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流亡海外,创设保皇会





  九月初十日(10月24日),康有为经由吴淞、香港到达日本,他在途中发表公开信,说是“天祸中国,际此奇变”,称慈禧太后为“伪临朝”,称幽废光绪帝为“罪大恶极”,并将“密诏”改窜露布,提出“无徐敬业之力,只能效申包胥之哭”②,表示要“奉诏出外求救”。

  接着,康有为发出《奉诏求救文》,首数慈禧太后大罪十条,继言光绪帝“勤政爱民,大开言路”等“圣明”。说明自己“过承知遇,毗赞维新,屡奉温室之言,密受衣带之诏”,准备“奉诏求救”。当他在香港时,就想“动身到英国去”,并“先告英使署参赞及上海领事、香港总督,请其电英廷相救”。还谒见英国子爵柏丽斯辉,“请其出力相救”③。他的弟子梁启超在逃亡途中上书伊藤博文,请他与英、美诸公使商议揭破慈禧太后“欲杀寡君之阴谋,诘问其幽囚寡君之何故”①。等到了日本,康有为又请文部大臣犬养毅予以支持②;又上书同文会领袖近卫笃麿,说明“受衣带之诏,万里来航,泣血求救”③。

  这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陈少白也在日本,“以彼此均属逋客,应有同病相怜之感”,拟亲往慰问,借敦友谊,曾托日人宫崎寅藏、平山周等向康有为示意。康有为表示自己奉有“密诏”,不便和革命党人往来,拒绝合作。孙中山又通过日本人的关系,组织一次孙、陈、康、梁的会谈,商讨合作方法,康有为不到会,派梁启超为代表,没有谈出什么结果。孙中山复派陈少白往访,梁启超导陈见康,陈少白反复辩论至3小时,请康有为“改弦易辙,共同实行革命大业”。康答曰:“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脱其禁锢瀛台之厄,其他非余所知”④。

  光绪二十五年(1899),清廷向日本交涉,不准康有为留日。二月二十三日(4月3日),由日本外务省赠以旅费,康有为自横滨乘和泉丸渡太平洋,抵加拿大,在温哥华、乌威士晚士打等地演说:“惟我皇上圣明,乃能救中国”,希望华侨“齐心发愤,救我皇上”①。旋渡大西洋赴美国,企图运动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扶助光绪帝重掌政权,未能实现。又重回加拿大,于六月十三日(7月20日),与李福基等创设保皇会,亦称中国维新会。《会例》指出:“专以救皇上,以变法救中国黄种为主”,准备在美洲、南洋、日本、香港、澳门各埠设会,以澳门《知新报》和横滨《清议报》为宣传机关,以保救光绪帝,排除慈禧太后、荣禄、刚毅一伙顽固势力为宗旨。同年,②文悌严参康有为折,《光绪朝东华录》,总第4116—4121页。

  ③《新闻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五日。参见汤志钧撰《关于光绪“密诏”诸问题》,《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4期。

  ①康有为:《谢奉到衣带密诏折》。

  ②梁启超、王照:《致伊藤博文书》,《伊藤博文关系文书》“外国人书简”八,日本塙书房版,第413—414页。

  ③康有为、犬养毅笔谈记录,共二版,日本冈山县木堂纪念馆藏。

  ④《近卫笃麿日记》第2卷,日本鹿岛研究所出版社昭和四十三年六月版,第184—185页。①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戊戌后孙康二派之关系》。

  印有《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说要保国保种非变法不可,要变法“非上圣如皇上不可”,凡是有“忠君爱国救种之心”的都是会中同志。他把“忠君”和“救国”联系起来,把光绪帝和变法联系起来,“救圣主而救中国”,在海外颇有一些号召力。

  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康有为由香港抵达新加坡,正式接受英国政府保护。这时,义和团运动展开,他主张“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②,“先订和约以保南疆,次率劲旅以讨北贼”③,说是光绪帝复位,就能“辑睦外交”,“中国可安,亿兆可保”④,酝酿“讨贼勤王”。结果,实际活动的唐才常在汉口事泄被杀,演成自立军悲剧。

  ②康有为:《在乌威士晚士打演说》,《清议报》第十七——十八册,光绪二十五年五月初一日出版,罗裕才笔记,见《康有为政论集》,第407页。

  ③康有为:《致各埠保皇会公函》,《康有为政论集》,第414页。

  ④康有为:《上粤督李鸿章书》二,《知新报》第126册,光绪二十六年一月十五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