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运动爆发，严复离开天津，避居上海。其间，曾参与唐才常发起的“中国议会”，并被推选为副会长。此外，他还开名学会，讲演名学（逻辑学）。从此，他脱离了海军界，离开了工作20多年的水师学堂。 　　光绪二十七年（1901），严复被开平矿务局总办张冀邀去天津，“主开平矿务局事”。这个局是在英国控制下的所谓“中外合办”企业。严复担任该局总办期间，“名为总办，其实一无所办，一切理财用人大权，都在洋人手里”。后来他自己说：“此来徒为五百番（银元）月入耳，其是非乐也。”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廷管学大臣张百熙奏准吴汝纶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李希圣为京师大学堂附设编译书局总纂、严复为编译书局总办。严复担任编译书局总办后，与吴汝纶同处京师，过从甚密，朝夕研讨新旧学问。光绪三十年（1904），严复辞去编译书局总办职务，回到上海。 　　光绪三十年（1904）冬，发生了开平矿业局诉讼事件，严复被邀前往英国伦敦进行交涉。次年，孙中山由美洲到达英国，获悉严复在伦敦，想争取他参加民主革命，特意去拜访了他。二人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交谈。严复认为：“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孙中山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①也就是说，严复坚持“渐进”的观点，认为应从教育着手；孙中山主张“急进”，认为应立即进行革命，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由于双方之间的观点、立场相距甚远，因而未能联合。 　　严复回国后，恰逢马相伯在上海筹办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他在积极协助马相伯筹办学校的同时，应友人的邀请在上海青年会作了8次政治学讲演。他的讲演稿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取名《政治讲义》。在讲演中，严复以政治同历史的关系及社会的演变来宣传他的“渐变论”，抵制行将到来的民主革命。 　　严复协助马相伯创建复旦公学后，第一任校长为马相伯。光绪三十二年（1906）马去日本考察，由严复接替，成为第二任校长，但他仅接任几个月就辞职了①。严复辞去校长职务后，又被安徽巡抚恩铭聘去任安徽高等师范学堂监督。他在学校又大讲“立宪之君”，直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夏，恩铭被刺，才离开这个学校。期间他曾去北京一次，被外务部尚书唐绍仪任命为游学生毕业考试同考官，共录取了陈锦涛、颜惠庆等十三人，分别赐予进士和举人出身。 　　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1905年12月），清廷增设学部，任命荣庆为尚书，主持学政。光绪三十四年（1908），严复被荣庆聘为学部审定名词馆总纂。宣统元年四月（1909年5月）又被派充为宪政编查馆二等咨议官、福建省顾问官。宣统元年十二月七日（1910年1月17日），清廷赐予他文科进士出身。 　　①汉民：《述侯官严氏最近之政见》，《民报》第2期（1905年）。 　　①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严复集》第5册，第1550页。 　　宣统二年（1910），清廷成立预备立宪机构资政院，严复“以硕学通儒”的名义，被“钦选”为资政院议员。同年十一月，清廷设立海军部，由于严复在海军工作多年，特授予他海军协都统衔。宣统三年（1911），清廷又特授予他海军部一等参谋官等职务。 　　严复从戊戌维新变法失败以后，到辛亥革命前13年间，他虽表示“罢政归第”，不涉足政治，一心一意从事翻译著述，但并没有完全脱离清廷，相反，在清廷担任的职务比戊戌变法失败前更多。这时严复的思想不仅没有随时代的前进而进步，反而日益趋于保守。在《译〈群学肄言〉自序》中这样写道：“窃念近者吾国，以世变之殷，凡吾民前者所造因，皆将于此食其报。而浅谫剽疾之士，不悟其所从来如是之大且久也，辄攘臂疾走，谓以旦暮之更张，将可以起衰而以与胜我抗也。不能得，又搪撞号呼，欲率一世之人，与盲进以为破坏之事。顾破坏宜矣，而所建设者，又未必其果有合也，则何如其稍审重，而先咨于学之为愈乎！”②他一方面批评改良派，“攘臂疾走”，“旦暮更张”，“将可以起衰而以与胜我抗”；一方面攻击革命派，“搪撞号呼”，“盲进破坏”，从一个进步的思想家走向保守的营垒。 　　1912年1月1日，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在南京宣布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制度，结束了清朝26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严复虽然对清朝统治不满，但又认为“天下仍须定于专制，不然，则秩序恢复之不能，尚可富强之可跂乎。”又说：“吾国形势程度习惯，于共和实无一合。”①②张若谷：《马相伯先生年谱》，第214—218页。 　　①《严复集》第1册，第1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