,张謇因父丧循例回籍守制。光绪二十一年(1895)初,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奏派张謇举办通海团练,以防御日本海军随时可能对长江下游的侵犯。张謇认真组织训练民团,曾起草《海门团防营制》、《民团续议》等条例文件,还写过一首《通海劝防歌》。歌词以通俗的语言揭露日本侵略军的残暴罪行,激发人们奋起保卫乡里,鼓舞练勇战斗信心。但由于清廷很快就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通海团练未及接受实战检验便半途而废。

  张謇愤于清廷的“昏聩”,同时又深忧外资于内地设厂,将会导致“尽撤藩篱”、“喧宾夺主”的恶果,因此产生“实业救国”的思想。他在光绪二十一年夏为张之洞起草的《条陈立国自强疏》,比较明确地主张:尽速讲求商务、工艺、采取保护政策,各省设立商务局、工政局,提倡招商设局、建立公司,以谋抵制洋货倾销。他认为“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应该奉行“商办官助”的方针以发展民族近代工业。次年初,张之洞奏派张謇和在籍前国子监祭酒陆润庠、在籍前礼科给事中丁立瀛分别在通州、苏州、镇江设立商务局。丁立瀛在镇江无所作为,可是张謇与陆润庠却分别在南通和苏州创办了大生纱厂与苏纶纱厂,这就是清末流传一时的“状元办厂”的故事。大生纱厂最初确定是商办,筹集资金十分有限。张謇无可奈何,只得向官府寻求援助,请领“官机”折价作为“官股”,以求解决集资难题。所谓“官机”共4万余纱锭,原系张之洞于光绪十九年(1893)为湖北南纱局向地亚士洋行定购,闲置堆放在杨树浦江边已经整整锈烂了3年。就这样几经周折,拖到二十四年(1898),大生纱厂才正式在通州城西唐家闸破土动工。次年(1899),大生纱厂总算建成投产。但开工以后需用棉花日多,资金周转更加困难。张謇再次向官府求援,结果碰壁而归;请求另派殷富绅商接办,又未能得到许可。张謇等走投无路,只有“定计尽花纺纱,卖纱收花,更续自转,至不能有花纱,则停车而闭厂,以还股东”①。纱厂刚刚开工就准备出让、停车、闭厂,可见幼弱的民族近代工业前景是多么暗淡。

  幸好这几年华洋机纱已经在通海地区畅销,纱价一直看涨。大生纱厂利用当地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而且又可以节省大量长途运费,因此在市场竞①《张季子九录·文录·致黄学使函》。

  ①《张季子九录·政闻录》。

  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当年秋天,卖纱所得价款日益增多,原料得以供应不缺,大生纱厂总算初步站稳了脚跟。大生纱厂的利润逐年增长,光绪三十年(1904),该厂增加资本63万两,纱锭2万余枚。三十三年(1907)又在崇明久隆镇(今属启东县)创办大生二厂,资本100万两,纱锭2.6万枚。到宣统三年(1911)为止,大生一、二两厂已经共获净利约370余万两,这就是张謇进一步创办各种企业的本钱。

  为了给大生纱厂提供廉价原料,张謇着手创办通海垦牧公司。光绪二十六年(1900)秋,洋纱进口由于义和团运动而锐减,大生纱厂产品畅销,促使张謇急于用企业方式解决原料基地问题。在此后将近1年的时间里,勘测地界,起草章程,并初步筹集到一批资金。基建工程于光绪二十七年冬正式开始,整整花去10年时间才算粗具规模。垦牧公司在创建阶段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地权纠纷,一是风潮灾害。

  垦牧公司以平均每亩一钱九分低廉地价领得的12万多亩土地,看来好象是无人过问的荒滩,实际上原有产权关系却极为复杂。其中既有属于淮南盐场的“荡地”,属于苏松、狼山两镇的“兵田”,又有属于民间“坍户”、“酬户”、“批户”等原业主或土地实际占有者的各种名义土地,而且犬牙交错、界限不清。张謇依靠刘坤一等高级官员的支持,并且通过当地豪绅大户的斡旋,整整花去8年时间才把这些土地的产权逐个清理收买完毕。

