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文秀既结盟于蒙化，静观时变，及闻楚雄、昆明屠回噩耗，知大祸再起。 　　三月，滇西北鹤丽镇标千总张正泰聚集无赖游勇，歃血为盟，成立“合义堂”。七月，屠杀鹤庆、丽江、剑川回民，进围邓川、浪穹，兵锋指向大理。大理及郊区回汉冲突不断升级。八月初，大理回民惊恐万状。回民父老求知府唐惇培制止。唐惇培表面上召集回汉士绅商订“互保”条约，实则以堵防张正泰为名，将回族团练全部调往上关防守。回民又请求知县毛玉成保护，毛玉成率众向唐惇培和迤西道林廷禧请命，均遭拒绝。毛玉成垂泪而已。此时有贵州回民吕藩，住在丰城庄，素以多策谋称。情势危急，回民都来找他问计，表示愿意听从他的驱使。吕藩说：“某日黎明，团练汉人将来夺村。我们预先准备好引火之物，埋伏在附近汉村中。等到他们出兵，各村同时放火，他们会心慌意乱，不战自溃了。”大家按照他的主意办理，各个回民村庄幸得一时保存。大理城内回民看到求官府保护无望，只好分区设防，筑起木栅，防备攻击。 　　初九日，团练期满，迎团于四乡。火烧回族村寨、清真寺。初十日，团练围攻大理西门，回民拼死抵抗，血战数日。后赖有死士50余人，奋力占有武营军库，得火药若干、大刀多柄、陈旧火枪多枝，得以暂时勉强抗拒。蒙化回民于事前两日得大理回民求救书。“忠义堂”的领导人即在清真寺开会，决议救援。他们通知各村共募得志愿青年近千人。共举马天有带队冲锋，蓝金喜、马朝珍、马金保统帅中军，马三进士办下关粮草事务，马云霄督后队，杜文秀则订行军律例、掌军法。同时通知“永胜堂”，共起弥渡、赵州回众，会师大理。 　　八月初五，鸡鸣起行。卯时，已距下关不远，遥见关外汉团来屠下关、营头上、小关邑等处回民。红旗②业已进关，有即与城内汉团会合之势。马天有出其不意，挥众而上。红旗军惊溃，马天有遂入下关，进据大理。清军团练均未大战而散，知县毛玉成、迤西道林廷禧，死于乱军之中。知府唐惇培逃往宾川，死于途中。提督文祥时在姚州，分兵回救，为时已晚。其时，张正泰急向大理奔来，回民军分三路出击，大败张正泰军。 　　杜文秀暨蒙化回民，既据有大理，远近回民，应者日众，势力渐大。蓝金喜、马金保、马朝珍、马良、杜万荣、马名魁等，都自矜有功，各不相下；金喜贪财务得，御下寡恩，更失人望；更有甚者，借机报复，侵扰人民。回民内有识之士，都恐自开衅端，遗人间隙。便发起大会，共同商讨。会中金喜等竞相夸伐，独有文秀沉默不语，最后才说：“欲举大事，须收拾人心，不当专尚武力，且汉众我寡，尤须重用汉人。”大家都佩服他的见解，吕藩尤力赞其议。于是下令严禁杀戮无辜，掳掠民财，并厚葬知县毛玉成。对同情回民的文祥夫人予以抚慰。于是回汉仇杀的局面，顿成过去。而援回抗汉之师，转化成协和回汉各族共同对抗腐败的清朝地方政权的团体。 　　九月二十五日，文秀被推为“总统兵马大元帅”，升坛授命，授吕藩为军师，马金保为中军将军，杨荣为骠骑将军，刘纲为平东将军，陈义为镇西将军，马良为平北将军，朱开元为平南将军，蓝金喜为奋勇将军，杨德明为②马观政：《滇垣十四年大祸记》，《回民起义》第1册，294页。 　　左翼将军，宝文明为右翼将军，马天有为前军将军，马朝珍为后军将军，张子经为总理军机正参军，马国忠为总理军机左参军，马印图为总理军机右参军。马安国为都掌教，管理伊斯兰教事务。此后又陆续设官授职。大抵武职为将军、大将军、都督、中郎将、翼长、领军、指挥、先锋、统制等，文职为参军、大参军、参议、参谋、主政、主簿、司务等；又有大冢宰为文职之最高领导，大经略为武职之长，有大司马为军事要员，承审司为司法之官。任用之人，开始以回民为多，其后则汉人之数目大增。对各少数民族旧有之土司根据其原来职位之高低授以抚夷大都督、抚夷大将军、宣政司、副宣政司等职。做到“外连夷长，内结汉民，进无异心，退有余地”①。宣布起义军的纲领：“遥奉太平天国南京之号召，革命满清。” 　　文秀手订《管理军政条例》，内有关于帅府执行5条，关于镇守官吏执行14条，关于军令执行28条，关于行营23条①。略见其政治建树之大概。一、保举官员，须审查才能，酌量功勋。果然堪授此职，方可保举前来。亦须循序渐进，勿得越级滥保。若有不论才能功勋，或私自受贿，或亲故滥行保举，实属不重名器。一经查觉，本人罢职，该保举官滥保一员，降一级，二员降二级；如至十员以上，罢职。 　　一、地方税课，旧有例者，方准抽收。不得私加名目，妄自征收。如土产等类，亦不准勒逼抽取。违者，一经查觉，小者记过，大者参处。 　　一、府厅州县各衙门内，不须多养闲人。至六房书吏，两班差役，以及门房签押各行，须择忠厚明白者用之。一切猾吏，不准任用，以为民害，并量其事之轻重劳逸，每月分别等第，给以工食，不准私索民间分文。如有私索一两至五（十）两者，杖一百追赃；自十两以至二十两者，杖二百，追赃抄家；自二十两以至五十两者，拟绞；至一二百两以上者，拟斩。 　　一、文武官员，无论镇守地方，或攻开地方，不准估娶民间妇女，为妻作妾。