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地方当局对大理政权实行军事围剿不能得手，巡抚徐之铭奏请朝廷从事招抚。以马德新为云南伊斯兰教著名学者，人望甚著，马如龙与杜文秀同为回民，遂委马德新、马如龙出面遣人西上议和。同治元年（1862）二月，派马载堂抵大理，招抚未成，马载堂反被杜文秀说服留居大理任职。五月，遣督标中军副将杨振鹏奉命再赴大理劝降。行前马德新、马如龙分别致函杜文秀。杨振鹏尚未到大理，五月十五日杜文秀即致书杨振鹏，说明不可议和及难于议和之故，并劝其“无烦尊驾到榆”。其文云：想滇南大势，自兴师以来，我等所据城池不少，所戕官员甚多，而今竟转和息，复予官职，是无异杀刺史者为刺史，杀宰相者为宰相。体制何存？在朝廷岂不虑贻笑于天下后世乎？推其心，不过因江南未靖，西洋复来，各省纷争，天下鼎沸，暂为缓此急彼。俟彼处稍定，必将举全师以压我境。迨至彼时，我兵已散，我将各离，始知朝廷包藏祸心，则谋不及施，勇不及逞，嗷嗷待毙，悔之晚矣。此不可和者，一也。 　　数年以来，我兵到处，杀其父母，夺其子女，搂其玉帛，焚其房屋。凡受害者，无不饮恨于心。所恃者，用威之后，继之以恩。纵有一二不平之人，亦因兵权在我，一切精壮尽为我用，彼即思逞，附和无人。若一从和，则精壮散，兵权分，不平之人于以得计，暗中调为，乘隙生变，以雪前仇，以报前仇。彼时外兵压境，内患迭兴，真使我等手足无措，必将坐受其困矣。此不可和者，二也。 　　当此时也，我以图谋大事，渐民以仁，摩民以义，凡有驱策，莫不听命。则此时之民，无不视我为父母，即视彼为仇雠。为我驱策，无不听命。若一从和，是为朝廷之民，归之朝廷。彼又将视朝廷为父母，视我为兄弟。一旦有变，犹欲驱百姓以迫敌，则是驱兄弟以攻父母。有是理乎？有是理乎？况为兄弟也者，势必顾父母以攻抗傲之兄弟，未有顺弟兄以攻恃怙之父母。此不可和者，三也。 　　若一从和，则半年两载之后，或朝廷另委督抚，另委提镇，来滇视事，将现受其职者调往别省。欲不从，则抗违君命。欲从之，则虎已离穴。当乎其际，势必不从。不从，即叛矣。昔日之叛，实因灭回激成，犹可说也。后日之叛，必因违君命而起，有何言哉？则前日之误，犹为不误，后日之误，终为大误矣。此不可和者，四也。 　　天下穆民，本属一家，何分低昂，今之所设都督、将军、先锋、统制等官，外虽各有官职，而内实顾持教门。所以远近亲友，无不乐从。若一受大清之职，则某也身荣显贵，某也食贫居贱，富贵失望，贫贱攸分，人心含怨，势必至操戈入室，同类相伤，祸有不可胜言者矣。想朝廷以和相议，以官相饵者，尽在此矣。此不可和者，五也。 　　抑或谓：既受清职，权自我操。远近亲友，莫不尊亲。岂不思曩日之督提镇州县府厅，实因灭回之故，遂至戕杀多员。彼朝廷命官尚难免此，况由叛而得之官乎？异日人思报复，心怀不平将谓我杀官而得官，彼又杀官而得官，又何不可乎？出乎尔，反乎尔，事有必至者矣。此其不可和者，六也。至若迤西，回之受职者数千，汉之受职者数万。十八土司俱各袭职。文则划策，武则立功。三教同心，联为一体，纵不能远期大成，亦可以偏安小就，效法南诏，历年八百。其诸时势，差堪自信。若一从和，则回之受职者固无庸议，汉之受职者将置之于何地乎？富贵失望，贫贱交迫，势必至操戈入室，同类相残，祸有不可胜言者矣！此难于和者，一也。 　　凡此旧官，秩然有序。若谓现在城池，即令守其土者仍旧职守，我迤西官多地少，安彼则此怨，安此则彼怨。况此同僚，视为手足，一切英雄，素有大志，誓不愿为贪官所屈。若一从和，则各率兄弟，分别四方。昨接来函，传集百议，无一应者。此难于和者，二也。 　　现在迤西边患已息，内政就绪。府厅州县安堵如常。士农工商，各归本业。同心捍卫，众志成功。一闻讲和，纷纷聚讼，情愿敌忾，不愿从和。犹恐误中奸计，别生事端，则已安之地，反遭蹂躏。揆之人情，和之一说，不惟回不愿，而汉更不愿矣。此难于和者，三也。②文秀对于当时不能妥协的局势，洞若观火。大理政权领导集团反抗清政府情绪之炽烈，更跃然纸上。同年冬，徐之铭、马德新派田余庆三赴大理招抚，被杜文秀断然拒绝。三年（1864）四月，马德新亲赴大理“和谈”，当他劝杜文秀接受清政府委任的官职时，杜文秀义正词严地说：“以一个合法运动的领袖，竟卑怯地放下武器，从压迫者手里接受一个平凡的职衔，我深深替这些人感到羞耻。”①马德新大理之行也以失败告终。稍后杜文秀致马德新函说：“官吏反覆无常，前车在鉴，未可信也。且满人夺我中夏，主政二百余年，今之官吏大都忘其根本。吾三迤，回汉一心，誓绝满虏，有进无退。况今者太平天国业已克复十有余省，石达开奉命来滇，将与吾歃血为盟，互相援助，扫尽腥膻，以安吾民，指顾间事耳。”②这里指朝廷为“满虏”，革命情绪堂堂正正，坦然无讳。徐之铭的招抚政策宣告完全失败。 　　②《云南通志》卷110，40—41页。 　　①《覆杨振鹏书》，《回民起义》第2册，105—107页。 　　②罗舍：《清季云南回民起义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