  狂风巨潮给公司和垦区农民、民工带来更大的危害,堤、闸、渠、路等基建工程经常是在与狂风急雨、骇浪惊涛相搏中进行。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夏,好不容易修成7条堤和一部分河渠,并且开垦了7000亩土地。可是一场持续5昼夜的大风暴突然降临,新成各堤都被冲毁,牧场羊群散失殆尽。这场特大灾害也冲掉了股东们继续投资的勇气,张謇只得再次向刘坤一求援,向江宁藩库等单位筹集一批款项,购运棉衣、粮食到垦区实行“工赈”。次年春,3000多通海移民在暴雨肆虐的恶劣条件下陆续修复各条干堤。又经过两年的辛勤劳作,修复工程基本结束,承佃垦荒者合共1300余户,丁口6500余人,植棉初见成效。

  垦牧公司除少量“岸台”(堤面)土地系户工自行经营外,绝大部分是佃给赤贫移民耕种。承佃者每亩需交“顶首”(押租)钱2000文,田地收获“公司得四,佃人得六”,说明封建租佃制仍占主导地位。但垦牧公司毕竟从资金到产品都是为大生纱厂服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后者的发展。同时,公司的地租收入大部分用于河、堤、闸、路等大规模围垦工程,具有扩大再生产的意义,而且在棉种改良方面也作了一些努力。垦区所产棉花在南洋劝业会上得到优等奖牌,说明公司的成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还是有进步意义的。

  从光绪二十七年到三十三年(1901—1907),张謇先后创办了19个企业单位。这些企业和通海垦牧公司一样,主要也是为大生纱厂服务。就这样,在张謇的努力经营下,在辛亥革命前夜出现了一个粗具规模的大生资本集团。

  发展民族近代工业需要科学技术,这又促使张謇去努力兴办学堂,而他首先致力于师范教育。他认为:“欲术学问而不求普及国民之教育则无与,欲教育普及国民而不求师则无导,故立学校须从小学始,尤须先从师范始。”①因此于光绪二十八年着手创办通州师范学校。

  通州师范学校属于寻常(中级)师范性质,主要是培养小学教师。初期教员有著名学者王国维等以及日籍教师合共10余人,学生则是原来的“贡、监、廪、增、附五项生员”。学制分本科(4年)、速成(2年)、讲习(1年),并附设实验小学。以后又陆续创办测绘、蚕桑、农、工等科。这是清末第一所师范学校。同时还创办了通州女子师范学校。

  光绪三十年(1904),设“通州五属学务处”,作为统筹推广新式教育的办事机构,并陆续兴办一批小学和中学。

  为了给各项企业提供技术力量,张謇非常重视职业教育。师范学校的测绘、蚕桑等科发展成为十几所职业学校。其中以纺织、农业、医学三校成绩显著,以后各自扩充为专科学校,1924年合并为南通大学。张謇在外地还先后参与或协助创办了复旦学院、吴淞中国公学、南京高等师范、南京河海工程学校等大专院校。

  张謇也比较重视社会教育,光绪三十一年,他在通州建立了国内第一所博物苑(馆)。此外还陆续创办了图书馆、盲哑学校、更俗剧场、伶工学社等,这些在当时都是开风气之先的新事物。他特地从上海招聘欧阳予倩主持伶工学社和更俗剧场,并多次邀请梅兰芳、程艳秋前往南通演出。伶工学社在课程、教材和管理制度方面都采用新的方法,废除了旧科班的体罚恶习。更俗剧场是新式建筑,台上除演员外无闻杂人出现,台下禁止吐瓜子壳和乱扔果皮,确实起了一些移风易俗的作用。

  随着通海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张謇在东南以至全国的声望日益增高。同时,他自己也从一个忠君爱国的封建士大夫,逐步转变成为具有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实业家。

  ①《通州兴办实业之历史》上册,大生纱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