违者，罢职。 　　一、发兵征讨地方，须委统带官一员，即如元帅亲临。所有各将官，无论何职，务须听号令，勿得违抗。如违，准管带官按所订军令认真惩办，而统带官亦须秉公提调，量能委派，不得于所喜之人委以平顺之事，故意使之成功；亦不得于所恶之人，委以凶险之事，故意使之获罪。如违，实属存心偏袒，有负委托至意，应参处拿问。 　　一、带兵官经过投诚地方，如有擅入村寨，妄动一草一木，奸淫吓诈等情，查出，不论官兵，均枭首示众。 　　一、族分三教，各有根本，各行其是。既同营干事，均宜一视同仁，不准互相凌虐。违者，不拘官兵，从重治罪。 　　一、官兵如经过文武庙宇，不准驻扎。违者，治罪。 　　杜文秀深受清廷实行的反动民族政策之害，从永昌和昆明惨案中他认识到，直接下令杀害回族人民的罪魁祸首是清廷各级官吏，挑拨回汉“互斗”的也是清廷，汉族人民也“同受其害”，是无辜的。文秀为此制订和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大力改善回汉关系，加强民族团结。他“重用汉人”，“不分汉回一体保护”，“回人犯罪较汉人定罪加严”。在他的297名统属官职中，汉、白、彝、景颇、傈僳、纳西等族官员就有284名，回族官员仅13①当时清军团练执红旗，回民军执白旗。 　　①《钦定平定云南回匪方略》卷47。 　　人。文职36名内阁参军中，大都为汉、白族。十八大司中汉族有大司寇李芳园，大司成梁国玉，大司略董飞龙；白族中有大司卫姚得胜；彝族有大司防李文学。杜文秀指出：“至若迤西，回之受职者数千，汉之受职者数万。”大理政权军队中，“汉兵十之七八，回民（兵）十之二三。”他对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十分尊重。杜文秀在民族政策方面用力最勤，效果最突出。民族问题在当时当地是最不好解决的问题，杜文秀成功地解决了。从而实现了回、汉、白、彝、纳西、傣、傈僳、景颇各族人民联合反清的政治局面，为大理政权坚持18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杜文秀依李芳园的建议，“改正朔，蓄全发，易衣冠”。废除府厅州县制，把属地改为64四■，每■设大使1人（镇守使）、参军1人（州县官）、主簿1人（管财务）、承审司1人（管司法）。进而严明法制，廉洁吏治，稳定了社会秩序。传说，当时滇西“偷盗绝迹，夜不闭户”。 　　杜文秀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对发展农业、商业、矿业、手工业生产极为重视。兴修水利，发贷耕牛、籽种给农民耕种。农忙季节则避免大量调动军队和征调夫役。规定“田赋征粮米，除丁银”。“地方税课，旧有例者方准抽取。不得私加名目，妄自征收”。“每年征粮一次，其余大小苛敛一律豁免”。并轻征商税招徕外地商人、商贩和手工业者免税；在交通要道或险要地带派兵保护，以利外地商人通行；在外商贸易之地设立专门办事机构；对进入滇西货物数量及其价值进行登记，如其在境内被盗或遗失，由地方当局负责赔偿；整修道路，促进滇西与四川和缅甸之间的贸易；在大理南门外、永昌、腾越等地设立行店和货栈为商人提供方便。滇西地区商业和手工业发展较快，一些城市的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大理城内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滇西地区“百姓安居乐业”。 　　伊斯兰教受到了保护，还有了一些发展。掌教阿訇有一定的地位，有的大掌教直接参与政事②。文秀下令修复了各地被清军毁坏的清真寺，在大理城内新建了几座清真寺，各清真寺设立“经馆”，聘请著名经师担任“经馆教谕”、“训导”，发展经堂教育，培养伊斯兰学人。同治元年（1862）刊刻《古兰经》，名曰《宝命真经》，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古兰经》刻本。自咸丰六年（1856）杜文秀得大理建立政权，延揽人才，励精图治，扩充军队，向四方发展。经11年之久，至同治六年（1867）十月，大理政权已奄有云南之半。昆明西之镇南、姚州、赵州、弥渡、宾川、云南、邓川、浪穹、云龙、丽江、鹤庆、剑川、永昌、永平、龙陵、腾越、顺宁、云州、缅宁、永化、蒙化、大姚、姚安、广通、中甸、维西、禄丰、安宁；昆明南之思茅、普洱；昆明北之罗次、武定、元谋、禄劝，均已归大理政权掌握。其最盛时已占有云南53座城池。昆明东之曲靖、寻甸，阳受云南政府的任命，实亦阴听杜文秀的指挥。贵州方面，则有金万照、张翎翔、马河图等，占据新兴府及普安厅所属各州县。陕西、四川方面，则有蓝大顺、蓝二顺、蓝朝鼎等先后攻至绵竹、西安。这几方面都是大理政权的别动队。此时大理政权几近掌握西南各省。 　　②详见《回民起义》第2册，111—120页。