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时事的变幻使曾国藩朝另一方向发展。 　　道光二十九年（1849），曾国藩已升任礼部右侍郎。当时，经过鸦片战争之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侵略自沿海向内地而逐步深入，国内原有的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面对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动荡形势，曾国藩感到忧心如焚，因而在咸丰帝即位后连续上奏，提出不少建议。其中，《应诏陈言疏》关于人才的培养与使用对咸丰帝有所震动，批示“切中情事，深堪嘉纳”，令有关部门“评议以闻”，但经“部议格不行”；《议汰兵疏》进呈后获“召见，嘉其切中时弊，谕以俟广西事定再行办理”①。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曾国藩在极其焦急之中又向咸丰帝陈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直接向咸丰帝提出三条尖锐的批评意见。其一是“防琐碎之风”，批评咸丰帝“自去岁以来”只注重诸臣之“细节”，而疏于国家大计，表现在“发往广西人员，..位置之际未尽妥善”；其二是“杜文饰之风”，批评咸丰帝“徒尚文饰”，不讲实际，不能采纳好的建议，“自去岁求言以来”，对一些“嘉谟至计，究其归宿，大抵皆以‘无庸议’三字了之”；其三是消“骄矜之气”，批评咸丰帝去岁以来既下诏求言，结果却拒谏自专，无视百僚的意见。指出“目今警报运筹于一人，取决于俄顷，皇上独任其劳，而臣等莫分其忧，使广西而不遽平，固中外所同虑也”②。也就是指责咸丰皇专横独断，致使太平天国起义不能很快镇压下去。曾国藩上奏此折是想效古忠臣之鲠直敢谏，自以为不失为忠心耿耿之诤言，但却差一点引起大祸，咸丰帝阅奏后大为震怒，“立召见军机大臣，欲罪之”①。由于周围大臣的劝说才作罢。这次事件对曾国藩教训很深，此后他再也不敢凭一片赤诚去“冒犯天颜”了。 　　咸丰二年六月，他被派充江西乡试正考官。七月，得悉其母病逝讯息，急忙回原籍奔丧。 　　①《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55页。 　　②《国史本传》，《曾文正公全集》卷首，第13页；《曾文正公年谱》卷1，第21、25页。①《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第32—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