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对外妥协与御侮的双重心态





  辛酉政变的成功,使侵略者感到非常满意。事后,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说:由于支持奕䜣上台掌权,英国已在“北京建立了令人满意的关系”;声称由于这一“令人满意的结果”,英国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这个政府的顾问”。所以,英国在中国的喉舌《北华捷报》强调指出:在这个特别的关头,英国比过去任何时候“更有必要去支持帝国的现存政府”。法国人对政变的结局也感到高兴,其驻华公使在日记中写道:“宫廷革命没有骚动地结束了”,“恭亲王成为执政者,以后的谈判将更易进行”。对于列强的扶植和支持,奕䜣自然心领神会,所以,当他执掌大权以后,通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努力谋求与列强“和好”相处。用他自己的话说,即“换约以来,事事皆推诚相待”①,满足侵略者的要求和贯彻侵略者的意图。他所倡导的洋务活动基本是围绕“灭发捻为先”的方针,“购洋枪、置洋炮、办机器、造轮船,凡力所能及、有益于战事者,无不随时筹画”。以其显赫的权势,支持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创办一批近代军用工业,借用“外夷”之力,生产枪支弹药以征剿农民起义。与此同时,奕䜣还积极实施“借洋兵助剿发逆”的计划,奏请朝廷对曾国藩、李鸿章、薛焕等东南疆吏“借师助剿”“有请必行,不为遥制”,严厉镇压太平天国,以“俾洋人益形鼓舞”。咸丰十一年(1861),他同意委派李泰国和赫德相继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把中国的海关管理大权交给英人掌握。同年,奕䜣以巨款托付李泰国购买船舰,筹建海军。同治二年(1863),这支舰队开到了中国,但舰队的指挥却是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思本,还招募了600多个英国海员和水手。李泰国还私许阿思本对舰队有完全指挥权,除清朝皇帝以外,他不接受任何中国官员的命令,并对皇帝的谕旨有权加以选择。这是由清廷出钱供养,归英国侵略者指挥、控制的一支舰队。奕䜣不但没有抵制,还准备接受英国侵略者这一无理要求,甘受外人挟制。这种对外一味顺从的懦弱行为,连曾国藩、李鸿章都感不满,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要求将舰队解散。清廷诏令遣散船员,留下船舰。英国方面无理取闹,坚持“既不用其人,则船炮亦应缴还本国”,还向清廷索取赔款。最后,奕䜣只好曲从其意,退还船只,向英国赔礼赔款。同治三年(1864),奕䜣同意乌里雅苏台将军明谊签署《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将新疆大片领土割给沙俄。同治九年(1870)五月,天津爆发反洋教斗争,群众焚毁教堂,杀死法国领事和外籍教士多人。在处理这起重大涉外事件中,奕䜣明知“曲在洋人”,却在法国等列强的要挟下,一再迁就,息事宁人,支持曾国藩镇压群众,惩处天津知府和知县,了结天津教案,取媚洋人,与外国“曲全邻好”。奕䜣对外妥协的外交政策,连其弟奕譞也深为恼火,他诘问奕䜣说:“素日无备,故临事以‘无可如何’四字塞责,自庚申至今十年,试问所备何事?”①奕譞还指责奕䜣主持总理衙门以来,“夷务尚无起色”,对“外夷”提出的要求“有可无否”,全盘否定了奕䜣所执行的外交政策。

  奕譞的指摘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也应该看到奕䜣矛盾的对外态度。咸丰十一年(1861),他在奏请练兵“自强”的奏折中说道:“抚议虽成,而国威未振,亟宜力图振兴,使该夷顺则可以相安,逆则可以有备,以期经久无①王闿运:《祺祥故事》,《东方杂志》第14卷,第12期。

  ①《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3,第26页。

  患。”后来,在谈到为什么要购造轮船以求“自强”时又说:现在“虽英、法渐见信服,有日匿而就我之意,而为国家谋久安之策,则防患正不可不深。”同治三年(1864)初,他见太平天国大势已去,“金陵死守孤城,断难久踞”,对清皇朝构不成威胁了,便与英公使卜鲁斯言明:“金陵不用帮助,当议定撤退常胜军,专用中国官兵围剿”,无须再借洋人之力,以免“地方被其蹂躏..城池未复而要挟已深”①。天京攻陷后,太平军余部转战福建、广东,福建巡抚徐宗幹慌乱中又奏请借师助剿。奕䜣极为恼火,上奏“请旨饬下福建、广东两省将军督抚,毋再仓皇议调洋兵,致滋流弊,贻患疆圉”②,可见奕䜣借师助剿的程度是有分寸的。他在屈从列强、妥协退让的同时,又认为“夷情猖獗,凡有血气者无不同声忿恨”,声称英、法等侵略军“为我仇敌”,只是“时事多艰”,不得不忍辱退让,“隐消其鸷戾之气,尚未可遽张以挞伐之威”。事实上,即使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时候,奕䜣举办洋务的目的也有两重意思在内。在奕䜣看来,乘太平天国还没有被镇压的时候,“托名学制以剿贼,亦可不露痕迹”,如果太平天国业已荡平才去学习,“则洋匠虽贪重值而肯来,洋官必疑忌而挠阻”。故应乘此时机,实力讲求,以期尽窥其中之秘,练兵与办军事工业,“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还说刻下列强凭强凌弱,“洋人之向背,莫不以中国之强弱为衡”,倘若我能自强,器利兵精,则中外可以相安无事,否则,“我无可恃,恐难保无轻我之心”③。所以,他倡办近代军事工业,主要是消除内患,镇压农民起义,但也有攘外的准备,御侮的目的。同治二年(1863)五月,他在奏请购买洋舰时就指出:“如果用之得宜,则近之剿办长江逆匪,远之备御外侮,破浪乘风,纵横万里,实为长驾远驭上策。所最要者,在我须勤为学习,速得其法,庶不致日久为洋人把持。”①奕䜣的这些政治见解和种种作为,既反映了当时洋务派的普遍思想,也得到慈禧太后的信任和支持。

  ①《翁文恭公日记》第10册,第56页。

  ②《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卷,第1分册,第204页。

  ③《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5,第33页。

  ①《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